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特朗普上臺后雖不會再提“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個概念，但“通過加強和盟友間的安全合作來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權”這個總體的戰略目標不會變，因此最終不過用一個新的概念包裝這個戰略。指望特朗普上臺能夠削弱甚至消除“亞太再平衡”戰略給中國帶來的安全壓力是不現實的。

而本文所要追問的核心問題是：特朗普的“重返亞太”和奧巴馬版的有什么區別？他會比奧巴馬強嗎？要對此轉型進行深入評估，并探討對中國國家安全、亞太安全國際安全的影響，似乎還應將其帶入美國近十年來所經歷的深刻的全球戰略轉型進行分析。

美國全球戰略轉型：從全面進攻轉向重點遏制

克林頓時期為美國辛苦攢下的家底，很快在小布什幾場不得人心的新保守主義+單邊主義戰爭中消耗殆盡。如果把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戰爭”兼“航母輸出民主”比作當年蔣介石的“全面進攻”，那么在奧巴馬時代，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則不妨把美國所進行的戰略調整看作從“全面進攻”向“重點遏制”的轉變——于是有了所謂“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

其實美國從未離開亞太，又何談“重返”呢？可有時候，就是計劃趕不上變化，面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烏克蘭局勢，在咄咄逼人、說干就干的俄國總統普京面前，即便美國認定中國的“潛在威脅”更大，也不得不先騰出手來對付眼前迫近的威脅。另一方面，在西亞、北非，面對看似有利于“拓展民主”的“大好形勢”，機會主義又往往占了戰略定力的上風——以為不用承擔多少風險、不必付出多少代價就能輕易地在昔日威權主義政府的土壤上順利播撒民主之花、迅速結出自由之果，于是我們看到一連串由推特、臉書等網絡“戰略進攻性武器”所掀起的狂潮——“阿拉伯之春”。

可是，當劇情進一步推演到敘利亞時，畫風突然起了變化。或許是此前在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得手的太容易，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低估了阿薩德政權的韌性。當然，這其中一個被西方忽略的核心變量當然是俄國的果斷介入。

此前美歐在地中海南線頻頻得手，俄國一直都沒有做什么，所以似乎在敘利亞問題上同樣能再度得手?？墒沁@次他們錯了。首先，俄國的戰略反應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其反應激烈程度是會隨著刺激的累積效應而增強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其次，地緣上看，敘利亞比鄰俄西南軟肋高加索，屬臥榻之側、多事之地，普京又豈能容一個親美政權在此酣睡。所以才有了日后曠日持久、血腥異常的拉鋸戰。

撇開道義考慮不談，我們只能說，美歐在敘利亞這件事的處理上，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也正是上述一系列事件，使得奧巴馬早就承諾的（中東）撤軍、戰略收縮，以及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強化、針對中國的再平衡，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落在實處。以至于其在南海周邊的盟友開始質疑，美國的保護傘究竟還剩幾斤幾兩。

如今，奧巴馬故事已近尾聲，特朗普傳奇尚未開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此時跳出來暖暖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現在我們急需評估的問題是：口口聲聲要“美國第一”，拋卻意識形態，不再犯“輸出民主”等“美國民主黨病”的特朗普真的能夠避免重蹈奧巴馬的覆轍嗎？換言之，特朗普的戰略定力究竟能有多強？特朗普版本的“重返亞太”（當然，正如筆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論述的，他很可能換新詞、新概念，但該戰略的實質和針對對象不會變）又能比奧巴馬強多少？這既要看其主觀意愿，又要看客觀形勢，或曰結構的制約力量。

美俄關系有“上限”

假定特朗普對類似捍衛人權、推廣民主等事宜的不重視是真實可信的，那么由此推理，其不大可能再走奧巴馬的老路，繼續在中東地區借助各式“革命”來推廣所謂民主制度、更迭政權。從維護美國國家戰略利益、安全利益角度講，這種轉變是對美國有利的。

但是美國在中東不再主動挑事兒，不等于美國就可以安然從中東脫身，更不意味著特朗普上臺就意味著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的和解。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傾向幾乎沒有可能在特朗普任上出現逆轉，而美國與各伊斯蘭激進組織的仇怨又由來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再考慮到特朗普對穆斯林的極端、公開且毫不遮掩的仇視態度，美國繼續遭受中東及伊斯蘭激進力量打擊的可能性不會低于奧巴馬時代。

盡管“9·11事件”之后美國本土安全的安保措施已經今非昔比，但遍布全球的美國公民、美國利益、美國盟友恐將成為激進分子報復的犧牲品。做一戰略情景預想，當海外襲擊強度、規模和頻率達到一定程度，特朗普政權恐怕難以不做反應。

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特朗普公開謀求與俄羅斯達成和解。如果美國對俄示好，不僅意味著中國將面臨美國富余出來的戰略壓力，同時莫斯科與北京的向心力恐怕也會減小。以上說法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諸多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制約了美俄和解的可能。

正如著名俄羅斯問題專家王樹春教授所言，冷戰后俄羅斯曾經有三次試圖與美國、西方和解，但均以失敗告終。這些歷史記憶在普京及其民族主義-維權主義追隨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第一次是葉利欽時代，冷戰結束，俄羅斯拋卻共產主義，全面倒向西方，甚至希冀加入北約，回歸歐洲文明的大家庭；第二次是“9·11事件”后俄羅斯大力支持美國反恐，并做出了允許美軍進入中亞地區這樣一個重大的實質性讓步；第三次是梅德韋杰夫時期，在利比亞等問題上，俄羅斯保持極大的克制，沒有采取反制措施。

然而，俄羅斯的三次和解姿態不僅沒有得到西方相應的戰略回報，反而吃了大虧。這一切作為反面教材教育了俄羅斯當前和今后的領導人，應該如何處理與美國、西方的戰略關系。所以，不要看現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對普京頻送秋波，但美俄關系的上限、下限是擺在那兒。只要俄羅斯還是一個（核軍事）大國，沒有再度解體，那么結構的力量將阻止美俄之間過多的接近。而難以預知的突發事件卻能迅速地將稍稍回暖的美俄關系又向冰點滑去。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奧巴馬版的“亞太再平衡/重返亞太”隨著TPP的否決，騎墻國家的行為，以及美國自身在世界其他戰區所受的牽連而付之東流。特朗普上臺后，他雖然將繼承這一戰略的衣缽（可能換新名詞、新提法），但其可操作的空間仍然有限。四年之后，當我們為特朗普版的“亞太再平衡/重返亞太”打分時，恐怕不會比奧巴馬高出太多。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