1905年的某一段時間，上海《申報》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同樣一則廣告——長命洋行的療病神帶。一名留著絡腮胡、身穿西裝的外國人用雙手捧著一條電帶，電帶放出無數電氣，射向打著赤膊、留著長辮的中國男子。再仔細一看，男子的腰上也纏著這么一條電帶，電帶上有電鉤交通電流，電鏢控制開關，電線則連接到銅箍，銅箍貼著命門、丹田、腎部，讓電流直達腦筋、下通涌泉、旁及奇經八脈五臟六腑。廣告圖像周圍環繞文字，開頭寫著：“本行所售之電氣藥帶乃著名西醫麥克勞根所創制。”電帶號稱能治療各種疑難雜癥，從身體羸瘦、小便赤澀、月經不調，到傷寒、肺結核、癱瘓。  

麥克勞根療病電帶（出自上海《申報》，1905年10月26日第16版）

之所以提起這一則廣告，我的目的不在于讓讀者多了解一項過去的新商品，而是希望借此挖掘某種較深層的意義關連，以呈現中國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其中一面。中國的現代性，如李歐梵所言，涉及一種新的時間意識，讓“今”與“古”成為對立的價值，并且將“當下”視為與過去斷裂、連接輝煌未來的轉折時刻。晚清民初的數十年間，是現代性意識萌發的關鍵年代，新事物接二連三地到來，人們的經驗之流暴露于不斷的驚奇之中。而這些新事物并非單獨地被接受；相反地，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整體的轉變下，以不同于過去的方式把握個別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帶這項醫療商品，就跟本書要探討的催眠術一樣，是在一種新的身體論述浮現的前提下，才在中國社會里獲得廣泛的接納。這種新的身體論述，我稱之為“電磁化的身體觀”，它形塑大眾的現代性經驗，并使催眠術獲得新的認識可能。

當我們細看電帶廣告的內容，會發現里頭主張：世界中的物質無不帶有自然電氣，而人體的精神氣血亦有賴電氣維持，透過電帶由外而內補充、調節人體電氣，即能夠增進健康，緩解病痛。再考究長命洋行的產品來源，可知它來自19世紀末美國芝加哥Dr. M. L. Mclaughlin公司出品的Dr. Mclaughlin‘s　Electric　Belt。這類電氣醫療產品風行美國并暢銷中國，是一個時代集體心態的縮影，無論19世紀90年代美國的愛迪生電力網絡，或者20世紀中國的口岸城市、殖民地臺灣，人們不斷目睹電氣化帶來現代生活的改變。[一個例子是臺灣畫家陳澄波（1895—1947）的作品，在多幅畫作中電線桿都是重要的構圖元素，引導觀畫者的視線。而在畫家潘思同（1903—1980）的重要畫作《上海南京路》里，電線也主導了畫面的分割。]一名研究者曾經用“電氣神學”（electric theology）來形容當時人們對電力的崇拜，仿佛在它所及之處賦予一切事物生命與力量。李歐梵在他知名的《上海摩登》里也提到，上海的摩登作家們“沉醉于都市的聲光化電，以至于無法做出任何超然的反思”。聲光的新形式感官體驗來自電氣的發明，電磁相生，“電磁化”可說定義了近代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面向。

我們在此看見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力設施作為外部技術系統，提供人們視覺、聽覺的新刺激，而身體對電流、磁力流的體驗則成為內部的對應。療病電帶以有形的方式創造電流交通的身體感，而催眠術則帶來無形的內在電磁體驗，許多人形容感應到能量在軀干四肢流動，甚至設想腦筋能夠放射電磁波動。就此而論，現代性不只由物質的現代化所促動，也牽涉人們的身體意識及身體想象上的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身體觀絕非一朝一夕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傳遞、接觸和抗拒后，才在特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產生廣泛影響。電磁化身體觀最早在18世紀的西歐萌芽，1773年，維也納醫師梅斯梅爾宣稱在治療個案奧斯特林小姐身上發現了先前人們不曾察覺的物質——動物磁力。這位催眠術的先驅指出，宇宙間布滿流體，且“天體、地球和有生機的身體間存在交互影響”，疾病產生于磁力流的不均勻分布及阻滯。他的磁性催眠學說吸引無數追隨者，并擴散到西歐各地。19世紀30年代，磁性催眠術從歐洲傳入美國，昆比繼承這項磁化治療，許多昆比治愈的病患描述催眠過程像是“抱著一顆電池站在絕緣凳上”。 1851年時，美國催眠師多茲甚至出版一本名為《電氣心理學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lectrical Psychology）的著作，以正負電性來解釋疾病的原理。這套疾病的電磁解釋，影響了后來療病電帶的發明。

不過，電磁化身體觀卻沒有緊接著在中國出現，而是要等到19世紀末。這段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差，不是來自知識或技術在傳遞上的延遲，而是過去天朝的優越心態，使得新的身體觀缺乏適合的出現條件。事實上，中國人在梅斯梅爾發展出這套治療的10年內就對此有所聽聞。1783年8月1日，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致信給巴黎的耶穌會長官貝爾坦神父（Abbé Bertin），表示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跟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非常相似的學說——中國功夫（Kongfou chinois）。“倘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堯舜、黃帝、神農乃至伏羲的時代，有一種差不多類似于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的治病方法，那么無疑至今仍有一些還流傳著。”他還指出，梅斯梅爾的理論中的磁性雙極即是太極系統里陰陽的特殊、附屬形式，而氣的不平衡則造成疾病。錢德明的觀點除了來自自身觀察，也很可能來自他跟中國人溝通的經驗。而19世紀初，法國耶穌會出版的《外派傳教士教化書信選集》更印證了這點，一名傳教士寫道：

他們〔中國人〕總是希望說服我們，所有對社會有用的科學與藝術都是在歐洲人動念之前的幾世紀創造于中國。一個很簡單的證明就是：磁性催眠術的發現應歸功于他們。這門技藝被他們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而即使到今天，那些道士仍顯示他們比我們的梅斯梅爾及其他法國磁性催眠專家更加優越，不管在理論或在實作上。

由此可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中國人對催眠術并非全然陌生，而是不具有跟西方人相同的心靈去賞識其中蘊含的電磁學說，也因此不認為催眠術有任何特出之處。在他們的觀念里，身體本應經驗到的是氣的失調——匱乏或過剩——而不是電磁力的灌注，如同萊頓瓶（Leyden jar）、伏打電池或電磁鐵的運作；博大精深的氣與陰陽，即可以涵納、解釋傳教士口中催眠術的一切。這樣的差異不令人意外，前現代或現代早期的東方人與西方人擁有不同的身體語言、感知，乃至身體存有論，已是許多人所認知到的事實。但到了19世紀后半葉，西方科技展現了它的物質優勢，西方醫學對中國傳統醫學構成的挑戰也逐漸讓人無法忽視。這不只是知識、概念上的沖擊，也同時是具體經驗的轉化；一種由“氣”到“電氣”“電磁波動”的現代身體意識于焉出現。直到此刻，催眠術才有機會在中國獲得現代的、與功夫分離的意義，躋身新事物之列。

而催眠術之現代意義的浮現，也必須歸功于“nerve”概念的轉變。[過去不少學者都已處理過近代中國由“心”到“腦”的轉變，但我想指出，這個轉變與“氣”到“電”的轉變未必同步。唯有當“電”成為理解腦神經生理的主流時，催眠術才顯示出它的現代意義。張寧已經看出這個跡象：“醫學之外，也有文章將腦氣筋與自然科學，特別是電學，相互比擬。”但我認為電學與腦氣筋并非僅是相互比擬的關系，而是“氣”與“電”兩種醫學解釋模型的存有論差異。參考：張寧，《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第15頁。]雖然早在明初以來的醫學文獻中就已經有此解剖學上的描述，例如《回回藥方》便已出現“筋頭是腦”的說法。但nerve一直被形容為“氣”的運行路徑。[例如，17世紀20年代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在《泰西人身說概》里將nerve翻譯為“細筋”，并指出“細筋中無空處，止有氣而無血，故身體不能覺、不能動者，因無氣則無力也。”見鄧玉函口授，畢拱辰編輯，《泰西人身說概》（1621），第131頁。]即使在19世紀50年代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編寫的《全體新論》里，nerve都還是與“氣”脫離不了關系，被譯為“腦氣筋”。直到19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電生理學的引入，nerve才逐漸連接上“電”的法則，例如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在《格物探源》里寫道：“電學之出也如此其艱，功用如此其巨，究不知此事早具于吾人之身，自有生民以來，無一人之體非此電氣之流動者。電報之銅線，在人即為腦氣筋。”以及被麥仲華收入《皇朝經世文新編》的一篇文章亦記載：“請言腦氣筋為電學之理，其質非筋、非肉、非脃骨，而如管而柔、如絲而白，外為胞膜，內為精髓，分布于五官四體，無時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于腦，故名曰腦氣筋。”透過將nerve比擬為電線，神經電學提供人們一套新的語匯、新的語言再現方式，也創造新的認知及感覺模式。

譚嗣同（1865-1898）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仁學》里，我們能清楚看到電磁化身體觀對他產生的影響。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誠如不少學者指出，《仁學》混雜了西方科學語匯與儒、釋、道、墨等各家之說，“電”“以太”已非原始西方科學的概念，必須放在“仁”“心力”等觀念下予以解讀。雖然電磁化論述的影響力在《仁學》中被凸顯了出來，但傳統思想中“氣”的成分仍未消失。一方面，他吸收了神經電學的知識，將有形的腦與無形的電相類比，并視電氣為宇宙萬物的媒介。他寫道：“電不止寄于虛空，蓋無物不彌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為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為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為一身，即當如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也。”另一方面，譚嗣同也用“電象”來形容自己的靜坐體驗：“信乎腦即電也。吾初意以為無法之動，繼乃知不然。當其萬念澄澈，靜伏而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動不止。”

在當時，譚嗣同絕不是擁有這類經驗的少數人，但他的文化涵養讓他有能力將各種外來的影響納入一套思想架構之中；相較之下，許多中下階層的庶民也受到類似的電磁化身體觀的影響，但他們不是透過有系統地閱讀西學書籍，并形諸思想表達，而是透過散落在生活中各種片斷的活動，來接收或展現他們對新觀念、新事物的態度。比起專注于思想性的討論，本章更關心后者所呈現出來的現代性意涵：催眠術和電帶、電報、電氣設施等新科學、新技術，在日常層次上廣泛地組織了市井百姓的現代性經驗。

近十余年來，近代史學界已有豐富的著述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描繪大眾所置身的現代場景，以及政治、知識與生活的相互滲透。本章延續這樣的學術旨趣，選擇從大眾科學的觀點切入，呈現華人社會里的催眠術活動與現代性經驗交織的情況。在一個熱烈歡迎科學的時代，催眠術顯示了它的爭議本質，鮮明地反映出人們正負兩極的觀點與情感。

本文節選自張邦彥著，《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