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后，本周“黑天鵝”事件再現：12月4日，在意大利現任總理倫齊發起的修憲公投中，反對派以平均56.7%的比例壓倒贊成派。

當然，這并不是一只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指概率極小的事件），因為在公投前，民調已經顯示反對陣營將以約55%的比例領先。因此，公投失敗本來就是大概率事件。但毫無疑問，它在人們心頭籠罩的是黑色的烏云。公投結果公布后歐元的應聲大跌，就是最好的證明。

意大利2016年修憲公投結果，圖中紅色程度越高的地區，反對的比重越大。

其實，意大利的這次公投，與它是否留在歐洲沒有直接關系。實際上，這次修憲公投是現任總理倫齊賭上自己民望和政治生涯的一次冒險：意大利政治向以混雜紛亂著稱，議會中小黨林立，立法機構效率低下，政府決策多有掣肘，官僚體制顢頇透頂，以至于意大利人愛講的政治笑話是：只有墨索里尼在位期間，才能讓意大利的火車準點，讓意大利的黑手黨伏法。倫齊兩年前在大選中獲勝，以三十九歲的年齡成為意大利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政府領導人，當時他一定意氣風發，想放手做一些事業。然而兩年來與議會、官僚機構和地方政府之間無數的扯皮似乎已經讓他沮喪。于是他奮而決定推動修憲。

倫齊發動的公投修憲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削減參議院人數，讓眾議院成為意大利事實上的權力決策機構；二是削減地方政府權力，以助于確立中央政府權威。從歷史沿革來說，意大利立國實際上可以看作北方諸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熱那亞）地區聯合教皇控制區（羅馬）形成的北方王國與那不勒斯王國之間的統一過程，地方主義在意大利政治中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倫齊試圖扮演的角色與日本重建中央權威的明治天皇相似。然而，明治天皇最終因獲得倒幕派的支持而成功，倫齊卻因失去意大利普通民眾的支持而失敗。

人們恐慌于此次意大利公投的結果，原因在于，如果倫齊按照之前的承諾，公投失敗隨即辭職，那么，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是現在意大利的極端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黨。五星運動黨被人視為民粹主義政黨，以反精英、反歐盟、反移民為綱領，承諾若2018年大選獲勝將舉行退出歐盟公投，倫齊的失敗，讓五星運動黨提前獲得了執政機會。鑒于五星運動黨的創立者格里洛是個喜劇演員，由于他曾經涉嫌一起謀殺案，按意大利法律他不能擔任公職，現任眾議院發言人的迪馬伊奧成為炙手可熱的總理候選人。

是誰在反對倫齊？

僅僅在兩年前，倫齊還是以“政壇局外人”和“改革者”的形象贏得廣大選民的支持，而在此次公投中，他已經被五星運動黨塑造成建制派、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五星運動黨號召人們投票說No，反對修憲，就是讓倫齊下臺。

看起來，這又是美國大選反建制派勝利的一次重演：丈夫曾為美國總統、自己也長期擔任要職的資深政治家希拉里失敗，而我行我素，一向以大嘴巴形象示人的特朗普上臺。美國大選的結果已經跌破了很多分析家的眼鏡，有許多人也把這歸為民粹主義的勝利，然而事實如此嗎？

筆者在學界的朋友圈中流傳一份關于美國大選的民調數據，根據這份數據，在家庭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的群體中，希拉里贏得的支持率遠高于特朗普。如果按照民粹主義的經典定義，似乎希拉里才是民粹主義的代言人。問題出在哪里呢？

問題出在政治現實已經推翻了學者長期奉為圭臬的定義和概念。如果僅從收入水平來看，在美國中產階級群體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基本持平，這意味著收入水平已不足以劃分不同階層的價值觀與政治傾向。因此，單純指責說特朗普支持者是民粹分子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特朗普的獲勝，恰恰在于他把握住了中產階級中的關鍵少數。

早在英國脫歐之后，一位長期在中文知識平臺知乎上發聲的英國人（知乎ID：Lightwing）就指出，舊有的階級劃分標準正在失效，更合理的劃分方式是按照所處行業在產業革命中的進程來劃分：以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之間的產業革命為界，在此之前出現的行業（如農業、資源采集業、各種部門的工業，以及醫生和律師）為舊，在此之后出現的行業（如投行、互聯網、新媒體）為新，則可劃分出新舊資產階級、新舊中產階級和新舊工人階級。其中，舊產業從事者多半支持脫歐，而新產業從事者多半支持留歐。這是因為，新產業從事者所在的行業多半受益于全球化和資本、技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他們切身體會到維持與歐盟的關系有多重要；而舊產業從事者還習慣于民族國家時期的產業供給關系，他們的利益反而因為全球化造成的產業轉移而受損。

這種新的階級劃分方法在美國大選中尤其具備解釋力：許多傳統行業的精英從業者成為特朗普的擁躉，論收入，他們也許跟從事金融與互聯網行業的多數白領差距不大，然而他們訪問不同的新聞網站，關注不同的Facebook主頁，看不同的電視頻道，跟不同圈子的人聊天交流。一句話，他們的信息來源彼此隔閡。筆者許多在美國讀大學的朋友得知特朗普獲勝后感受到了世界觀的崩潰，因為在他們接觸的圈子中，沒有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絕料想不到，這個國家有一半人生活在他們完全未曾想到的信息世界中。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意大利。筆者接觸到在米蘭等大城市讀大學或工作的年輕人中，倫齊的支持者不在少數。然而在傳統行業更為發達、同時也在全球化浪潮中受損更大的意大利南部，則清一色都喊出了讓倫齊下臺的聲音。當然，意大利的公投制度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法律規定參與投票者應當回原籍去登記投票，異地投票需要經歷復雜的登記手續，然而許多在大城市讀書工作的年輕人覺得登記太麻煩而放棄了投票。這與部分中國農民因為回鄉太麻煩而放棄村委會選舉類似。但問題在于，民主制度的支持者覺得投票恰恰是國家主人翁意識的體現，如果倫齊的改革如此重要，為什么主人翁卻紛紛放棄了表達自己意愿的權利呢？

民主的失敗，還是精英的失敗？

民主制度一直沒變，但2016年一年我們連續目睹了各國人民通過選票作出讓精英驚訝和惋惜的選擇，到底是什么出了問題？

出問題的恰恰是一直沒變的民主制度。現行普選制誕生于19世紀晚期，在20世紀經歷了三波大的擴散階段，到20世紀90年代成為很多國家廣泛推行的制度。然而，在這項制度誕生初期，許多我們今天熟悉的政府職能，例如通過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為不同的產業制定分門別類的引導發展計劃，以及配合私營投資機構影響國民經濟……這些工作都還沒有出現，或者只是以極其粗糙的方式運營著。但今天，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已經成為高度復雜和專業化的問題。不信，就請問問基層工作人員為什么要開那些“證明你媽是你媽”的文件。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20世紀初期就指出，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發展，很有可能把整個社會中的人關在不同的“鐵籠”之中。每個人只熟悉自己熟悉的那一塊專業領域，對其它領域的知識不感興趣也沒有精力去了解，因此只能靠著直覺和想象去判斷。這就是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和意大利公投發生的事：我是一名精通如何提煉原油的工程師，我有碩士學位，因為我的專業技能，我有一份令人艷羨的工作和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我對歐盟、移民和全球化這些議題不感興趣，我看到的是在那些種族、膚色、信仰都與我不同的移民進入我的社區之后，治安變差了，工作機會變少了，那么，為什么我不能投票把他們趕出去？為什么我堂堂一個碩士畢業生表達了這樣的意愿，卻要被所謂的精英斥之為民粹？

這就是政治精英的問題所在。他們在大學中接受過的專業訓練告訴他們世界只能是這樣，全球化只能向前不能后退，自由、平等和開放只能勝利不能失敗，這些意見已經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腦海里，結果就是他們誤以為身邊的每個人都應該把這些當作共識，意識不到他們和這些人一樣——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一個的鐵籠之中。

現行民主制度的問題就在于：普選和公投打破不了籠子的鐵欄桿。它們最多讓籠中的我們驚醒過來，然后更加厭惡我們自己籠子之外的其它籠子。希拉里和特朗普幾乎不在大選中解釋自己的立場和原則，這些東西對他們自己陣營的支持者而言都是理所當然的、不需要解釋的共識，而在對立陣營看來則完全是瘋言瘋語、不值一駁。倫齊和他的反對者也是如此：意大利的主流政黨攻擊五星運動黨是民粹，而五星運動黨動員其支持者的方式也很簡單：對公投說不，就是讓倫齊下臺。

先天不足的一體化

也許歐盟不會在瞬間崩潰，也許歐洲一體化進程還沒有畫上句號。但目前的事實是，歐元和歐洲一體化從根子上就出了問題，如果不正視這些問題，就是諱疾忌醫。

已經有很多知名經濟學家指出，歐元從誕生之初就有先天性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歐元的發行權歸歐央行所有，但財政政策的決定權卻在每個國家自己的政府手中。這意味著歐元區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權責不統一，各國政府很難把貨幣政策當作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這個先天不足與另外一個事實結合起來，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摧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基礎，那就是：盡管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但它們的經濟社會結構有很大區別。例如，德國人口年齡結構偏老齡而西班牙偏年輕，老年人傾向于儲蓄而年輕人傾向于消費，那么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德國人儲蓄起來的財富通過政府間的借貸關系發放給西班牙人消費，對此，德國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間如果無法達成共識，就不具備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的能力。然而，德國財政部為什么要為西班牙人的借貸消費負責呢？

歐元自成立之初就不乏批評者，但歐元區還是建立起來了。畢竟，這對一個經歷了四百多年高烈度戰爭和國際沖突的大洲，尤其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后的文明而言，是多么彌足珍貴！法國和德國這對歷史上的冤家而今居然能夠實現貨幣的統一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黎塞留、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這些政治家泉下有知，搞不好會被嚇活過來。也許正是這樣的理想前景讓歐元區的創立者決定學習一下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不爭論。然而，小平同志的“不爭論”，其底氣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歐洲呢？

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用簡單暴力的邏輯指出美國在19世紀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大動力：以幾乎為零的價格，獲得了大量的資本要素——土地。如果把這個邏輯套用到上世紀90年代的歐洲，我們也會發現，當時的西歐，尤其是德國，同樣也獲得了大量廉價的資本要素——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以及那些被賤價折算賣出的產業資本。換句話說，造就今天德國在歐洲地位的不是什么日耳曼人的嚴謹精神，而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財富的吞并——所幸，那些還對此憤憤不平的東德人，今天都已垂垂老矣，行將就木，這段歷史也會被人遺忘于地下。

然而活著的人必須面對現實：天下大同的一體化前景很美，但今天歐洲經濟衰退和社會撕裂的程度，已經不足以支撐這個美好理想繼續向前了。如果政治精英依舊用各種空頭支票來維護一個搖搖欲墜的大一統歐洲，而不是直面問題，那么未來最可能的結果，套用一句中國格言來說，就是老房子著火，燒得更快。

歐洲的未來會怎樣？

從目前的新聞來看，倫齊的辭呈已被意大利總統“留中不發”，但留給建制派的回旋余地已經很小了。好在，五星運動黨尚無獨自組閣的能力，而退出歐盟對于意大利這個眼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經高達18%的國家來說，實在是不能承受之重。也許為了跟其它政黨合作取得聯合執政地位，五星運動黨會對此作出妥協？而且，意大利憲法規定，國際條約是不能通過公投廢除的。因此，即使在事情演化方向最符合五星運動黨預期的前提下，也就是17年提前舉行大選，五星運動黨獲勝并按承諾舉行公投的情況下，建制派依然有機會通過議會政治讓意大利繼續留在歐元區，從而能夠理直氣壯地接受歐洲其他國家的救濟。換句話說，這只靴子直到大概2018年才會落地。

意大利之后是誰呢？是17年4月份將舉行大選的法國嗎？然而熟悉法國政治的人都清楚，極端主義政黨國民陣線領袖瑪麗娜·勒龐在大選中獲勝的概率很小。首先，就法國目前的大選形勢而言，左翼社會黨基本上沒有獲勝希望，更有可能的對決狀況是中右翼政黨中選出一個人與極右翼的勒龐對決。在中右翼政黨初輪選舉中，無論是菲永還是朱佩，其民調都大幅度領先勒龐。

此外，與公投和美國大選不同，法國大選采取兩輪選舉制，也就是如果第一輪選舉中未能選出獲得絕對多數的候選人，那么得票數最多的前兩人進入第二輪角逐。可以想象的是，朱佩或菲永的支持者在自己心儀的候選人失敗后也不會投給勒龐，而如果勒龐在初選中贏得首位，則會有更多人出于驚訝和恐懼出來投票給勒龐的對手。想想看，如果美國大選也采取兩輪制，特朗普還會獲勝嗎？

2017年7月，德國也將舉行大選。不過，默克爾媽媽在這次選舉中仍然沒有對手。盡管默克爾民調因為難民事件一直下滑，盡管德國極端主義政黨新選擇黨在2016年地方選舉中表現出色，但它依然是聯邦議會中的小黨，本身無力與基民盟這樣的大黨去抗衡。而法國總統候選人菲永本身跟默克爾之間就有合作經驗，朱佩與德國也持合作態度。如果屆時出現這樣的結局，那么，德法之間也許會再度出現“默科齊”這樣的搭配，為搖搖欲墜的歐元區和歐盟延長其續命的能力。

然而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如果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權責不匹的狀況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歐洲議會和歐央行的決議對各國政府缺乏約束力，如果南歐國家銀行不良貸款率依然不能得到有效解決，那么難道默克爾大媽要勉為其難再連任一屆嗎？畢竟，舉退歐大旗吸引選民的各極端主義政黨用了不超過三年時間就在歐洲各個主要國家的地方議會選舉中取得驕人戰績，就算建制派政黨撐過了2017年，2021年大選又該怎么辦呢？

歐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如果歐洲因為一體化受挫而出現嚴重衰退，世界和中國都不愿意看到。這意味著寒冬更冷，而我們更加缺乏來自有力伙伴的炭火。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體化的夢想不會在不付出代價的前提下就能達成。我們不是歐洲人，無法越俎代庖地去告訴歐洲人該怎么辦，我們只能用一句中國球迷們耳熟能詳的話，送給默克爾、菲永、朱佩以及許許多多希望看到政治一體化進程有更光明未來的政治精英：

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

本文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