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紀念朱東潤誕辰120周年特別活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6樓多功能報告廳舉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駱玉明介紹了朱東潤先生的學術及人生事跡。

朱東潤先生小學時讀古文，曾獲學校國文大會小學組第一名。其扎實的古文基礎與唐文治先生的古文教育是分不開的。他曾說，從唐先生的教學里體會到古文的噴薄之美、情韻之美。

朱先生出生時家境已經衰落，依靠族人資助到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學習，即現在上海交大學校的前身。校長唐文治，當時位居農工商侍郎，是一位理學家，也是一位古文學家。唐先生熱衷于帶著學生讀古文，朱先生就在唐先生門下讀書。

據朱先生說，跟著唐先生讀古文“只讀古文，從頭讀到尾，一句話不講”。唐先生還鼓勵學生寫古文。扎實的古文研讀訓練使朱先生對歷代文章有更深刻的感悟，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獻基礎。

另外，朱先生關注歷代政治之得失，好發議論，受到了吳稚暉先生的影響。據陳尚君介紹，“吳稚暉先生學殖深厚，所作學問涉足政治較多。吳先生是蔣經國的老師，上世紀三十年代，身份如同國師。朱先生初中一年級時因為家境不好退學，隨后為吳稚暉先生所辦報刊做助理。1913年隨吳稚暉去往英國讀書。朱先生與其立場大不相同，但是對社會的關注，好發議論之風受到吳先生影響。”

“朱先生在尊重固有傳統的基礎上，能夠結合中西的眼界來完成中國文學批評史，當然這也和朱先生的英文好有關。”駱玉明說。

朱先生從英國回來后一直教授英文。1929年，朱先生到武漢大學任教，起初仍授英文。后經聞一多先生建議，于1930年開始中國文學批評方向的授課，從此轉入中文系。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初本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目前可以看到朱先生自己保留的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武漢大學內部所印講義的文本，都是鉛排線裝書。據陳尚君介紹，1984年和朱先生一起開會時，朱先生言其教授職稱評選只靠兩句話——校長問院長：這位朱先生有沒有著作？院長答有的。校長問是油印還是鉛排？院長答鉛排，于是評上教授。

三、四十年代，除授課文學批評史外，朱先生還研究《詩經》和《史記》，分別撰有《讀詩四論》《史記考索》兩部著作。但是朱先生不滿足于此。早年留學英國的經歷讓朱先生對英國文學有深刻的認識，他希望從西方文學中找尋新的道路。

墓碑只寫“傳敘文學家朱東潤”

1940年左右，朱先生個人的學術研究有了很大變化，他將英國傳記文學中的研究方法引導到中國文學研究中來，借鑒英國傳敘文學對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考證，主張在歷史變遷和時代大環境中觀照人物，這是朱先生對中國傳記文學所作的開拓。

朱先生撰寫了兩部傳敘文學著作——《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和《八代傳敘文學述論》。 “雖然過了70年，仍能看到當年見解之獨到和認識之深入。”陳尚君說。

《〈史記〉及史家底傳敘》對楚漢之爭勝負關鍵的分析細致而獨到。朱先生認為項羽因為是世代將家，所以“慎重名器”，“而劉邦只是一個無賴……他成功的因素恰是不惜名器。”

對隋煬帝的歷史書寫多與“荒淫無道”有關。然而，朱先生發現，關于隋朝二帝的敘述，道宣編錄僧史另有取資,并突破史家局限，得以較為客觀地展示隋代二帝的真實面貌及其與佛教之關系。先生從《續高僧傳》中看到隋煬帝的形象之高大，認為“隋煬帝是可與漢武帝媲美的人物”。然而由于初唐史家受官方敘事立場影響，極力貶抑隋代的政治建樹和隋煬帝之道德為人，“先生認為這不能不算是歷史上的冤獄”。

朱先生的議論讀起來輕松隨意，但是得到這種深刻的見解花了很大的氣力。30萬字的分析背后有 300萬字的考訂工作。朱先生最看重自己在傳敘文學方面的成就,曾說：“在我身后墓碑上，只要寫傳敘文學家朱東潤就可以了。”

理解張居正與元好問

“朱先生曾不無得意地說，了解世界傳記文學要看三部書，第三部就是《張居正大傳》。” 陳尚君說。

1943年，朱先生完成了《張居正大傳》，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張居正大傳》寫嘉靖、隆慶、萬歷之間張居正的一生和他的事功，特別關注張居正在國家處于危機的時候，如何協調與皇帝、宦官、后宮各個方面的關系，為國家開拓新的變化和道路。雖然完成的是三十萬字的著作，但是朱先生所做的文獻閱讀工作在千萬字以上，將明初以來政事舉措之得失，張的家世淵源與人事糾葛，進行梳理，在詳密的事件脈絡和人事沖突中揭示張的政治建樹、成功與失敗的根源。這是典型的英國傳記文學做法，這部書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上非常重要。

《元好問傳》體現了朱先生做傳敘文學時的特點。對元好問的文學成就，朱先生給與高度評價，但對其一生幾個關鍵抉擇上的偏頗，朱先生則給予批評。

世人熟悉元好問，大都因瓊瑤小說中引用“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句話，這是元好問《摸魚兒.雁秋詞》中的一句。元好問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優秀的詩人，歷代對其評價也都甚高。“然而朱先生充分地閱讀了元氏的文集和史料，結合元好問出生前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當時國家民族之間的沖突，金、宋、蒙之間的關系，對元氏在金亡前后的從政、為人，有一些新的認識，并不全如前人所述為金源文宗，大節凜然，而是奔走南北，節義有虧。”陳尚君說。

元好問極力否認為崔立樹功德碑一事，朱先生考釋后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之一劉祁晚年所著《歸潛志》道出元氏參與修改潤色之事實。另外，元氏一方面為耶律楚材歌功頌德，極盡文人卑躬屈膝之能事，一方面卻又寫出“三百年來涵養出,卻將沙漠換牛羊”這樣同情民間疾苦的詩句，這種行為之兩端令朱先生感到激憤，“到底是我在發昏還是元好問在發昏？怎么如此同情民眾慘痛苦難的人竟會為劊子手們歌功頌德？”

朱先生認為評判不能一概而論。元好問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偉大的詩人，他使用漢語寫作，認同華夏文明的知識分子。但他生活在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蒙古鐵騎武力橫掃中原大地，鋼刀之下，中原民眾遭屠戮流離，謀生艱難。《元好問傳》將元好問生前身后各百年間之大時代寫出，并將元之一生行跡與文學建樹寫出，將他的委曲附從也不作掩飾,是當代人物傳記中的佳作。

“每個人的歷史和大環境的變化是有關系的。在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朱先生離開泰興，到重慶去。先生能體會元好問，但依然覺得他行為過分。朱先生動蕩的一生中，他是非常明確的。在大動亂中，朱先生將大是大非看得非常重。回到元好問身上，怎樣去理解那個時代，那段歷史是非常復雜的。”駱玉明補充道。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校補本

以前所通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都是以1944年開明書店在重慶出版的部分為依據，內容主要為1937定稿之前半與1933年本《講義》之后半拼合，1950-1980年代多次翻印，但是基本內容沒有大的變化。今年適逢朱先生誕辰12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先生自存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講義及定稿殘稿，重新整理出版了《大綱》校補本。

“新本將朱先生自1931年來把四次講義中刪去的部分、改寫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給讀者，希望這樣一個工作可以讓大家看到老先生開拓的工作，當年最初的思考、發生的變化、見解的調整，呈現老先生的思考過程。比如，朱先生刪除了很多關于文學家個人和文學現象的評價，這些評價表現了他獨特的思考。”陳尚君介紹道。例如評價元初方回“其生值首鼠兩端之時代，其人為自相矛盾之人物”，先生鄙夷其為人“躭情聲色，偽附道學”，但又肯定他“論詩蓋一極精微之人，持論往往細者入于無間”。

“這次依據歷次講義及修訂稿本所整理的版本，并不是簡單的一個版本。校補本的整理反映出朱先生自己在這個領域里的研究思想的變化過程，他自己對批評史認識的一些見解的變化，所以這部書本身有學術史的意義。而且在文獻學的意義上，也是一個很好的范本，即把這一本書的歷史發展的全貌展示出來。”駱玉明指出，“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很多看法，到了七八十年代發生了改變，這改變實際上只不過是朱先生1930、1940年代發表的意見。”

治學之法與人生之道

朱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自成氣象和格局， 在古典文學、文學批評史、教育以及書法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朱先生之書法為“學者之書法”。先生勤奮上進，曾因年輕時無法親自為去世前輩起草挽聯而發奮練字。駱玉明回憶自己曾被朱先生教導要好好練字。先生說：“你這樣的字以后教書怎么寫道黑板上去？”駱：我好好練。朱先生道：也不要練的怎么好，練得像郭先生那樣就可以啦（郭先生指的是郭紹虞，當時是上海書法協會主席）。

為學為人，先生都貫以真誠之態度。他非常重視夫妻間的相互忠誠，不僅是妻子對丈夫，在先生看來，丈夫對妻子的忠貞也是必需的。先生為考證杜甫幼子是否其妻子所生，曾向婦科醫生進行考證，后得出結論杜甫所有孩子都是其妻子所生。

“用最艱苦的方法追求學識，用最堅決的方向認識人生。”這是1946年，朱先生給他的第三個兒子中學畢業題詞，這也是先生一生為人為學的寫照。“只有我們跟朱先生讀過書，才知道朱先生是怎樣努力的。先生勤于學術，且天分非常之高，因此有獨到之建樹，直到去世前兩個月仍在工作。這代學者的努力和建樹，是我們難以企及的高峰。”陳尚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