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談讀書與翻譯 原創 柳鳴九 

柳鳴九

中華讀書報：能談談您童年時期的閱讀嗎？在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是什么樣的讀書環境？

柳鳴九：在清苦貧困的生活中，我的學習沒耽誤，父親自幼仰慕文化，老悲嘆自己大熱天在高溫的爐火前苦干的命運，在三個兒子身上，他主意與志向明確而堅定，那就是“一定要讀書”，將來一定“要成為讀書人”。因此，到重慶后，我很快就上了附近的兩路口中心小學，一直讀到六年級畢業。

小學五六年級時期，我總算開始有了自己的課外讀書生活。在學生時代，課外讀書生活對我極為重要，它無異于給原來閉塞、無知的精神狀態，打開了一道精神大門，開啟了一扇心靈窗口，對我心智的成長，見識的開闊，知性的提高，以及后來的思想修養以及業績作為都發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我大學期間所受到的科班教育與嚴格的業務訓練。

中華讀書報：您最早讀到的課外書是什么？

柳鳴九：我最早得到一本課外讀物是《三國演義》。這部書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從他雇主那兒得到的。它成為我們家唯一的一套藏書。我一有空就隨便翻閱翻閱，只記得從十來歲開始，我就不知道翻閱了多少遍。在不斷地翻閱、細讀與重溫之下，我后來對這本書有那么一點達到了“滾瓜爛熟”的程度。

中華讀書報：能說《三國演義》是您反復閱讀最多、對您影響最大的書嗎？

柳鳴九：這么說也非夸張之詞。首先，它培養我文言文，或者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半文言文”的閱讀能力，但我的古漢語的水平，后來一直沒有繼續提高，基本上就止于羅貫中式的文言文水平。這部書我越看越有味道，隨著年齡的增長，特別是其中的軍事智慧與政治智慧對我更是有吸引力。由于經常看《三國演義》，對那些通俗的演義小說都瞧不上了，以致什么《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隋唐演義》這些人們常看的書，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沒讀過。

的確，在后來，《三國演義》這部書對我的思想成熟大有影響，它逐漸使我開始有了一點政治頭腦與見識眼光，懂得了一點韜略，雖然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從政的志愿，也沒有多少心術與謀算，但我喜歡觀察政治，思索政治，喜歡作壁上觀。

后來，我曾經有過研究國際政治的一閃念，雖然只是一閃念，畢竟說明了我有過一定的興趣。所有這些可以說都與我少年時代讀《三國演義》有關。當然，我成年以后，知人識事、對待人際關系，也多多少少從《三國演義》中間得到過啟示，吸取過智慧，比如說我辦事喜歡偃旗息鼓，做一件事切忌雷聲大雨點小，多多少少是從呂蒙取荊州得到過啟發。我至今都經常告誡自己要韜光養晦，行事低調，矮化自我，放軟身段，就是從劉備種菜園子那兒學來的，只因為我這個名字實在是太張揚了，加以我脾性有點好名，所以，我雖然一直想學劉備種菜園子的處事姿態，但一直沒有學到家。

中華讀書報：除了《三國演義》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對您影響比較大的書？

柳鳴九：到了中學階段，我才讀到高爾基的《我的大學》，我與這本書一拍即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出身于底層，經過自己的奮斗，最后得以成名成家。它教會了我兩個字，那就是：奮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榜樣，有激勵的作用，可以效仿，我整個青年時代當做座右銘的那句話“即使是對自己的小勝利，也能使人堅強許多”，就是從高爾基的三部曲中得來的。因此，如果要說有什么書對我青少年時期很有深遠影響，那就是這兩本。

中華讀書報：您有什么樣的讀書習慣，愿意談談嗎？

柳鳴九：從重慶時期起我就養成了一個愛好與習慣，就是跑書店。重慶畢竟是陪都，繁華市面不多見，書店倒是不少的。在我住處那附近，至少有兩個小書鋪。與其說它們是做賣書生意，不如說是做租書生意，出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通俗讀物，其中劍俠小說占很大的比例，我最初就是被這些書吸引開始跑書鋪的。我沒有錢買書，也沒有錢租書，就站在書架前翻書看書，一看就是一兩個鐘頭，甚至兩三個鐘頭，我把這稱之為“看站書”。說實話，像我這種不買也不租，光“看站書”的主，而且隔一兩天就來“看站書”，用不了多久，就很惹書店老板的厭煩了。我可沒少遭過白眼，沒有少看過臉色，甚至被書店老板用很不客氣的言詞對待，但我仍厚著臉皮去“看站書”。因為那些書對我實在太有吸引力了。我記得最初我最愛看的有兩部，一部是《鷹爪王》，一部是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這兩部書都是長篇多卷，特別是《蜀山劍俠傳》，有三四十冊之多，文筆甚好，想像力豐富，寫得神乎其神，愈到后來愈神乎其神，但寫的都是作為劍俠的人，而不是神不神、人不人、獸不獸的怪物，這是我特別喜歡的特色。我年輕的時候，多少有點容易耽于妄想的毛病，跟這大概有關。

從重慶時期以后，因為我一直都住在大城市里，每個城市都少不了書鋪，有租書店，于是從重慶時期起，“看站書”只是開了個頭，以后每到一個城市，我都保持了“看站書”的愛好與習慣。興趣也不斷地擴展，從最初癡迷于劍俠小說，擴展到偵探小說，什么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亞森·羅平俠盜案小說，再擴展到通俗言情小說，如張恨水的小說，我早就通過“看站書”讀過了。對比張恨水低一兩個檔次的馮玉奇的小說我也不生疏，這也許是我后來對情色文學并不大驚小怪的原因，甚至我還寫過一本《法蘭西風月談》呢。當然小書鋪、租書店除了這些通俗讀物之外，也有不少正經的、嚴肅的文學書籍，也就是在這些小書鋪里面，我讀到了魯迅、茅盾、老舍、郁達夫以至張資平、無名氏的小說。

我這個跑小書鋪、租書店、“看站書”的習慣，從重慶開始，一直持續到我初中畢業。到了高中，已經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時代，小書鋪與租書店逐漸絕跡，于是我就改成了跑新華書店，但“看站書”的毛病則仍然延續下來了。我看得比較多的，幾乎都是小說作品，雜文與詩歌我就很少去看，喜歡看、也常看的作家仍是這么幾個：魯迅、茅盾、老舍與郁達夫，對他們的小說名著《阿Q正傳》《祝福》《子夜》《虹》《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等，我都相當熟悉。我有眼無珠，卻沒有好好讀沈從文與丁玲，對巴金與郭沫若，不知怎么總有點難“進入意境”。不過，看歸看，讀歸讀，翻閱歸翻閱，一到書店，翻閱的書就難以計數了。因此，中國不同時期出版過的中外文學書籍，幾乎沒有不是我曾翻閱過的。說實話，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初步基礎以至外國文化與文學的一般知識，相當程度上都是從跑書店、“看站書”來完成的。

中華讀書報：能否說說您是如何翻譯《小王子》的？您的翻譯標準和原則是什么？

柳鳴九：我生平第一次翻譯《小王子》是在2005年。有兩個動力，一是我有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孫女柳一村，我一直想為她做一件事，留一個紀念品；二是我對《小王子》這個作品有了些獨特的認識與理解，認定它是一部非常值得翻譯，也是一部很應該翻譯的杰作，特別是作者把地球上的一切人物與事物召喚到小王子的面前，讓他清澈的眼光去審視，讓他純潔的心靈去思索與置疑。這種新穎的哲思式批判舊世界的態度，給人類文學中有積極意義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帶來了嶄新的思維方式與視覺角度。還有一點我特別贊賞、特別尊崇的，那就是作者在作品中，開創地提出了“全球意識”與“宇宙胸懷”，不僅給20世紀現代派虛無主義思潮所造成的渾濁而迷茫的氛圍帶來了清新的氣息，使人類頭腦為之一醒，形成了人類“全球意識”的第一次真正啟蒙。面對這樣一部有重大意義的書，我能無動于衷嗎？能無所作為嗎？于是，幾個原因就匯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驅動著我找來原文本立即翻譯了起來。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合格的譯本應該有什么標準？

柳鳴九：合格的優秀文學譯本，至少本身就應該像一部文學作品；優秀譯本的譯文，首先就應該是經過不著痕跡的修飾、經過反復錘煉的文學語言。這就是我簡單的翻譯理念。

我從事翻譯是相當晚的事情，遠比譯界的前輩元老晚許多年，也比一些“少壯派元老”要晚一些。雖非譯林“名家”，面對著某些大出版社的上佳譯本，自己還不乏信心，覺得自己未嘗不可能提供另一個雖不敢說更為優秀、但至少能叫人“悅讀”的譯本。

中華讀書報：作為翻譯界名家，您怎么處理翻譯中的難題？

柳鳴九：去查字典唄，說句實話，我查字典查得不少， 因為我小心，怕記得不準，我根本不相信，用不著查幾回字典就可以譯完整部書的神話，對有些字有些詞匯，我小心翼翼地對待，就像初期老年癡呆癥患者那樣，出門前明明記得自己鎖了門窗，但仍不放心，非要回家再檢查一遍不可。這樣，我遠遠沒像某種大譯家那樣下筆神速，譯績海量，但也從沒有遭到過“粗制濫造”“錯誤百出”的指責。

（欄目主持人：宋莊）

原標題：《柳鳴九談讀書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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