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體報道，鄭州近期召開全市學生安全出行綜合管理行動動員部署視頻會，會上強調，公安交警部門將配合市教育部門、市文明辦將接送學生車輛、人員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學校創建文明單位、文明班級、三好學生考核評價范圍，引發網友廣泛討論。部分網友認為此舉屬于“連坐”，有違公平法治原則；也有網友認為，學校門口的交通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用管孩子來管家長，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

的確，“連坐”當然有效，否則也不會“自古以來”就有管理者實踐了。而且，現在的家長基本都愛子心切，一聽說自己的交通違法行為可能影響到孩子的考評，比對自己駕照扣分、罰款來得還有效。但是有效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如果手段不夠正當、不夠科學，哪怕一時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后患也是無法估量的。

近日，鄭州市出臺《鄭州市學生安全出行綜合管理工作方案》。圖/河南省人民政府網

我們不能只看到交通規范這一個層面的效果，而忽略了這種“連坐”手段對孩子們悄無聲息的影響。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學生因為家長交通違規被取消了三好學生考評資格，這勢必是要公開說明的，會不會因此對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傷害？家長們犯下的錯，又憑什么讓他們承擔？孩子們能想明白嗎？

而所謂三好學生，評定的對象是學生本身，和其家庭成員無關。一個孩子作為學生到底好不好、有多好，還是要看學生自己的日常表現。倘若家長也可以“參與”進來，那最終評定的恐怕已經不是三好學生，而是“三好家庭”或“三好家人”了，這就讓評選丟失了初衷。

從法治的角度來講，家長們交通違法，自然有交警按照交通法規來處理，也理應限制在交通違法處罰措施的范圍內，切入到教育領域，把孩子們也牽扯進來，純粹是多此一舉。直白一點說：連責任主體都被改變了，又怎么談得上公平合理呢？

再退一步講，即使不針對學生，單是通過交通法規之外的方式來懲罰交通違規者，也是不合適、不可取的。比如，因為某個人違反了交通法規，除了常規的罰款、扣車、批評教育、拘留外，還將其和當事人所在單位的工資、績效獎金或榮譽評比掛鉤，恐怕就涉嫌過度執法、法外執法了。

也正因此，這條看似治理違法亂象的措施，本身也不符合法治社會建設的基本精神。法治社會的一大要義就是：是誰的責任誰承擔，不能搞連坐和替代；是誰的執法權力誰行使，不能超出邊界、越俎代庖。具體到這件事上，道理很簡單：交警部門沒有執法到教育領域的權力，學校也沒有管理交通違法行為的權力。

然而，類似的“連坐執法”思維，近年來并不少。如2018年山東菏澤市開展電動車專項整治行動，有學校在配合政府部門行動時，將家長駕駛超標電動車與學生的“道德品質分”掛鉤；2016年，杭州也出現過家長在校外機動車道黃線內停車，扣班級集體分、影響三好學生考評的報道。這就需要各地交警部門、教育部門等逐漸轉變認知，檢視自身。

當然，考慮到一些具體的場景，如家長們集中在校門口接送學生，學校也有一定的組織管理責任。如果一所學校門口的交通秩序過于混亂，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學校管理水平不足、履職不到位，將其作為文明單位的一個考評因素，還說得過去，但是具體到學生身上，未免有失偏頗了。

或許，可以有的措施是，如建議和敦促學校組織安保人員維持上學、放學階段的秩序，加強交通執法部門、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協商，學校可以邀請交警來校開展遵守交通法規的普法講座，組織學生、邀請家長來參加，等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手段有很多種，它們或許不是最見效的，但最起碼不“見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