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利烏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戈尼亞地區，是觀光客看企鵝和鯨魚的必經之地。但是，半個世紀前，這里的一起慘案震動了阿根廷朝野，也引得國際社會一片嘩然。這一事件也與“骯臟戰爭”時期的鎮壓機制有密切的關聯。

越獄：逃出阿根廷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阿根廷處于動亂而充斥著暴力的時期。著名的民眾主義領導庇隆于1955年流亡國外，但仍深受人民愛戴。許多工人、學生和中產階級都期待庇隆歸來，但是，歷屆政府一直沒有取消庇隆回國參選的禁令。這一時期，政府更迭不斷，軍人持續干政，對親庇隆派進行了大規模清洗。工人、學生、政治激進分子、貧民區的居民、技術人員，甚至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市民和年輕人都可能受到禁閉、拷打和殺害。許多學生和中產階級青年組成了支持庇隆的激進組織，其中，影響最大的激進組織蒙托內羅（Montoneros）、庇隆主義武裝力量（FAP）、人民革命軍（ERP）等，他們進行名為“城市游擊戰”的暴力活動，準備推翻軍政府，迎接庇隆歸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在特雷利烏的海軍基地中，有一所名為勞森（Rawson）的監獄。它由六百名海軍士兵看守，五個街區之外就是憲兵隊，城里還駐扎了五百名省屬警察和一隊聯邦警察，被譽為當時阿根廷最安全的監獄。任何進出城的人員都必須進行嚴格登記。這所監獄關押著全國各地暴動中逮捕的不同激進組織的成員。1972年4月，監獄一共關押了兩百人，嚴重超負荷。獄中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軍人未經正式司法訴訟的程序，就會對關押人員進行拷打和刑訊。

在如此嚴格的管控下，不同激進組織在營救被關押同伴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他們團結起來，設計了一個營救一百一十人的越獄事件。他們計劃在控制了獄警之后，坐上在監獄外等候的車輛，穿過一條無人看守的道路，直接到達特雷利烏機場，劫持飛機飛往智利。

1972年8月15日晚18點，監獄的日常工作都結束了，準備越獄的人員接到外援的通知：飛機已經降落到機場了。先鋒隊迅速開始行動，控制了大部分的看守人員，越獄人員并沒有過多使用武器，只在監獄大門處與獄警發生了一次交火，一名看守中槍身亡。然而，監獄外事先計劃的卡車沒有到，只到了一輛小車，于是六人先鋒隊上了車，按照預定時間趕到了機場，其余成功越獄的十九人則試圖從城里租用出租車趕去機場，但由于到達時間已晚，飛機已經按照預定時間起飛了，六個人的先鋒隊順利逃亡，他們飛去了智利，而剩下十九名越獄的人員因軍方封鎖機場而被困。

占領機場的這段時間里，越獄人員召集了記者、律師和法官進行溝通，向全國進行電視、廣播和報紙的報道，那一刻，特雷利烏成了阿根廷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越獄者伯奈特（Ruben Pedro Bonet）說：“我們的幾個同伴已經到達了智利的蒙特港，這說明我們的計劃勝利了，我們在巴塔戈尼亞地區繼承我們先輩斗爭的傳統。1921年這里的農業和產業工人們遭到了鎮壓和殺害，我們是他們的繼承者。我們也是圣馬丁的繼承者，因為我們正處在第二次獨立戰爭期間，我們要向美帝國主義宣戰，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斗爭。”他認為現任政府是“為寡頭利益服務的軍事獨裁政權”，當記者問道，必須采取暴力反抗嗎？他回答道：“現在的政府壓榨和剝削底層，對我們施加了暴力，我們舉行任何形式的和平游行都遭受了鎮壓，而且政府經常隨意關押和殺害工人，我們別無選擇了，我們想建立一支軍隊，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最理想的總統候選人是庇隆。”

與軍方僵持四個小時之后，在一位聯邦法官的見證下，越獄人員最終決定投降，條件是軍方要承諾不殺害他們，不對他們進行酷刑折磨——他們深知，軍方極有可能這么做，采取這種公開曝光的形式，也是為了求得人身安全。但接下來的情況讓人懷疑這一承諾的有效性。

屠殺：不忘卻也難原諒的慘案

越獄事件發生的次日，一群律師抵達勞森監獄試圖調查真相，然而自踏上這座小城的那一刻起，他們就不斷遭到身份審查和騷擾，政府不允許他們與監獄中的關押人員進行接觸，其中一名記者遭槍擊受傷，一名律師遭關押。這些情況透露出了一些不祥之兆。果然，一周之后軍隊就進行了報復性的屠殺。官方媒體對這一事件的說法是，犯罪分子企圖第二次越獄被軍隊當場擊斃。那么，事實究竟是怎么樣的呢？根據幸存者的回憶，8月22日，獄警對他們進行常規訊問后，讓他們一起站在牢房的過道中，然后突然用機關槍掃殺，并對未斃命的人補上了幾槍。十九名越獄人員中，十六人遇害，僅有三人在重傷中幸存下來。這一行徑完全違背了軍方與越獄人員在機場達成的協議。然而，當政的拉努塞總統卻立即給了下令射殺越獄人員的海軍艦長一個獎學金，送他去美國深造。為避免遭到激進組織的報復，他的住處也一直處于保密狀態。

慘案發生之后，軍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封鎖任何非官方途徑的調查和報道，不允許律師、記者和死傷者家屬進行探視。甚至在死者遺體運到家人身邊的時候，還發生了軍人搶奪尸體強制下葬的事情，政府也不允許死者家屬舉辦任何儀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科爾多瓦、圣塔菲、羅薩里奧等多地的悼念儀式，也都遭到警察的騷擾，前來悼念的學生、工人、知識分子與警察發生了激烈沖突。

調查這一事件的記者和作家馬丁內斯（Tomas Eloy Martinez）遭受了威脅，他根據調查寫成的書成了禁書，與馬克思、阿爾都塞的書一起被政府燒掉。他本人還遭到政府秘密鎮壓機構3A組織的數次威脅和伏擊，只能選擇流亡。他曾在書中寫道，巴塔哥尼亞的印第安人在19世紀就經歷了屠殺。1921年，該地區1500名罷工的工人又被殘酷殺害。50年后，又有特雷利烏慘案。如果說19世紀白人屠殺印第安人是借文明來征服野蠻，那么這樣的“文明”落地生根后的結果只能是野蠻，文明被野蠻扼住了咽喉。

特雷利烏慘案不是阿根廷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暴力鎮壓，當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這一事件因為公開曝光而受到了全國民眾的關注。拉美左翼對事件真相的敘述成了紀念該事件特有的方式。許多組織冒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舉辦的人權論壇上發布專刊，對軍政府這一罪行進行了詳細的報道，他們呼吁國際組織的關注。紅十字會應邀派出人權觀察員到阿根廷的監獄進行調查。還有激進左翼組織在各自的雜志上揭露真相，一本名為《拉丁美洲》的左翼雜志在當年第15期的增刊中對官方報道的版本進行了批判，并展示了律師的證詞和三位幸存者的言論。該雜志認為，軍政府在無法利用政治手段解決事件的時候，選擇以軍事方式解決，可見軍政府打壓庇隆主義運動、想從肉體上消滅游擊隊的決心，還有人認為，這是軍政府在恐嚇庇隆，期望阻止他回國的腳步。

群眾支持左翼激進組織，各激進組織之間也團結起來，他們采取了一系列報復行動，以“既不忘卻，也不原諒”為口號，向政府和軍隊“宣戰”。這些活動加速了拉努塞軍政府的結束，庇隆因此得以回國并再次主政。然而，讓人費解的是，庇隆上臺后，對左翼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他禁止任何人為特雷利烏慘案舉辦紀念活動，也不對慘案進行調查，也沒有追究相關涉事者的責任。但左翼組織的態度可不是。1974年11月，蒙托內羅激進組織開展了名為“行刑”的行動，殺害了慘案中參與搶奪尸體的警官，并在海軍軍艦上放置了一百多個炸彈。

特雷利烏慘案以來，阿根廷的法律日益處于懸置狀態，政府正常與非正常狀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1976年上臺的軍政府，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借口，利用隨意逮捕、酷刑折磨、“失蹤”等各種高壓手段打擊左翼激進組織，左翼力量自然也就衰落了。

1983年，重新恢復民主政體的阿根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真相委員會，對上一屆軍政府的罪行進行調查和審判。但是，太多的不公和訴訟導致這一慘案被人們遺忘。而對那一時期充斥的暴力和動亂，阿根廷社會也存在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譴責軍政府，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激進的左翼組織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曾先后成為阿根廷總統的基什內爾與克里斯蒂娜夫婦二人都是庇隆主義者，那些被殺害和失蹤的左翼成員，在他們看來也是“我們的同志們”，可他們并不認同暴力革命。究竟孰對孰錯，歷史也還沒有給出最終的答案，可是，記住政治暴力升級的起點也許有助于警示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