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總統特朗普要做什么？

從特朗普開始競選起，他出格的、自相矛盾的言論就沒停下來過，媒體、公共知識分子、學者的批評也沒有停下來過。但后者反而成了特朗普的免費宣傳，為他的當選推波助瀾。特朗普上臺后，筆者今年訪學所在的大波士頓地區劍橋市這個自由派、東海岸精英聚集的重鎮，可謂哀鴻遍野。如果我們仔細看特朗普競選以來的各種言論，我想哪怕你不是自由派，只要稍微有點政治常識、實踐智慧，也會被嚇得心驚肉跳或氣得鼻歪眼斜。不過，如今他成功當選了，很多人根據他號稱要干的事情，認定他必定給美國乃至全世界帶來災難，恐怕也有問題。

一般來講，美國總統候選人競選時的言論甚至行為，未必是他當上總統后真的會干什么的絕對可靠的指南。尼克松就是以強硬反共的姿態參選的，但他上臺以后，訪問了中國，并與蘇聯實現了事態緩和（détente）。2000年小布什競選的時候，從之前得州州長的政績看，他似乎是一個可以超越黨派的團結者，而他的父親老布什是一個老派的溫和共和黨人，不保守也不極端。因此，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他會是個不錯的總統。但是，小布什上臺以后，完全顛覆了很多人對他的印象。

在這次競選中，《紐約時報》的溫和共和黨專欄作家Ross Douthat早在2016年2月就指出，“特朗普現象”可謂奧巴馬2008年競選和后續政策的一個產物。他的一個觀點是說，奧巴馬在2008年的競選中把名人效應、真人秀效應、候選人作為救世主的形象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個意義上，參與過真人秀的名人特朗普，只不過是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而已。的確，2008年大選期間，筆者正生活在美國，當時看了奧巴馬部分支持者近乎宗教狂熱般的非理性，也是目瞪口呆。當時就有很多人評論過，奧巴馬許多承諾很空洞，也絕不可能實現。比如，奧巴馬曾號稱要徹底改變華盛頓的政治氛圍，拒絕讓跟政府有各種交易的說客和其他很多政客進入政府，打造一個全新的政治。我當時真的擔心，奧巴馬上臺會按照這些過度理想的說法蠻干，但后來發現他是個很好的撒謊者，才放下心來。特朗普這次也給出了類似的說法，雖然可能用了更瘋狂的語言，但他的言論，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目的是為了擊敗對手，贏得這場“比賽”。至于他贏了以后要做什么，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一個地產商，先把一塊地想盡辦法圈下來，至于怎么開發，圈到了再說。

可他畢竟做了那么多不現實的、自相矛盾的、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秩序都充滿威脅的承諾。這樣的人，居然還有這么多人為他投票，讓人抓狂。有評論認為，自由派的問題是把特朗普的話當真（literally），但并不認真（seriously）對待他這個人；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把他的話當真，但是認真地對待他。例如，特朗普說要在上臺第一天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很多人就開始考慮這樣會導致貿易戰，結果中美兩敗俱傷；而這話在特朗普支持者聽來，并不一定真的會理解為特朗普上臺之后會這么做，而是覺得他深刻意識到了與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傷害了藍領階級，也就是他能理解他們的痛苦。

盡管如此，正如哈佛大學政府系的Jeffry Frieden教授在大選后的一次討論里指出的那樣：總統的言論，即使不一定會變成真的政策，但只要說出口就可能已對國內與國際政治造成影響。就好像，雖然他不一定會對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提高稅收，但是一個審慎的經理，很可能就會自覺減少對外投資，以防不測。類似地，就算他不會真的對來自中國的貨物收取40%的稅，但審慎的中國領導者和企業家很可能會自覺尋找其他出口渠道，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依賴。

不過我們還是要追問，特朗普真的會明確執行的政策會是什么？我們現在能明確知道的是，他是一個任性的人，不怎么會控制自己的情緒。除此之外，我們基本什么都不知道。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他重用的人選，推測他在任期間美國政策的走向。特朗普競選成功的一大功臣，是“另類右翼”（alt-right）的媒體領袖Steve Bannon，他已被任命為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戰略策劃（chief strategist）和資深顧問（senior counselor）。我想，在特朗普很可能是個空心總統的情況下，了解他團隊的靈魂人物Steve Bannon，也許能讓我們對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行動有所啟發。

2、特朗普勝利給美國兩黨政治的挑戰

美國并非總統獨裁的國家，總統的政策終究還要通過參眾兩院的配合。本來因為特朗普的攪局，這次選舉前，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已在談論共和黨慘敗后要如何重整。結果，不但特朗普贏得了選舉，共和黨更是掌握了參眾兩院。在地方上，共和黨在州長、州議員的數量上，也大大領先民主黨。并且，因為特朗普是共和黨的總統，國會又完全被共和黨控制，這意味著現在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也會由共和黨認可的人接任，從而使得美國最高法院中共和黨人占多數。此外，現在還有兩位自由派的法官年事已高，假設他們在兩年后的中期選舉前退休或死在任上，他們的位置也必然會被共和黨人替代，這樣共和黨在最高法院也就占了大多數。這樣一來，美國號稱分立的三權就都會被掌控在共和黨手下。

當然，共和黨可能也不能那么樂觀。這次特朗普的意外當選，給共和黨造成了一個難題，即如何消化這個意外的勝利？特朗普競選采用的平臺，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平臺。如何與特朗普合作實現共和黨認可的事情，這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對待被特朗普帶來的選民？這些選民，尤其是藍領工人，有很多是傳統上的民主黨支持者。如何接收他們，找到他們與其他共和黨人的“統一戰線”，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拆散共和黨，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共和黨被這一整合問題所困擾，已非一日之寒。

小布什上臺并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新保守主義者與沒受過大學教育的藍領選民結成了“不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說這是“不神圣同盟”，因為新保守主義者，尤其是里面的施特勞斯派，本來都是一批精英主義者。他們與骨子里有反精英傾向的藍領結合，宛若秀才娘子嫁給了阿Q。這帶來了小布什八年的執政，也在金融危機后為反精英、反建制的“茶黨”崛起奠定了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講，“茶黨”和特朗普，都是新保守主義者的混種。特朗普上臺，只是把共和黨的茶黨化又推進了一步。這使得傳統共和黨里支持自由貿易、財政保守（fiscal conservative）、社會觀念自由的溫和共和黨被徹底邊緣化了。像我在上篇里提到的，連小布什自己都在今年總統選舉里投了空白票，而一批新保守主義者都堅決跟特朗普劃清界限，甚至為他們曾經起到的推波助瀾表達悔意。而從來不是新保守主義者的溫和共和黨人David Brooks之流，出于絕望，已經開始談他們以前認為絕對不現實的組織第三黨的事情了。

不過，遭遇更大挑戰的，是民主黨。挑戰之一，是奪回這些藍領選民，或者找到足夠多的替代者。民主黨人以為靠移民人數的日益增長，可以替代快變成少數派的白人。但是，白人目前畢竟還是多數。并且，民主黨不但丟了總統和國會兩院，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州長、州議員人數上也大大落后于共和黨。民主黨本來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他們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東西海岸和其他地區的大城市。而美國國會議員，并不是完全按人口比例來分配的（比如人口多一倍的地方，國會議員數量可能只有1.5倍），這樣支持者聚集在人口稠密地區的民主黨就吃了虧。在這些地區，民主黨的確經常大比率領先，但再領先，也只有一個議員的席位。而共和黨在傳統支持地——比如鄉村和小城市——也領先民主黨，但并非大比率領先。也就是說，民主黨會比共和黨“浪費”更多支持者的票。這就意味著，雖然兩黨在全美的總體支持率差不多，但支持者在地域上的結構性差異，使得民主黨在國會議員數量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更要命的是，同時在州議會和國會占據主導的共和黨，還可以通過重新劃分選區，強化這種優勢。由此可見，民主黨所遭遇的挑戰，要嚴重得多。

3、 對中國的壓力

特朗普反全球貿易的立場，對依賴全球化的中國，很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但作為中國人，我們可以慶幸的是，他可能對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競爭的國家，比如印度，有著更大影響。因為國家間的競爭，自己跑得慢沒關系，只要別的國家跑得更慢就好。畢竟中國已經通過參與全球化，通過制造業，使大量人口脫貧。雖然面對的產能過剩、產業升級問題很嚴重，但比更晚卷入全球化、產業更多依賴對本國精英有利的高科技外包而不是對多數國民有利的制造業的印度，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尤其是加入WTO的這十幾年，是幸運的。

在國際政治上，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政策，與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相對。對此，筆者還是堅持前面的觀點，即使特朗普不會真的這么做，但這種可能性，也許已經足以讓那些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的國家要三思而后行。

以上這些說法，完全是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有自由派認為，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政策，對中國本身的政治改革沒有好處。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改革，外部壓力能起多少作用，其實很難講。即使存在壓力，也是非常長遠的事。這種外在壓力，反而可能迫使中國政府尋找其他伙伴（比如俄國）。而壓力的解除，也許會讓中國更親美一些，更能正面學習美國政治體制的優點。

這里的分析，并非說特朗普上臺，美國/中國或成最大贏家，而是想說明，美國的國內情況或中國的處境，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4、特朗普勝選之于全球政治未來的意義：國家整合的問題

行文至此，都在討論特朗普勝選可能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的具體影響。

而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學者，我認為，特朗普勝選，更是全球普遍的政治病癥的又一例新癥狀。有人可能會說，特朗普勝選是個偶然事件，不應被過多解讀。筆者在上篇也具體分析過，特朗普勝選的確有很多偶然因素，特朗普及其團隊成功利用了這些機遇。但這么一個問題重重的候選人，居然能擊敗希拉里，能得到這么多普選票，其中所折射的深層困境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只因為普選票中48.1%的美國人投了希拉里，而“只有”46.5%的人投了特朗普，我們就可以放心地說，民主還是勝利了？！

在我看來，雖然特朗普當選有其偶然性，但其背后代表的民粹勢力的崛起，是當代美國政治的重大特征。而放在全球視野下，我們會發現，這種民粹勢力的崛起——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上臺，到現在瑪麗·勒龐的躍躍欲試——是一個橫掃西方世界的普遍現象。前文提到的特朗普團隊靈魂人物Steven Bannon，也是如此理解右翼民粹的崛起，當然他為此感到興奮和驕傲。

這種普遍現象，會給全球政治帶來什么樣的挑戰呢？首先，就是歐美自由派強調身份認同的多元主義，出了問題。這種政治，對多元下各個“元”的認同推動有加，但對不同“元”之間的整合做得不夠。我們應該在文化寬容的前提下，推動不同族群的政治整合。這不僅僅是西方左派與自由派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當代中國的問題。中國國內的民族政策，也有認同有余、整合不足的特征。此外，這一問題在法國尤其表現突出，因為法國曾經是眾多殖民地的宗主國，一下接收了大批穆斯林人口，但這么多穆斯林在經濟和政治上難以被“消化”（融入主流社會）。這樣一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異質的群體，自然就成了動蕩的根源。

假如能夠對移民設置一定門檻，就可以控制移民的數量，從而漸進地消化移民，通過各種政策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共享一定的政治價值。并且，因為移民需要努力，這種政策吸引來的移民，往往是其他國家的精英。哪怕他是窮困勞工，他能沖破重重障礙移民到一個新國家，說明他是個有野心、求上進的人。尤其對于歐洲那些有著人口老化問題的國家，這樣的移民政策，通過吸引其他國家有上進心的成年人（這意味著引入移民的國家不用承擔養育這個人的費用，而直接收到“果實”），會對本國的經濟產生正面影響。所以，面對全球化人口流動的挑戰，明智的國家政策不是全面對移民開放，還是要設置一定的條件來允許移民進入。美國在這方面，其實是相對成功的，只是近年自由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對移民整合用力不夠。已經有人口老化問題的中國，應該考慮開始向比如東南亞國家有序開放移民。

5、貧富不均問題

特朗普勝選，揭示的另一個全球普遍問題，是尤其在發達國家日益激化的貧富不均問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政客將這一問題歸于全球化。由此，他利用了工會利益代表者的左翼言論，爭取了一些傳統上民主黨的支持者，成為他勝出的一大原因。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Eric Nelson就曾經調侃：特朗普不過是敵視移民的桑德斯，或者說桑德斯是不敵視移民的特朗普。（桑德斯參加了民主黨的初選，代表了民主黨里的左翼力量。）這一現象，也同樣具有全球普遍性。比如有評論指出，瑪麗·勒龐改造了她父親的極右翼的國民陣線，使其變得更有號召力，進入主流。她實現這個效果的一個重要做法，是吸收了法國傳統左翼的一些言論。換句話說，在反全球化上，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有合流的傾向。因此，如果我們認為這種傾向是危險的，也許與左右的劃分相比，現在更重要的是（左與右的）溫和（派）與（左和右的）激進（派）之間的競爭。

我們必須看到，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尋找最廉價勞工，確實對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有著直接影響。我們也不能樂觀認為，如果拒絕全球化，比如美國通過關稅等阻礙中國產品進口，美國人民不得不買更貴的東西，因此會最終反對拒絕全球化的政策。因為，拒絕全球化的代價，是均攤在所有人身上的。在這種情形下，各國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并非不可能。而這種政策的問題是，面對外國時采取貿易保護，但在本國打破不同地區的貿易壁壘捍衛統一市場，這兩套做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這可能導致國家內部的“封建割據”，甚至國家瓦解（比如英國脫歐之后，蘇格蘭高漲的獨立聲浪），或者導致貿易保護政策的破產。只不過，拒絕全球化的帶來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是當下立顯的。換句話說，雖然筆者認為，面對全球化，溫和的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但是筆者對真理必勝，并沒有太強的信心。

激進立場之所以錯誤，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西方國家貧富不均的擴大，窮人失業或掙扎在存活邊緣，最重要的原因其實不是全球貿易，而是科技進步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在NPR的一篇采訪中，受訪人Bertram de Souza提到，俄亥俄州Youngstown曾經是鋼鐵工業為主的城市，但工廠后來都倒閉或搬走了，特朗普說要把鋼鐵廠再開回來。在此期間，恰巧有一個法國公司投資11億美元在這里開了一家鋼鐵廠，但它只雇傭了400人，因為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承擔了大量原來需要工人做的工作。除非我們像《老子》里建議的，拒絕現代技術，回歸小國寡民時代，否則技術進步似乎只能讓少數精英成為財富的擁有者，而大批藍領工人所處的劣勢會日益嚴重。

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帶來的貧富不均，自工業化以來就日趨嚴重，并導向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大蕭條的一個重要導火索，正是各國相互間報復性的貿易保護政策。這一貧富不均最終是通過慘烈的二次世界大戰給抹平的。其實，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中常有的劇烈變動，也常常是積累下來的貧富不均無法解決，最終走向暴力重組的結果。前幾天在長途飛機上看了《饑餓游戲》第三部，在特朗普當選的背景下，我突然意識到，這部電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寓言：首都人民（東西海岸大城市）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制造和享受著先進科技；其他13個區的人民從教育到科技，都處于落后狀態，艱難地想盡辦法養家糊口。最終，這些“藍領”人民開始反叛，并取得勝利。這一情節，一點都不科幻，非常現實！

6、貧富不均的溫和解決

值得思考的是，這種全球化導致的工作流失，技術進步導致的根本性貧富不均，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除了戰爭、暴動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要防止老年化，就需要保持一定的生育率，并適度移民。在這兩點上，美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是做得最好的一個。尤其在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的通常規律下，美國在保持生育率方面做得甚至比中國都好。但是，這些政策并不能解決科技進步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是教育。但是，如果我們不相信人皆可以去硅谷/華爾街工作的神話，教育還是會讓很多人甚至是多數人，被技術進步的浪潮甩下。

一種選擇是，法國式的強有力的工會保證鐵飯碗。但事實上，這不但無法使這個國家在全球化市場中保有競爭力，這種保護甚至對本國的年輕人都是有害的。科技進步下的自由競爭，似乎必然意味著大量淘汰。那么另一種選擇是，一方面允許自由市場、壓低對雇主解雇雇員的限制，另一方面提高失業的各種保護措施，比如免費全民醫療甚至全民基本工資。但這里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下，無業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如何改變這樣一種觀念，是一大挑戰。能夠接受無業狀態并自己找到生活樂趣的人，往往是對生活有想法的人，可以利用好無業帶來的自由時間，因此也就更可能在技術進步的自由市場下成功。而不成功的人，卻往往是不能利用好閑暇、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人。

因此，如何解決科技進步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可能是人類面對的新的、嚴峻的挑戰。

7、儒家式混合政體

所有以上的政策討論，不一定全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可能要復雜得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對人民關心、并富有遠見的政治家。筆者在整篇文章中，盡量同情地理解特朗普選民和類似民粹運動中的人民的處境，但我終究認為，選擇特朗普是錯誤的。

這里引入了一個更根本的政治哲學問題，也是筆者近年來關注的議題：通過一人一票，人民有沒有可能選出正確的決策者？對這個答案的否定回答，也揭示了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背后的民粹主義問題。這種民粹，是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的基礎。也就是說，在溫和與激進的對抗中，如果溫和派希望取勝，就必須解決民粹的問題。

關于這個主題，筆者多有論述，在此不再重復。簡單說一下這些論述的結論是：在當代社會，國家很大、人民又因為工作而沒有閑暇關心政治、即使關心也缺乏能力的前提下，人民選擇決策者，哪怕是出于自己狹隘利益的理性考慮，也是注定無法做出正確抉擇的。互聯網等新科技的出現，不但沒有增加人民對政治的掌握，反而讓大眾更走向抱團取暖的狀態，對政治的了解越來越褊狹。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臺，只是這種結構性問題與人性現實的表現而已。如果是這樣，好的政策，很難指望在一人一票的體制下被制定出來。實際上，民粹與激進的危害，恰恰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體制表現出來的。

可是，如果我們接受對人民道德與認知能力的懷疑，我們還是要擔心，如果去除一人一票，而讓一小撮精英來代理，人民是否會進入被幸福的狀態？前面提到的電影《饑餓游戲》，就給出了這種安排之可能結果的一種電影表達。最關鍵的問題在于，人民是否生活幸福，應該讓人民自己來決定。

如果把這兩種考慮綜合起來，一個理想的政體，也許是結合人民與精英成分的混合政體。其實現方式的一種可能，就是讓立法機關的上下兩院，一院由人民直選，一院通過某種方式選拔精英（精英如何選拔、選拔精英可能的問題，筆者在其他地方多有論述，不再贅述）。如果有這樣的機制，也許我們就能防止利用民粹的野心家上臺。

最接近我所說的儒家式混合政體的，并不在傳統中國，而是美國立國時的政體（當然不包括奴隸制和對婦女等群體的歧視等邪惡元素）。當時美國的參議院，由州議員間接選舉，而非由人民直選。更重要的是，今年大選中又一次被鬧得沸沸揚揚的選舉人制度，和美國立國的時候，其實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選舉人由各州人民選舉，但選舉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獨立意志選舉總統，那樣的制度安排下，特朗普幾乎是不可能當選的。而現在，選舉人理論上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投票，但在平等、人民主權、一人一票被神圣化的背景下，選舉人一般都按各州的普選票投票。這種平等的進展，有其正當的一面。比如，黑人和婦女參政，正是這種進展的結果。但在我看來，在去除以前制度的不公的時候，可能把好的地方也改掉了，比如對一人一票普選制的制衡機制。因此，解決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治問題，也許不是要廢除選舉人制度讓人民直選，而是要恢復美國立國時候的選舉人制度。

如今，一人一票近乎被神化了，即使我講的混合政體更好，但似乎也不可能被采用。對此，我的近乎末世論的回答是：當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不斷遭遇危機的時候，也許人民就會反思這一制度了。當嘗試混合政體的某個國家取得了成功，這種制度也許就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日后的第一天，我給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做了關于儒家混合政體的講座。這是早就預定好的。但在特朗普當選的背景下，這個講座顯得太合時宜了。但是我不僅沒有“我早說了”的洋洋得意，反而有些不安。但發現自己不安以后，我更加不安，因為我覺得我這種不安似乎難以理解。最終，我猜測我的不安來源有兩條。第一，在別人最痛苦的時候去說“瞧，你們錯了，我對了”有幸災樂禍、勝之不武之嫌（那天幾百人的課上，眼淚汪汪的大有人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可能潛意識地感到，這種危機下真正能流行的，可能不是我自認為正確的解藥（儒家式混合政體），而是一些大力丸和毒鼠強，比如號召徹底拒斥西方、販賣各類模式的國家主義左派。因此，雖然危機帶來了制度改革的希望，但最終可能利用這種希望的，是讓這一希望再次破碎的人。就像《饑餓游戲》中，叛軍在Coin的率領下推翻了Snow總統，占領了首都。但是，她馬上顯示了成為下一個Snow的傾向。當然，在好萊塢電影里，她被Everdeen的正義之箭射死了。但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真實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