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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說《基督山伯爵》為何在國內如此受歡迎？
1870年12月5日，紅極一時的大仲馬在第厄普市附近的小仲馬家里溘然長逝，告別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晚年生活。大仲馬生前憑借其獨具特色的浪漫主義作品風靡整個法國，甚至蔓延至全世界，但主流文學卻認為大仲馬僅是一個通俗作家，在法國文學史上并不占重要位置。直到大仲馬誕辰200周年（2002年），仿佛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法國人做出了非常之舉——把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馬請進先賢祠，享受和雨果同樣的待遇，完成了跨世紀的工程。
歷史早已證明通俗小說大多是短命的，然而大仲馬的代表作品，如《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在世界上卻一直擁有大量讀者，顯示出一種特別的生命力。他的小說大多放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下，故事性強，而且通俗易懂，與中國文學傳統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力，同時也迎合了我國二十世紀初提倡白話文的風氣，所以相比其他外國作家，大仲馬在中國格外受到歡迎。
《三個火槍手》最早被譯為《俠隱記》
《三個火槍手》于1843年3月至1844年7月在巴黎《世紀報》上連載，1844年正式出版，小說以法國波旁王朝拉羅舍爾圍城戰為背景，講述了以主人公達達尼昂為首的火槍手們為了維護王后的名譽，突破重重障礙，挫敗黎塞留離間陰謀的故事。大仲馬通過一連串的活動和生動個性的語言，來表現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動，使整部小說從頭至尾都充滿了妙趣橫生的對話，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時代的風貌，也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法國宮廷中的腐朽生活和統治階級人物之間的偽善關系。
《三個火槍手》連載期間，在法國引起了空前的轟動，大仲馬也憑借此書開始聲名顯赫。此后《三個火槍手》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播到國外。
我國最早的譯本為光緒年間的伍光建譯本。伍光建是與嚴復、林紓鼎足而立的翻譯家，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07年，他根據英譯本轉譯此書，并多有刪節，取三位主角均為隱名俠士之意，將書名譯為《俠隱記》，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至1915年10月已再版三次。
茅盾在談起伍光建的這個譯本時贊不絕口。1924年4月，茅盾親自為這兩本譯作校注，并寫有《大仲馬評傳》編在卷首，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王森然在《嚴復先生評傳》一文中談到伍譯《俠隱記》時稱其“可作為白話翻譯品之代表”。
當時此書影響極大，不僅受到《新青年》的褒揚，還被教育部列為“新學制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此后商務印書館又于1927年1月、1930年4月、1932年10月、1947年3月多次重印。1982年和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兩次再版，印數分別高達328301冊和341300冊。
1999年，吳岳添編選的《大仲馬精選集》將伍光建譯的《俠隱記》收錄在內。譯林出版社前社長李景端也曾說:“在所有關于大仲馬的譯著中，最出色和最具影響力的是署名‘君朔’的老翻譯家伍光建譯出的《俠隱記》與《續俠隱記》”。
除了伍氏《俠隱記》之外，《三個火槍手》還曾多次被翻譯和出版。據不完全統計，主要有以下版本：
《三劍客》（許約翰、楊沈旦 譯注，商務印書館，1982年12月）
《三個火槍手》（赦?瓦齊爾巴圖 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三劍客》（羅國林，王學文 譯，譯林出版社，1994年11月）
《三劍客》（楊華，杜軍 譯，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
《三個火槍手》（李玉民 譯，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5月）
最初被作為“政治小說”的《基督山伯爵》
《三個火槍手》出版不久，大仲馬就寫成了《基督山伯爵》，這段時間幾乎是其創作生涯的巔峰期。故事以拿破侖“百日王朝”為背景，講述了青年水手埃德蒙?唐泰斯因遭到誣陷入獄，越獄后得到一大筆財產并且改名換姓為基督山伯爵報恩復仇的故事。這部小說情節跌宕曲折，人物性格鮮明突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大仲馬充分利用自己寫作劇本的經驗，將一幕幕場景放到特定的地點，并以舞臺的形式展開，由此形成的強烈的戲劇沖突和巧妙的懸念設置成為本書的最大特色。
2008年，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蔣學模先生病逝，各大媒體都將其作為“《基督山伯爵》最早的翻譯者”報道了這一消息。實則，早在光緒年間就出現了第一部《基督山伯爵》的中譯本——190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由甘作霖翻譯的《煉才爐》。譯文用文言行文，無標點符號，共計二萬八千字左右。然而，此譯本寫到主人公唐泰斯成功越獄、獲得寶藏就截止了，作為原著主體的“復仇”，卻舍而不譯。譯者在序言里也解釋了翻譯的動因：“第為之揭其要旨，而定名為煉才爐，以諗觀者。庶幾我國之志士仁人，相與借鑒于斯。資為法戒，無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奮焉。” 由此可見，第一部《基督山伯爵》是作為“政治小說”推出的，旨在告誡國內志士，要臥薪嘗膽，苦練成才。
隨后出現的一個比較經典的版本是1907至1908年在香港《中國日報》上連載的《幾道山恩仇記》。1907年9月9日 報紙載：《幾道山恩仇記》（上編），法國亞歷山大仲馬著、香港中國日報譯。 9月16日 所載譯者變成“香港中國日報抱器室主譯”。此譯本為全譯，內容與英文全譯本非常接近。而且，這部連載小說有單行本留傳。然而，《中國報紙》是陳少白受孫中山之托創辦的革命報紙，理應刊載革命小說，據此推斷《幾道山恩仇記》當時刊載于《中國日報》多少具有政治教育的目的。
而傳統認為《基督山伯爵》的最早譯本，則是蔣學模先生于1946年翻譯的《基督山恩仇記》。我們目前讀到的，大多是197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書名已經改為《基督山伯爵》，分上下兩冊。在這本書的后記中，蔣先生首先介紹了作者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而后談了自己“對這本書的粗淺看法”，包括大仲馬“敘述故事的卓越技巧”。他認為這部小說“沒有能反映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過典型人物和典型的事件來概括社會生活的本質”。
此后，隨著《基督山伯爵》在中國的風行，此書的版本不勝枚舉，此處從簡列舉相關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甘肅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等等。
金庸寫武俠或受大仲馬啟發
大仲馬的作品以傳奇的故事情節、華麗的語言形式為載體，把歷史事實與自然奇觀融合起來，呈現出一種雄奇瑰偉的浪漫氣勢。20世紀初，這種另類的浪漫主義傳入中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發展。另一方面，西方通俗小說的大量譯介，打破了雅俗文學的界限，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實際上，大仲馬的小說不僅深受普通民眾的喜愛，而且對一些作家和學者也或多或少產生過影響。
作家余華在接受《北京晚報》編輯之約為讀者薦書時說“這是我閱讀經典文學的入門書，去年我兒子十一歲的時候，我覺得他應該閱讀經典文學作品了，我首先為他選擇的就是《三劍客》和《基督山伯爵》……今年八月在上海時，李小林告訴我，她十歲的時候，巴金最先讓她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也是大仲馬的這兩部小說”。余華還認為:“這兩部巨著不僅僅是閱讀經典文學的入門之書，也是一個讀者垂暮之年對經典文學閱讀時的閉門之書”。
大仲馬熱愛歷史，但并不為歷史所束縛。在他看來，“歷史不過是掛小說的一顆釘子”，他要做的就是從現實的歷史當中升華出藝術。在藝術與歷史相結合的這一方面，金庸顯然是受了大仲馬的影響，以至于有人將金庸的作品誤解為對大仲馬的抄襲。然而，金庸也曾不止一次表示過，自己對大仲馬的喜愛并且受了很大的影響。他曾坦言:“《俠隱記》一書對我一生影響極大，我之寫武俠小說，可說是受了此書的啟發。法國政府授我騎士團榮譽勛章時，法國駐香港總領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贊詞中稱譽我是‘中國的大仲馬’。我感到十分欣喜，雖然是殊小敢當，但我所寫的小說，的確是追隨于大仲馬的風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歡的的確是大仲馬，而且是從十一三歲時開始喜歡，直至如今，從不變心。”
時至今日，大仲馬在中國乃至全世界仍然備受推崇，他的小說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相反被改編成多種影視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大放異彩。正如《大仲馬傳》的作者安?莫洛亞所說：“關于一部作品的價值，一代人可能自欺。四五代人，五大洲的人民是不會受騙的。……好脾氣的仲馬懷著赤子之心，通過他的英雄人物表現了自己的個性，適應了人們對于戲劇性和仁愛的向往，而這種向往是必不可少的，不分時代和國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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