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溫拿，然后有盧瑟。盧瑟常有，而溫拿不常有。于是，盧瑟總是心心念念想要成為溫拿，而溫拿寫給盧瑟的話就成了金科玉律，讓那些想成為溫拿或者認為自己正在成為溫拿的盧瑟們百讀不厭，每篇文章都能達到10萬＋、甚至100萬＋點擊量。

對，我們說的就是咪蒙現象。

毒雞湯女王真的可以讓我們認清現實？

咪蒙因為“毒雞湯女王”而出名。所謂毒雞湯，就是與正能量雞湯截然相反的負能量雞湯，例如“對今天解決不了的事情，也不要著急。因為明天也可能還是解決不了；當你覺得自己又丑又窮，一無是處時，別絕望，因為至少你的判斷還是對的；年輕人嘛，現在沒錢算什么，以后沒錢的日子還多著呢。”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無疑會遇到很多困難，有時候雞湯的確能起到慰藉效果，并且幫助我們渡過難關，但隨著我們日漸成熟，尤其是從大學校園進入工作場所（所謂的“社會”）之后，現實便會將雞湯的治愈效果擊得粉碎，我們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幼稚可笑。

這時毒雞湯恰恰可以成為我們的解毒劑。是的，我以前真是太幼稚了，慰藉和善意真是太不堪一擊，我要堅強甚至堅硬起來。更為重要的，雞湯是弱者和盧瑟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騙，強者和溫拿應該直面現實，勇往直前。

咪蒙的毒雞湯正是寫給那些自以為認清現實并決意成為強者和溫拿的弱者和盧瑟的（當然，讀者群不排斥某些像咪蒙那樣創業成功的溫拿或者天生溫拿，但這些畢竟是少數），如她早期的兩篇文章《致賤人：我憑什么要幫你？》和《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調，而是你玻璃心》，不正是以溫拿的視角將讀者代入的嗎？閱讀并認同這種文章的人肯定都不會認為自己是“被致”對象，而是覺得這些文章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從而在心理和話語上讓自己歸屬溫拿陣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職場不相信 眼淚，要哭回家哭》（以下簡稱“職場”）也是如此。

但這些毒雞湯真的能讓我們認清現實，從而成為溫拿并走向人生巔峰嗎？在“職場”中，咪蒙在原則上承認“大家人格上是平等的”，但現實是老板比員工更平等，因為他們的時間更寶貴，所以員工懂得職場生存法則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讓自己變得時刻可供驅使，從而最大程度地節省老板的時間，比如代取外賣。只有做到這一點，員工尤其是實習生才能在職場生存下去，并且最后成為溫拿。

在工作場所，不要覺得委屈，不要抱怨，更不要哭泣，因為“沒有一種工作是不委屈的”，因為“職場是殘酷的”，這里“不看苦勞，只看功勞”——“弱者才喜歡用苦勞說話，強者只會用業績說話。”咪蒙的邏輯是，真正的強者只會用事實即業績說話，那怎樣才能出業績呢？那就是當“好盧瑟”：“把所有的委屈咽回去，變成我們的斗志”，不管老板對你怎樣頤指氣使或蹂躪剝削，你都不能“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只要“殺不死”你的，你就得徹底屈從，然后發揮你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最終變得更加強大，不可替代。

這不由讓我們想起恩格斯化用但丁的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當然恩格斯所說的門是工廠大門，而咪蒙的門則是她新媒體公司的大門。進了門的實習生或者正式員工不能“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因為“這里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你的自尊和自主完全無關緊要。這就是“工廠專制主義”或者“勞動場所專制主義”：你在勞動場所之外可以享受所謂的自由民主，但到了勞動場所內，老板就是君主，對你擁有支配權，你只能乖乖聽話，“要哭回家哭”。

難怪很多領導在看了這篇文章之后，立即組織下屬認真學習，似乎在告訴他們，看，想成為溫拿，就得當這樣的“好盧瑟”。

在某種程度上，當咪蒙說職場是殘酷的，她說出了真相。職場的確不是什么“溫馨有愛的大家庭”。但咪蒙的毒雞湯依然是雞湯，因為她認為只要忍辱負重并且足夠機靈，盧瑟最終會變成像他那樣的強者，絲毫沒有質疑這種現實背后的冷酷邏輯，而只是強化了這種邏輯。任何以強化現實邏輯的方式賦予讀者以意義的內容都是雞湯：你們盧瑟受委屈不過是殘酷現實（是的，現實是殘酷的，職場更殘酷！）對你的考驗，只有接受足夠多的考驗，你才可能成為溫拿。這也可以解釋這篇文字的留言為何都是“滿滿正能量”（當然，負能量的帖子可能被刪掉了），其中最有意思的留言是：“雖然是沒經歷過職場的家庭主婦，但是覺得，真心有道理，看完滿滿正能量”。

“職場”結尾咪蒙還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話：“那些殺不死我們的，終將讓我們更強大”。尼采所謂的強者不過是古代的血緣貴族，那在他眼里現代的強者應該是什么樣的人呢？

在阿多諾看來，尼采所贊揚的強者或者主人在今天無非就是“有進取心的人”或“工業騎士”。在當下，就是咪蒙這樣的網絡紅人。

但我們可以成為咪蒙那樣的溫拿嗎？只要稍微接觸一點社會科學的都知道，當下社會向上的空間越來越小，溫拿和盧瑟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作為毒雞湯女王的咪蒙讓我們認識到職場的殘酷，但作為溫拿的咪蒙則告訴我們，只要做“好盧瑟”，就能成為像她一樣的溫拿。

人工智能時代的廉價勞動力

一般來說，新媒體或者以非物質勞動（即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以知識、信息、符碼、情感等為主導的勞動形式）占據主導的工作場所都傾向于“扁平化管理”，如谷歌等高端互聯網公司，因為更加強調協作和員工的自主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更為扁平，被管理可以被賦予更多的權力。也就是說，在這種工作場所，民主會相對多些，專制會相對少些。但為何我們絲毫感受不到咪蒙團隊中的“扁平感”呢？

其原因就在于當下大量的過剩人口。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生產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很多白領和技術性崗位都有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比如處理法律文件的低端法務人員，或者寫一般性新聞稿的記者。另外，因為大學的擴招，大學生的就業狀況越來越不樂觀，充分就業越來越不可能。既然無法在現實中解決這個問題，那么從觀念上將失業或者啃老正當化，就成了唯一選擇，于是有關部門提出了“慢就業”這個概念。另一方面，在所謂市場經濟中，資本為了取得對于勞動的絕對優勢，從而對勞動力進行規訓，必須在勞動者內部制造競爭，即必須維持一定數量失業和半失業人口（即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后備軍”），從而讓勞動現役軍接受更低的工資、更惡劣的工作環境。正如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后備軍的隊伍，而后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

所以咪蒙說，你可以想滾就滾，“只要你的銀行卡余額高于2000萬”。但你的余額高于2000萬嗎？沒有。所以你不能想滾就滾。再者，你滾了能不能找到工作崗位都是問題，而我每天都有大把的求職簡歷，所以你要乖乖聽從資本的擺布。

新媒體或者非物質勞動行業的實習生畢竟還是少數，更多的是那些來自于職業學院在工廠中實習的學生們。所謂實習不過是做與取外賣差不多的最低級的工作，如打包、分揀或者送快遞，或者是流水線上的毫無技術含量的勞動。學校與工廠“無縫對接”，為工廠輸送最便廉價的勞動力，而學生為了畢業證，完全成了待宰羔羊。

那么正式員工會不會好一點呢？我們或許都聽過今年年中的那首《感覺身體被掏空》。這首歌寫的正是大城市中的白領階層，歌詞講的是一個拒絕加班的故事。但是歌曲形式的戲謔性消解了其嚴肅內核，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廣大聽眾也只是一笑置之（雖然可能是苦笑）。歌詞唱道：“我累得像只狗，不要加班，不要加班”，但接下來又辯解似地趕緊唱道，“我才不累，不累”。因為嫌累的人是在咪蒙們的眼中是不合格、沒能力的員工，即便累得像條狗，也必須強打精神，繼續加班。不然就有長期躺在沙發上即失業的危險——因為“想做的人多得是”。人們對于加班的態度是兩難的（ambivalent）：這種高強度的加班當然會降低人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加班意味著有事可做，有錢可掙，因此加班似乎又是心甘情愿的，如近期58同城的“996”制度背后的員工自愿加班：早9點到晚9點，一周工作6天，且沒有任何的補貼。在中國58同城絕非個案，很多互聯網公司都有類似規則，如阿里巴巴、華為、騰訊等。

這些互聯網公司與咪蒙的新媒體公司一樣，都沒有什么扁平性，反而對員工極盡剝削之可能。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谷歌等知名互聯網公司能做到扁平化管理，而國內的互聯網公司卻不能？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谷歌或“臉書”等互聯網公司擁有超級壟斷利潤，老板們可以恩賜員工們更舒適自由的工作環境，更民主隨性的工作氛圍，從而更好的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但中國的勞動力實在是太充裕了，這些處于下游的互聯網或新媒體公司沒有壓力或動力去發展扁平的管理方式，因為起碼目前以無限擠壓的方式去剝削勞動力就夠了。

當然，互聯網或新媒體等非物質勞動的生產空間對員工的要求與一般意義的工廠還是有所不同，后者只想在工廠內最大程度地剝削工人，離開工廠，剝削即告停止；而前者的價值增殖主要來自于非物質要素，這就要求員工的頭腦和心靈時刻處于工作狀態，哪怕離開工作場所，員工也還要勞動（如處理郵件、自我提高等）。正如《感覺身體被掏空》所唱的：“誰需要睡覺，多么浪費時間啊；誰想要吃飯 PPT是維他命；怎么樣老板，這下你滿意了吧？”老板不僅要占有員工在工作場所內的時間，因為新媒體的非物質勞動其實已經早已蔓延到工作空間之外并滲透進日常生活，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其結果就是老板必然要占據員工的所有時間，讓員工得隨時處于待機即保持隨時被驅使的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節省老板的時間。這不是什么夸張，恰恰是非物質勞動者所面對的生活-工作狀況，也是咪蒙沒有道出的真相。

當然，咪蒙還沒有想到要剝削那個實習生的非物質勞動——畢竟只是沒有工作經驗的實習生，但她卻堅信自己有權隨意支使實習生，我們可以想象，如果這個實習生通過考核，那么讓她加班多久都是理所應當的，因為“這里不看苦勞，只看功勞”。我們知道，新媒體公司若想通過撰稿或者策劃得到“功勞”，加班甚至通宵是多么的家常便飯、自然而然。無限加班的邏輯在咪蒙這里也就自然正當了，因為她只看“功勞”，更何況，你還可以“學到真本事”。

可不可以不做溫拿？

我們看到，咪蒙之所以這樣有肆無恐地隨意支使自己的實習生，因為她明白職場或者說市場社會的邏輯：在就業狀況越來越惡劣的當下，你不能想滾就滾，為了最大程度節省我的時間，你的時間只能任我驅使，無論我讓你做什么，你都應該無條件服從。這就是她的“職場生存法則”，即做“好盧瑟”。

但我們也說過，這種“好盧瑟”成功的概率越老越低，他們大多不是成為溫拿，而是成為沒有任何保障和福利的不穩定勞工，相互競爭和敵視，就這樣被溫拿的“分而治之”策略所馴化。更可怕的是，這是一個全球現象。據社會學者的研究，全球將近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屬于不穩定階級。這些勞動力工作時間長，報酬卻很低，時刻準備奪取正式勞工的工作。

另一方面，隨著福利國家的解體和大刀闊斧的私有化改革，個人無法再依賴國家和公共部門，于是無論中西，自我關注和自我負責的話語就占據主導，個人的命運完成成為私人事務。如果你貧窮，那是因為你不夠努力；如果你失業，那是因為你不夠優秀；如果你不幸患病，那你只能自求多福。國家完全退出，市場社會中的盧瑟們所能相信和依賴的唯有個人的努力、奮斗和拼搏，并且完全接受人與人之間相互敵對的競爭關系。

正如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指出的，從上世紀70年代始，技術的進步不再想要去實現另類未來（如所有人的富足、更多的閑暇與自由），而是用來強化勞動規訓和社會管控。這里有必要提及凱恩斯在1930年所發表的一個演講《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在這篇演講中凱恩斯預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類的勞動時間每周只需10-15小時，并且嚴肅探討了如何面對閑暇的問題。當時很多經濟學家都在探討閑暇問題，這在今天（2016年底）看來不免顯得非常荒謬，因為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的勞動時間都維持在最低每周40小時，在（準）血汗工廠，可以達到每周70-80小時。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勞動時間的確呈下降趨勢，后來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變了這種趨勢，結果就是格雷伯所指出的嚴酷現實。

這種規訓和管控也正是在國家退出和大規模私有化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就讓勞動者的組織變得非常艱難，尤其是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中，因為他們將盧瑟與溫拿、弱者與強者的對立內化了。我們之前說過，咪蒙的擁躉就是那些將自己視為（將來的）溫拿與強者的群體，即“好盧瑟”。

如果說“好盧瑟”成為溫拿的幾率微乎其微，那么我們可不可以不做溫拿，也不做“好盧瑟”？我們能否想出一種拒絕的邏輯？

起碼那位實習生用行動拒絕了咪蒙的邏輯。我們應該拒絕毫無意義的工作和資本的擺布。但個人的拒絕畢竟是無力的。若要真正改變，我們需要的不是競爭，而是團結、友愛和平等主義。我們不應想著成為溫拿，并安于做“好盧瑟”，而應追求更多的閑暇，更少的工作，更自由全面的發展，當然還有體面的工資。

而這一切都已內在于社會的發展之中，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是激發社會中已有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