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27日，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八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在廈門大學召開。為期兩天的論壇，分主題演講和分場會議，計有50余篇報告，每篇報告設有與談人進行點評。在論壇期間，與會學者介紹了各種新近發現的材料與研究成果。

在論壇開幕式中，有一個令人興奮的“福利”——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鄭振滿教授宣布“中國地方史與民間文獻數據庫”正式啟用。該數據庫秉持“數位人文”理念，初步建立了一個集數位典藏、分析研究與開放利用于一體的平臺。不僅可以實現文獻的存儲、檢索，還在跨文本、地理信息系統等方面建立了關聯。相信該數據庫正式開放使用后，必將嘉惠學林。作為此次論壇的參與者，現將論壇期間筆者感觸較深的內容，記敘如下，以饗讀者。

回到文獻的“原點”

歷史學者直面的是文本。主題演講中，學者集中圍繞的是如何從不同的文獻類型和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解讀民間文獻，進而探討傳統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以浙江寺平村點滴感受為題，重申在現場解讀文獻的內涵——文本是怎樣產生的，歷史學者該如何使用。他提醒我們關注的議題是文字產生的空間、情境和使用人群；在關注文字文本的同時，還要追問那些沒有文字的情景，這些人的歷史該如何探知？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雖然利用的是寫給“皇帝閱讀”的刑科題本，但其關注的議題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時期福建保甲體系中以地保、鄉保與練保形態存在的地方職役。雖然刑科題本并非民間文獻，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會的豐富內容以及這種文本的形成背后的制度和社會脈絡，導引我們思考刑科題本這類“官方”文本，最終還是要回到民間社會的歷史情境中。

江西師范大學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書寫的各類文字“重返清初”，體悟地方文化領袖如何與清初的“南下干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會，進而理解時代的斷裂與延續的關系——由“明”到底怎么入“清”。上海師范大學錢杭教授關注的是“文革”新譜，他強調的是面對民間文獻中族譜這種連續性的文類，我們應該如何形成連續性解讀以及如何把族譜的連續性解讀出來。而復旦大學的王振忠教授，不僅對明清時代幾種公私收藏的《布經》抄本解題，還對《布經》文本本身進行考析：《布經》不但呈現了南北商幫在知識交流上的交流與互動，也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諸多細節史料。

可以說，面對各類民間文獻材料，學者們試圖提醒我們要放寬歷史的視界。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面對民間文獻時，首先要將文本置于“發生學”的關系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發展脈絡。只有回到民間文獻的“原點”，作為“局外人”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讀文獻。

觸及日常生活的基本范疇

“人”是歷史學家的“獵物”，歷史研究應當直指人心。我們都活在時空之間，每天都居住在某種空間或在空間中行走。不過，在傳統史學研究中，較少對日常生活中這些基本或熟悉的范疇（時間、空間）本身進行發問。猶如“家鄉”是親切的“空間”，它可能平淡，沒有歷史的魅力，但它總能激勵我們的記憶；再如傳統的繞境儀式，也是一種“空間”的表達。作為歷史學者，利用收集的民間歷史文獻，可以探知古人日常實踐中那個熟悉的世界，進而達致透過基本范疇理解社會的目的。

本次論壇雖然沒有專設議題，但已經基本觸及空間的物質、構想和認知三個層面。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黃瑜試圖將近代以來西江上游流域“峒”地村寨的族群關系和村寨內部信仰空間建構關聯，以此揭示儀式空間對人群身份、地位、認同、權力的形塑。華東師范大學李世眾則將溫州孤嶼“突兀”的空間建筑——文天祥祠，視為國家忠義文化地方化的一個“記憶裝置”，并在明清易代之際深刻影響了溫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實踐。而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田宓以包頭市一個蒙漢雜居的村落為例，探討在蒙古人與漢人的互動關系中，從游牧時代走向農耕社會的空間如何被想象和組織，從而理解空間觀念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也有學者（南昌大學歷史系羅桂林、廈門大學歷史系祁剛）利用圖像呈現的空間或地景，試圖呈現地圖繪制中的“隱”與“顯”，進而以“同情之理解”換位思考“顯隱”之間的繪圖與讀圖。在這場的開放討論環節，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指出圖像也是一種文類，比如家譜里的墓圖，有時候就是一種文化建構，甚至是山地田塘直接的產權呈現，故而，民間文獻中的圖像資料值得繼續研究。當然，“空間”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范疇之一，其本身還有諸多復雜面向，比如空間的生產，特殊空間的權力運作，空間的設計、感知和空間的象征等等，這些頗為有趣的空間議題，值得我們繼續探討。在空間的范疇之外，日常生活中還有其他基本范疇——分類。云南大學覃延佳就以誰是“蠻人”為題，透過地方儀式傳統與人群分類的關系，探討邊緣地區族群的分類及其意義體系，從而在族群分類的邏輯維度，觀察地方社會的演變過程。

聚焦“底層人”與大歷史

相比官方典籍，民間文獻更為直接地展現了基層社會生活的面向，尤其是在“以人為本”的視角轉換下，民間文獻可以有效地聚焦以往處于“邊緣”人群的日常生活。廈門大學歷史系陳瑤的《壟斷河道：明清湖南漣水的運漕船戶宗族》，以生活在漣水流域內的陳、鄧、潘等三個以運輸、捕魚為生的船戶宗族為中心，通過解讀三個宗族清至民國時期的家族文獻，描繪出生活在內陸小河、承差運漕、壟斷河運的船戶宗族的生活圖景：在國家制度和政策之下，這些船戶宗族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河道、輪流應差的機制。通過展現船戶宗族的“生存技藝”，一方面在軍戶運漕研究之外，對州縣以下基層運漕機制與漕務運作辦法提供了實例；另一方面也對底層人群的經濟能力、社會組織、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認識。可以說，這些見解是士大夫筆墨所不能傳達的“認知”。正因如此，陳瑤的報告得到諸多與會學者的贊賞。

在船戶群體之外，曾在南嶺山地存在的特殊兵種——“殺手”群體的謎團，也在民間文獻的意外收獲下得以厘清。中山大學吳滔教授的《明代中后期兵制與陽山殺手的土著化》，不僅探尋出殺手的“蹤跡”及其后代的土著化痕跡，也辨識出“殺手”的兵種性質——兼具募兵和民壯特征。而“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臺灣大學羅士杰和天津師范大學羅艷春，分別涉及到濱海社會的人群——澳民、哨兵、腳行工人和會眾。此外，暨南大學周正慶利用閩東新發現的婚書，探討基層民眾的非正常婚行為。正是倚賴民間文獻的使用，以往底層極為模糊，甚至被遮蔽的人群才漸漸“浮出”水面。

當然，這次論壇也對以往的核心議題——國家與地方社會進行了深度的討論和交流。中山大學謝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時期浙江南田島的疆域歷程》、蘭州大學葉錦花《明清福建鹽田變遷與官府應對策略研究》、臺灣政治大學林振源《贛東北道教靈寶派科儀文獻》等報告，雖然史料側重不同、問題意識相異，但都沒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而是心系“整體史”，從具體的文獻和事件出發，回應著大歷史的“問題與關懷”。比如林振源關切的議題是宋元新道法的創造如何帶來道教儀式的結構性變化，明王朝如何通過道教禮儀進入地方社會。

此外，新的議題如物質文化史也納入了考量范圍，復旦大學巫能昌就從信眾角度，對清代以來湘中地區刻奉神像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邏輯進行探討。以往耕耘的重要課題——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也得到進一步的承續。上海交通大學趙思淵、廈門大學杜樹海和暨南大學黃忠鑫，主要利用收集的契約文書，分別討論了徽州、福建永泰和廣西土司地區的地權結構和關系；中山大學于薇、吳滔合作利用宜章黃沙堡周邊村落的族譜資料，試圖將南嶺研究擴展到一般的州縣民戶，分析不同時期族譜資料中對賦役田產的表達方式，進而解析背后的經濟狀態和制度邏輯；而山西大學曾偉則對江西萍鄉煤礦產業契約進行了解讀和整理。可以說，區域社會經濟史依然在蜿蜒前行。

在分組會議結束后，論壇還進行了精彩的圓桌討論。與會學者就民間歷史文獻的數據庫建設、民間歷史文獻與歷史學的方法論以及民間歷史文獻解讀出來的“區域史”，如何打通并回應“大歷史”等議題進行了深度交流。最為緊要的是，學者們強調在系統利用民間文獻的同時，不要忘記田野，文獻與田野二者不可或缺。只有在“希望的”田野中，回到民間文獻的生產脈絡，思考文本背后的權力和社會結構，而不是“就文獻論文獻”才能對文獻信息進行有效地“榨取”和“擴充”。或許這樣的文獻解讀，才是民間歷史文獻獨具特色的方法和價值，也是其持久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