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下令廢止科舉，作為四民之首的“士”從此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知識分子。但二者并非截然兩分，士之傳統在近代知識分子身上也多有體現。這種劇烈卻又綿延的轉型，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瞿駿長期關注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新著《崩解的近代：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即將出版，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邀請他談了相關話題。

瞿駿畫像 劉箏 繪

“清末民初”之成立

澎湃新聞：“清末民初”現在常常作為一個特殊時段出現在各類研究中，它是如何成立的？

瞿駿：我以前用“清末民初”不過是為了方便包納我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但“清末民初”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成立確實需要認真面對。我想這個提法可以成立的最重要一點是：它有助于我們謹慎處理1911年革命的斷裂性。1911年革命建立共和政體，推翻帝制，當然是幾千年才出現的“巨變”。但對這一“巨變”至少要放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的時間里看方能有一些真切的了解（當然若能前后再多看若干年一定更好）。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梁啟超等塑造了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共和這樣的政體進化論，這種政體進化論在既有研究的預設中依然占據上風。由此，共和政體在種種歷史敘述中具有天然的優先性與正當性，這經常使我們不能持平而論從帝制到共和的嬗變，同時又太過注意從帝制到共和的嬗變。

前一點導致我們對清廷“倒行逆施”的程度常得不到一個有分寸的解說。比如清廷立憲不得真義好像已是個定論，其實立憲之真義為何？不要說太后、皇帝與滿洲親貴，即使當時中國看似最了解西方的讀書人恐怕也不能弄得清楚明白。他們的腦海是各種舶來新思想觀念的“跑馬場”，同時混亂、紛雜、片段的新思想觀念又是他們逢迎順取的好用工具。像從來最遭詬病的皇族內閣，這種設置“本清廷舊制所不容”，但“立憲黨以日本尊崇皇族之例相推，一轉而使執持政柄”；“親貴用事，實立憲黨為之厲階”；“滿人敢于為此，實歸國留學生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所以多有人認為清政之弊濫觴于戊戌、蔓延于庚子之后，這種“弊”并不是說清廷沒有政體進化意義上的改革和立憲，而說的是“縱令憲政優于專制，而主張立憲之人其實不如主張專制之人”。清末十年多的是少年新進和少年倖進，這些人“既非頑固，又非革新，不過是走旗門混官職而已”，因此清廷最后幾年的朝堂上“有官而無士”。可是在政體進化的眼光之下，這些人大概不少在今日被稱為“改革志士”與“憲政先驅”。

之后清廷的倒掉和“共和”的實現正多得自于這些志士與先驅的推力。于是他們的頭銜又多了一個——“共和元勛”。政體之進化不會使這批“共和元勛”在革命后變成另一種人，民初“政界之泯紛貪黷，又甚于清世”。不過這代表1911年革命的“不徹底”嗎？一場推翻了兩千年帝制的革命恐怕無論如何都不能稱之為“不徹底”，但進化之眼光的確經常讓我們忽略推中國入“共和”之人很多時候是在“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

后一點則導致了很多問題其實有各種復雜的面相，不能完全納入帝制-共和之變的框架中，但其復雜性常常被我們的“共和眼光”簡單化。比如目前對共和國民的“民權”問題，多注意法條文字中的“國家政事必得國民的同意，所以無事不求國民利益”、“尊重人權，人人都受法律保護”等條款。這些若只在帝制-共和嬗變的眼光中去觀察，恐怕只能去問：何以這樣的“好事”只存于文字之中，而未能真正實現？但若不局限于“共和雖已實現，民權卻未落到實處”這一角度，我們會發現其實還有更多地方可以去提問。

一個是“民之所望在實利，不在空權”。民生之實現大概是最低限度的民權，但亦是最重要的民權。但尷尬在于當清末讀書人將國家與君王兩分，復數卻合一的“國民”被推到國家之主人的位置后，“君貴民”就無從談起，同時由富強目標指引的“重社稷”又指引國民必先要“貴國”然后時時“貴國”，由此國民又難得“自貴”，遂讓民生一題早在進入“共和”前就已被嚴重忽視，進入“共和”后也未得到大的改善。

與“民生”相聯系的第二個面相為：在不少由清入民國之人物的觀察里，“共和”之前中國并不缺少與歐美憲政類似的精神和由此種精神衍生出的“民權”。這一點錢穆多有闡發，比錢穆說得更早的是呂思勉、李大釗。呂思勉就指出“儒家雖崇君權，而發揮民權之義亦甚切”。李大釗則說：“（在中國）平民政治之精神，實亙數千百年巍然獨存，聽訟征租外，未聞有所干涉，諺曰‘天高皇帝遠’，斯言實含有自由晏樂之趣味。即其間胡元、滿清，相繼篡奪，而中原民物之安平，未敢稍有所侵擾，安享既久，實效與憲典相侔。”

但這種“實效與憲典相侔”的局面卻在清廷真的“仿行憲政”后開始被破壞。為“植立憲之基”，省設咨議局、府廳州縣辦地方自治。數年間，省咨議局林立，府縣議會多有、鎮鄉公所遍設，這種現象當然可以目之為中國人“政治參與”的擴張和爆炸，但必須注意到同時這亦意味著中國固有“政治參與”空間的壓抑、縮小和消失。從省一級來說，此種政治設置雖看似為“地方分權”，但其實是“咨議局弄權”，再到民國的“督軍擁權”。立憲理想家欲以“分權”破“專制”，但實際上是各省變成了一個個“小專制國”，且正因其“小”，則其行“專制”較之以往更為方便、通達和辣手。因為“夫貴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而一旦每個省內都“貴擅于一人”，則“前此自由晏樂之恢余，漸為強權所侵逼，斯民遂無安枕日矣”！從府廳州縣來說，士紳耆宿幾百年間都是通過鄉里宗族行地方之公益，辦地方之“公事”，“自治”狀態本地方所固有。錢基博就指出：“（清末）自治制未頒行，而地方則已自治矣，不以此而加自治也。殆（民國）三年政府停辦地方自治，而無錫地方一仍其自治之習慣自治之，亦未嘗以之不自治也。新會梁啟超為人論地方自治，至以無錫與南通駢舉為模范縣。此則邦人君子之勤勞地方有以致之，與制度無與也。”

錢基博這段話正說明專制時代“自治”本就有之，共和時代“自治”依然有其頑強的生命力；未明說的是：清末由政府強推的“自治制”反倒可能是對固有“自治”的妨害和摧折，同時“自治制”本身既能被政府所強推，但短短幾年又能被政府斬斷，既如此又何能謂之“自治”？而且在清末民初的幾年間，地方上不少人由原來的“鄉里賢能”、“公正大夫”一變為縣以下疊床架屋之新行政機構之主腦。這種轉變對地方“公益”、“公事”的變遷，士紳耆宿的形象口碑都有長久的負面影響。

由此我常想大概我們現在需要暫時擱置，至少是調整一下“共和眼光”，不妨將北京政府看做一個繼清而起的朝代，如此則對撰修清史、北京政府之權力結構、地方政治之轉型等問題能有更多別樣的發現。

“科舉立停”對讀書人的影響

清朝科舉

澎湃新聞：對讀書人來說，1905年廢除科舉是命運攸關的大事，相關研究也很多，您怎么看？

瞿駿：從后見之明看，1905年立停科舉對中國讀書人的影響怎樣強調都不過分，但需要注意1895年后中國發生的各種變化太多且太快。從空間上說，各地紛起變化，但在同一時間里此地已在尋求“西政”之變，但彼地或剛開始仿造“西器”之變。從時間上說，前一個大變化經常未過幾年就被后一個大變化所覆蓋，導致前一個變化雖大卻近消失不見，科舉就是如此！

1901年8月，清廷頒上諭宣布科舉改制。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三場試四書五經義。且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此后四年間的兩次鄉試和兩次會試，都是按照新章程來考士子。

這次科舉改制正是一個被“科舉立停”所覆蓋，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巨幅變化。余英時曾指出：科舉以“圣典”（四書五經）為基礎文本，建立了一個共同的客觀標準，作為“造士”和“取士”的依據。但對“圣典”的解釋又是多元的，不可能統一于任何“一家之言”，因此科舉制度在實際運作中有一種自我調適的機能，使欽定“正學”不致與科場以外學術與思想的動態處于互相隔絕的狀態。

從余英時的洞見出發，我們會看到傳統時代科舉制不是完全沒有“彈性”，但1901年的變化之大在于原來造成科舉制度“彈性”的變量大致是單一的，主要來自于考官，現在一轉而為多個因素在同時變化，且多是在無奈地應變而變。在多個變化里最要命的是，本應為不變之客觀標準的基礎文本突然膨脹到了邊界在何處都不知道的地步。考官由此進退失據，考生也彷徨失措，圍繞考試的各種生意則利用邊界的模糊揣摩風氣，渾水摸魚。這一過程一方面催逼了科舉的立停，同時又讓歷史有不少詭論性的發展。

從催逼了科舉的立停來說，“八股改策論”后，由于基礎文本漫無邊界，考試范圍就接近“臨海無涯”。光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就包括了學校、財賦、商務、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格致、算術、制造、聲、光、化、電等學問。對此考官困惑于如何出題，但禮部的回應卻是“先以各國政治藝學中之切于實用者命題”，而何為“切于實用”卻只字未提（大概禮部堂官自己也不太清楚）；學生迷惘于如何答題，但禮部的答復是“士子講求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如何算“肄習有素”也片語皆無。于是“新學”就成了每一個考官和士子各有各理解的東西。早至《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到稍遲的《校邠廬抗議》、制造局譯書和各種“出使日記”，再到《盛世危言》《時務通考》和各種各樣的策論匯編，一股腦兒都成了考官的“出題依據”和讀書人的“備考資源”。不僅考生到上海買書，考官也到上海買書，甚至禮部都要去上海買書。更危險的是《清議報》《新民叢報》《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海外被禁報刊也成了供讀書人備考的“新學進化捷徑”。這種“過期新學”、“濫造新學”和“禁抑新學”共熔于一爐的局面讓張之洞等雖試圖以“中體西用”的框架來規范“策論科舉”，但其實他們既擋不住“周秦諸子之謬論”，也封不了“釋老二氏之妄談”，更不能抵抗“異域之方言，報館之瑣語”。那么，這樣不能為朝廷“得人”，反而可能塑造叛逆者的科舉，要它何用？

《瀛寰志略》

從歷史的詭論性發展來說，1905年科舉立停的消息確鑿放出后，除了少數基本對外界情勢隔絕懵懂的鄉僻之士，大概多數讀書人對此都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有些人在落寞感慨之余，甚至有“第二只靴子”終于落地的少許輕松。這是因為在科舉立停前的十余年，讀書人早已感知到科舉將變和科舉可能會停。1891年陶保廉就發現：“近人病八股之空虛，競議以天算、輿地、時務等策論試士。”這種種“競議”的匯集在戊戌前已形成一股流風。維新變法的嘗試雖然短暫，但更讓“科舉要發生大變化，甚至即將消亡”的感知縈繞在眾多讀書人的心頭。于是讀書人會以各種方式回應他們預感的科舉之變。像郭沫若的族中長輩郭敬武是王闿運的高足，在成都尊經書院讀過書。戊戌后他在四川嘉定的家塾里就以講乾嘉樸學來應對可能會廢的八股。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父李權是“一縣聞名的大秀才，擁有（當地）最大的學館”。在李濟讀畢四書后，他不照舊日常規讓李濟讀《詩經》，而是改讀《周禮》。與李濟同為哈佛博士，國民黨大將俞大維（其父俞明頤是曾國藩孫女婿，大伯是清末名士俞明震，姑姑俞明詩是陳三立之妻、陳寶箴之媳）也是讀畢四書后不讀《詩經》，改讀《公羊》。這些個案都說明在科舉將變之流風的影響下，讀書人為子弟讀書做過多樣的“預流”。

在李濟的回憶中還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親友們都感到父親這一變動的奇特，但也沒人敢責難他這一違背習慣的教育方法，“我在十歲以前已經意識到，我不是科舉時代的秀才候補人了”。這又說明地方上那些著名的讀書人，其子弟如何應對科舉被無數雙眼睛盯著，他們讀書的動向在當地都有示范和擴散效應。1901年“八股改策論”雖指向的是為科舉續命，但實際卻是又加了無數臺鼓風機來激揚“科舉將亡”的風勢。改策論后不久，夏丏尊的父母就對他說：“科舉快將全廢，長此下去究不是事！”目前多有人研究1905年以前科舉的“應（該）變”之說和“應（該）停”之論，困惑于1905年何以為科舉立停“呼天搶地”的讀書人并不多，以及1905年后“復科舉”之謬論與妄動。而較少有人考察讀書人如何應對實際的和他們預想的“科舉之變”，他們又是如何被“科舉將亡”之風勢所影響和調動的。這種狀況大概是不脫“進化”眼光看歷史的又一例。

歷史的曲折還在于：雖然改革的本質是利益再分配，有人順應改革獲益，有人在改革沖擊下落魄。但如就此推論說順應改革獲益之人都過得非常愉悅，則可能相當離譜。李濟、俞大維等年紀較輕，在父兄幫助下對科舉之變有所準備，停科舉對他們的沖擊當然較小。即便如此，多年后，俞大維仍意識到“我的國文作文始終沒搞通”！這提示著新策論實為“洋八股”之看法大有繼續言說的空間（此處不暇展開）。而那些進士、舉人出身，年齡三四十甚至五十多歲（需注意清末的三四十歲與今天相比，“蒼老感”要強得多）的人，他們也早已感知到科舉將停，遂努力在時局漩渦中掙扎，想在地方興學、留學的熱潮中分一杯羹。最后大多數人確實是分到了，但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一把年紀離開家鄉，或進京、或赴滬、或入省來做結果未知的經營打拼，甚至一句日語未習，就登上海輪，負笈東瀛，學習法政。若與舊日心靈相溝通，我們會發現那些貌似延續了“士紳特權”的讀書人其實也一樣承受著科舉立停后茫茫然不知未來向何處去的哀與痛。

新一代的讀書人

澎湃新聞：從晚清興學堂開始，近代化的學生群體日益崛起，這一群體和以往讀書人相較有何特點？

瞿駿：“興學堂”是清末一個截斷中流的大改制，它又與科舉改章和科舉立停的過程相伴隨，因此在近十年間入學堂的學生中既有傳統讀書人，又有半新半舊之讀書人，更有新一代讀書人。這些人入了學堂之后所產生的變化很多，這里簡單用三個關鍵詞來形容，一為落差，二為“無定”，三為群聚。

先來說落差，當年讀魯迅的《瑣記》一文，印象最深刻的是江南水師學堂里那“二十丈高的桅桿”，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這文字里面除了滿滿的“少年寂寞”外，實讓人詫異。一個水師學堂竟然無泳池而只能爬桿，這大概正是學生入學堂后感到想象與實際之落差的最佳寫照。清廷行新政并非無錢，但枝枝節節，百端并舉，遂令錢再多也只能掉入永不得填補的大坑。由此清末興學的理想與實際往往天差地別。對此讀書人未入學堂前基本無從察覺，像小說家張資平只是覺得縣城學堂讀書的人每星期回來一次，很得村人看中。在省城進學的人，每學期回來一次，更得村人尊敬，因此“無一天不夢想出省城念書”。所以從清末到民初的大小城市里充斥著一群滿懷著夢想和憧憬的人和夢想與憧憬被碰得粉碎的人，很多學生的人生轉折都能在此找到源頭，而如此多的人生轉折造就的是歷史的急劇漂移。

再來說“無定”，現代中國的最大問題大概在于永遠不知道變革到哪一天是個盡頭，變革若無休無息，那么身處其間的人們一定會感到種種“無定”，清末民初的學生就是“無定”感覺最強烈的一群人。胡適曾說：“當這個學制根本動搖的時代，我們全沒有現成的標準可以依據，也沒有過去的經驗可以參考。”因此學生從投考學堂起就幾近無所適從：是入一般學堂，還是專門學堂？考試時重專科，重國文，還是重外語？各學堂的入學要求實在是千差萬別。而辛苦考入學堂后是注重新學，還是繼續讀經？文理科目眾多，各科并舉力有不逮，用功程度如何拿捏？這一個個問號之下都要學生做出即時、快速的決斷，而這些決斷都可能在日后成為他能否順利立足社會的重要因素。甚至出學堂時，他們亦會面對諸多類型的畢業考試而感到應對無措。1911年唐文治就指出：“（據）部章，畢業考試之前有學期考試，而各中學之畢業者，即須赴省復試。三試相連，往往考至月余，始能竣事。其才質庸劣者，不過敷衍抄襲，其力爭上游者，勞精敝神，至以性命相博。幸而畢業，或已斃命，或成廢棄，似此情形，以家寒而力求上進者為尤多，尤可痛憫！”

最后是群聚，學生的落差感和彷徨無定若僅為個體的感覺，大概最多會走向抑郁與自殺。但相較傳統讀書人，學堂學生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數十、上百乃至數百人的群聚，且是遠離家鄉、家族、父母之愛護與管束的群聚。這樣的狀態既塑造了新人，又引來了煩悶；既有利于革命，又通向消沉；既讓學生成了現代中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又讓學生成了被政治撥弄的工具，其間的兩歧性和多歧性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排滿思潮

澎湃新聞：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清末各地起事不斷，排滿思潮流行，一般讀書人如何看待排滿與自己的民族身份？

瞿駿：我對清末的“排滿”思潮下過四字斷語叫“似真亦幻”，什么意思呢？“排滿”從其被研究的歷程看自然是一股“大潮”！這首先決定于革命史研究至今猶存的影響力。自1930年代起，在國民黨官方主導下，革命史研究就已蔚然成潮。“排滿”被革命史學規定為清末革命的方向和性質，當然必須成“潮”。其次決定于我們通過什么樣的史料來研究“排滿”。在辛亥老人的回憶錄里他們成就的起點是自幼“排滿”，日日“排滿”；中國學者的辛亥革命研究，曾花大力氣研讀的是《蘇報》《民報》《民立報》《天討》等報刊，孫中山、蔡元培、黃興、宋教仁、鄒容、陳天華等人的文集，讀這些報刊和文集大概一定可以看到“排滿”成潮；甚或日本學者千辛萬苦收集到異域史料，開展共同研讀，一開始也是一起讀《民報》影印本。我想若是自己每周與《民報》為伴，當然也會讀出“排滿”成潮。

《民報》

問題是以上所述的“排滿”成潮恐怕較多是因為盯著革命的歷史圖像看而產生的一種“似真”印象。若打開清末歷史的全圖，里面并不只有革命（一個例子是目前不少關于清末的歷史敘述常常被簡化成海內外康黨與海內外民黨的斗爭，再一轉而為革命派與立憲派之爭，很多時候清政府竟然消失不見了！），同時史料也并不只有前述的那些報刊（即使只有這些報刊，也需要考察它們究竟有多少人在讀，讀出了什么）。

因此正如洋務運動的成敗不能以甲午戰爭的成敗來考量一樣，清末排滿的流行程度同樣不能以1911年清廷傾覆來作簡單判斷。我們以往對新的那一面太過關注，而且常常是以革命、共和等最新的面相作為關注焦點，因此常常忽略那些其實很新但不是最新的面相，更不用說那些半新半舊或者極端保守的面相。

簡單來說，二十世紀初確實有相信“今天下之教習均不可恃，十分之三為康黨，十分之七為孫黨”的讀書人，但在大多數讀書人眼中，此等人不過是“妄人”。真正受到明季遺獻和種族思想波動之影響的其實只是相當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數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接觸到大量禁毀文獻仍然非常忠于滿清”（王汎森語）。這從清末十余年很多地方讀書人的文獻中都能得到證明。而且即使是受到排滿思想波動的那批讀書人，以排滿為綱領的種族民族主義不過是他們的一個選項而已，國家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女權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也都是他們的選項，有些選項如無政府主義，因為在讀書人的認知里比排滿要更新，所以會更具有吸引力。

小城鎮的讀書人

澎湃新聞：我們對大城市和通商口岸里的明星讀書人了解較多，那些小城鎮里的讀書人是什么情況？

瞿駿：我們的確需要去多了解小城鎮里的那些地方讀書人。前兩天我看話劇《北京法源寺》，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頭尾兩場戲，譚嗣同、康有為等主角在追光下慷慨激昂地說著大段臺詞，演員功夫著實令人欽佩。更妙的是在主角高光的同時，整個舞臺上永遠有各色人等在看似雜亂，實則有序地走動著，交流著，互動著。這正是歷史大舞臺的真實寫照，即在中國走向現代的變局中，若明星讀書人登高一呼，四周啞然無聲，變局恐怕就無從談起。而且呼應一定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一方面眾聲喧嘩、雜亂無章，一方面又有相近似的、可堪聯系的理路可尋。限于篇幅，這里先談兩點。

一個是考察小城鎮里的讀書人要注意“歷史不是突然全部冒出來的，而是一節一節生長出來的”（此處受羅志田老師文章的啟發），我們尤需在意的不是地方讀書人知道了什么，而是他們知道的基礎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以為什么、想象什么，進而又怎樣利用他們的“知道、不知道、以為和想象”去做些什么。如此我們才能將歷史舞臺的邊緣、角落和細部看得更加清楚，進而明星讀書人所處的中心也就會更加鮮活光亮。若四周模糊不清，中心亮則亮矣，但整個大舞臺就縮小成幾個光點了。

另一個是處理小城鎮里的讀書人一定要注重上下之參照。這種“上下之參照”一是指重視“制度運作過程”，要努力弄清一些思想傳播、觀念流行中的基礎性問題，如戊戌維新的消息是多久到某省的，又經多久到府廳州縣的，對每一條具體的上諭地方官又是如何處理，如何落實的。政變后也都有類似問題，這些問題與清王朝的制度運作過程密切相關，已有學者如劉熠有很好的研究，但仍嫌不足，特別是治思想文化史者對此常有忽視。二是指了解地方讀書人的思想結構當然非常重要，但重新處理明星讀書人的思想結構也同樣重要。比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洋人在《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上多拿其與《瀛寰志略》做類比，批評其“不夠新”，但《海國圖志》“不夠新”的部分或正構成了其對地方讀書人的持久吸引力？那么地方讀書人多選擇《海國圖志》，而稍拒《瀛寰志略》的“給定條件”是什么？研究地方讀書人最大的難點之一或就在于既要知下，又要知上，永遠需要在明星讀書人思想與地方讀書人思想的循環往復、交纏互動的過程里來更多地理解彼此，更深地解說彼此。

民國教科書在當下

澎湃新聞：讀書人的轉型，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讀的書不一樣了，您對當時的教科書頗有研究，前段時間國內也熱捧過民國教科書，您怎么評價這些教科書以及當下的走紅現象？

瞿駿：當下的教育體制凡是身在其中或子女在其中者大概都不會覺得太滿意。一個顯著現象是“素質教育”一詞大概很早就開始鼓吹，與之相聯系的詞叫“減負”。但現在無需做精細研究，只要看看周遭小孩就知道，減負那么多年，學生的學業是越減越重，越減越苦。在這樣的氛圍里除了向未來改革找出路外，對“黃金民國”的追慕也就自然產生了，而大量重新影印或整理出版的清末民國教科書正是這種追慕性情緒的出口和載體。

上海南洋官書局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對我來說，有大宗史料出版，當然是盡薄薪買來讀一讀，但讀多了，再看既有研究和書商的炒作就覺得有必要稍說兩句。其間最大的詭論是研究者太愛講教科書里傳播的西學新知，并推論教科書里的西學新知引動了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變化。而書商則多以“重尋傳統”、“民國語文”和“黃金時代”等大詞做銷售的招徠，因此教科書和所謂“傳統”之間是何關系，教科書作為史料是如何“形成”的（誰寫的？寫來做什么？），教科書啟蒙與教科書生意之間是何關系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厘清。

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我們現在因為離傳統太遠，遂導致我們以為清末民國的教科書離傳統較近。誠然清末民初的教科書里確實有不少關于傳統的內容，但必須要注意其中大多已成為游離的、散亂的傳統因子，傳統特別是儒學作為大經大法的地位在清末已然漸漸消逝，傳統“正學”的整體結構也已然被打散。因此教科書里貌似談了很多古人與古事，但通過撰者隱秘的刪節、改寫和重述，這些古人、古事指向的卻可能是極其“現代”的價值和意蘊，像教科書中常出現的“蘇武牧羊”故事，就經歷過一個從宣揚“忠君愛國”到強調愛民族國家的轉變。

第二，我想應意識到清末民初教科書的修撰者基本是當時江浙地區的趨新讀書人。他們的領頭大哥張元濟、黃炎培等不少都是歷晚清、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等三朝、四朝而不倒的“卓越人物”。張、黃等人雖趨新，甚至趨過“革命”，但未必有拿得出手的“思想”和“見識”，不過他們“應時而變”的本領確實不小，而且教科書只是其主導事業之一種，在文化、教育、政治等各個領域，其實他們都觸角甚深，影響廣遠，遠超我們的既有認知。1924年有人曾為這派人作總結說：“他們的中堅人物，大概是前清末年江蘇諮議局的議員，所以亦有稱為諮議派的。他們在民國初元程德全為江蘇都督的時候，是很得勢的。那時黃炎培為教育司長……他們的眼光頗不低，野心頗不小。他們有三條秘訣：一，是實力即承認；二，棄虛名居實權；三，對各方不開罪。所以軍閥有勢力，他們便向軍閥獻殷勤。名流有聲望，他們便和名流吊膀子，如一切會社的什么長都推到蔡元培等的身上去，他們自己只做有實權的什么干事……對于政局態度，有時亦隨社會趨向附和贊成，但決‘不為物先’，而且一待情勢變遷，他們便托故改變面目。”

這段話雖有些刻薄，但提醒我們考察這些人物主導出版的教科書，恰要仔細研究其如何“應時而變”，怎樣順應潮流，其在伸張什么，又在壓抑什么，這種伸張和壓抑在教科書中如何體現，背后又經過了怎樣的布置與操作。

第三，教科書當然是清末民國中國啟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同時是當時出版業最大的一宗生意。因此教科書的啟蒙與生意間的微妙關系仍需要多做些解說。這表現在一方面無生意就無啟蒙的規模效應，生意一定程度上能促成啟蒙的強勢拓展。不過另一方面生意也可能使得啟蒙旁逸斜出，波折叢生。簡單來說問題大概有三：首先，有生意就有商家間的競爭，競爭可控還好說，若是惡性競爭對商家來說就是兩敗俱傷。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的教科書之爭不幸很多時候實在是太過激烈。其次，啟蒙既成生意，就需要保證出版品數量巨大方有利可圖。而由此造成的新書泛濫卻使得無力購書者越來越多，1901年已有封疆大吏提出“中外政治、藝學書籍浩繁，貧士不克多購”。而且新書“新”則新矣，未必為“佳品”，即使為“佳品”，但因其“太多”而使得讀書人難以熟讀，更會選擇困難，顧此失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科書生意既由資本所操縱，此種操縱就不會局限于出版機構，而一定是延綿各界，流布四方，進而影響所謂“輿論”，促成一種“當輿論燎原滔天之際，凡諸理勢誠不可以口舌爭”的形勢。而不少“新人物”會利用輿論的“燎原滔天”來打壓與其不太相能的出版機構，挾持威逼各級政府就范，以達到推廣實行他們的主張，甚至是獲得其私利的目的。

（本文原題為《清末民初讀書人的轉型》，刊于12月4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