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5日晚，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作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左派游擊革命的象征，卡斯特羅的去世也引發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和回顧。六七十年代的拉美革命給拉美社會留下了怎樣的遺產？拉美左派對古巴革命有怎樣的反思？日前，記者聯系到正在上海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進行學術交流的Aldo Marchesi教授，他任教于烏拉圭共和國大學，研究領域正是六十年代的拉美革命。在Aldo Marchesi教授休息的間隙，記者特邀上海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張琨一起與他進行了交流。

澎湃新聞：您聽到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有何感想？

Aldo Marchesi：卡斯特羅的去世對大多數人來說并不十分意外。我的意思是，對于一個年逾九十的老翁，不論是古巴權力核心層，還是古巴人民，甚至卡斯特羅自己，都早已經做好了這樣的準備。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十年前，菲德爾就已經將主席的位置交給了勞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菲德爾的離去對于古巴各方面來說，是一件早已列入接下來日程中的確定事項。對于研究拉美的學者來說，也是一樁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不同于被處死的格瓦拉，也不同于被推翻的阿連德，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這一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引起如此激烈的討論。他的去世，在我看來，象征的意義要遠遠超出現實的意義。我們都知道，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革命浪潮中，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領導的古巴革命一舉奠定了古巴在第三世界左派中的地位，而這兩人，作為反帝國主義與反美國霸權的象征，也一同被世界所認識、被歷史所銘記。格瓦拉早已戰死，而卡斯特羅今天的逝世，某種意義上才宣告了那段冷戰背景下革命歲月的終結。看似人們在討論懷念卡斯特羅，實際上人們在討論、反思冷戰背景下的六十年代。

說起來，古巴革命的初衷就是為了反對巴蒂斯塔的獨裁，這一時期內的卡斯特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在他上臺后，他的政權確實帶有了比較濃重的威權主義色彩（Autoritarismo）。但我個人判斷，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客觀環境所制約的結果。在當時的古巴，想要保持主權與獨立，一定程度的鐵腕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后來，從卡斯特羅對其他拉美左派政權不同道路的尊重和支持，我們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思想里，還是支持政治多元的。比如智利的阿連德采取競選的方式上臺，這一事件就得到了卡斯特羅的同情和支持。卡斯特羅還派出了自己的衛隊，前往智利作為阿連德的警備隊保障他的個人安全。

澎湃新聞：拉美革命興衰的一個重要外因是冷戰，所謂“興于冷戰，衰于冷戰”。那么，從拉美內部的視角如何看待其興衰？

Aldo Marchesi：卡斯特羅領導古巴革命時，得到了大量古巴人民的支持，這種支持，甚至一直延續到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個人希望這種支持能繼續延續下去。古巴革命的爆發，根本原因在于那一時代古巴民眾政治權力與自由的缺失，以及美國在古巴地區的特權與掠奪。

影響拉美革命的原因很多。但總體來說，整個拉丁美洲在六十年代都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大眾的生活水準下降得比較厲害，工人工資降低，學生福利變差。一般來說，經濟危機會推動政府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改革，拉美一些政府，比如危地馬拉、巴西、阿根廷也確實做出了一些嘗試。可惜在當時冷戰的大環境下，任何背離美國經濟政策或是自由主義的改良，都會被不自覺的“意識形態化”，會被美國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滲透和入侵”。這樣一來，美國政府聯合拉丁美洲各國的寡頭階級（大地主、大進出口商、軍隊、天主教會）對所有的改良進行了扼殺。當改良的道路被堵死后，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也只剩武裝革命這一條出路了。

這里我可以給大家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卡米洛?托雷斯，哥倫比亞的神父、魯汶大學的博士生。回到哥倫比亞后，他創建了國立大學的社會學系，并做了三四年的田野調查，想通過調查改良的方式改善哥倫比亞民眾的生活水平。但最后，政府當局罷免了他在大學里的職務，禁止他自由地發表言論。他認為，想要改變現狀，只剩下武裝革命這一條道路了。于是，他投筆從戎，成了拉美歷史上最著名的犧牲在山林間的游擊隊戰士。

當時的卡斯特羅面對的情況差不多也是這樣。很多專家學者都認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地區興起的革命運動，是對六十年代經濟下滑、美國干涉與改良無望等一系列事件的激烈反應。

拉美各國大規模的武裝游擊革命、甚至跨國的游擊革命與社會動蕩導致了各國軍事政府的上臺。在美國的支援下，軍事政府從技術、人員、方法等各個方面對游擊隊進行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這種失敗，一方面的原因是雙方實力差距過大，另一方則在于游擊戰的局限性，比如不能很好地聯系發動群眾等。

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雖然失敗了，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并不是什么都沒有留下。如果將視線放長，那么我們便能發現，不論是八十年代興起的人權運動，還是九十年代出現的進步政黨，抑或是新世紀中拉美政壇集體的左轉，其中都能看到之前六七十年代游擊隊員的身影。盧拉、穆希卡、羅塞夫、基什內爾和查韋斯都與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經驗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當時還確實參加過游擊運動，甚至坐過大牢。在八十年代重返民主的進程中，他們重新出現在各國的政壇上，并對自己以往的理念進行了反思，采取了一系列較之以前相對緩和的改良措施，確保了新世紀拉美政局的相對穩定。

不過，古巴并沒有經歷這些。因為自古巴革命勝利以來，卡斯特羅就一直當政。盡管在那時古巴輸出革命，但國內并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游擊戰所帶來的動蕩；之后，古巴也沒有經歷過七十年代軍事獨裁政府統治下，那種體系化的對左派和政治異見人士的鎮壓。當然，由于這一不同的經歷，古巴也不具備九十年代重返民主化過程中的經歷與經驗。這些不同，使得古巴成為五六十年代拉美革命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實際上，卡斯特羅和拉美左派對古巴的經驗也有很多反思。

澎湃新聞：拉美左派與卡斯特羅對“古巴革命”的反思，您能具體說一下嗎？

Aldo Marchesi：這么說吧，我認為左派與卡斯特羅經過反思認識到：古巴革命可以作為一種象征，但是不能作為一種可效仿的模式。

作為拉美歷史上第一個成功抵御美國支持下軍事干涉的國家，古巴承載了太多美拉關系進程中弱勢一方的希望和期待。古巴革命的勝利向拉丁美洲各國證明了：我們也能無懼美國的壓力，成功地獨立于世界政治的版圖中。在整個意義上，對于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拉美革命者來說，古巴革命的勝利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與暗示意義——同樣是拉美人，他們都成功了，我們為什么不行？

但同時，古巴革命的勝利又是一樁很難復制的歷史事件。卡斯特羅本人實際上也是意識到這一點的。在經歷了六十年代初期的革命輸出后，之后的古巴與卡斯特羅對拉美不同模式的左派革命，無論是阿連德統治下的“智利道路”，還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戰線，或是查韋斯推行的玻利瓦爾主義，都持尊重并支持的態度。不僅如此，古巴與卡斯特羅自身也在反思中不斷地改變著。我們可以大致將卡斯特羅與古巴按照以下階段劃分出來：六十年代卡斯特羅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拉丁美洲主義者（Latinoamericanista）；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和蘇聯的良好關系，卡斯特羅本人與古巴都有一定程度的蘇聯化傾向；等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某種程度上卡斯特羅又回到了之前的拉丁美洲主義者的姿態。雖然在不同的時代，卡斯特羅與其統治下的古巴表現出不同的樣貌與姿態，但總體上來說，卡斯特羅的個人好惡（Personalismo）在古巴的政治中占據了中心的地位。正是出于這一點，有人稱他為獨裁者。然而我覺得，這種個人主義的風格應該與拉丁美洲長期以來民眾主義（Populismo）的傳統聯系起來看，就像庇隆、瓦加斯以及查韋斯等拉美領導人一樣，卡斯特羅也是一位“克里斯瑪”式的領袖。身材高大、儀表堂堂、演說富有煽動力、敢于對抗美帝國并且善于給予民眾承諾，這些特質與大部分民眾所期望的領袖形象十分吻合。

當然，并不是所有古巴革命之后的拉美革命都與其有關，比如九十年代在墨西哥興起的薩帕蒂斯塔起義軍，他們的革命邏輯就與古巴是不同的。前者更加強調印第安人這一族群政治權利的獲取與身份認同。

澎湃新聞：您提到了墨西哥，那么我想多問一句，墨西哥在冷戰中與古巴、美國的關系是怎樣的？

Aldo Marchesi：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們都知道，墨西哥雖然在文化意義上也屬于拉丁美洲，但在地緣政治上它位居北美，經濟、政治對美國都有很強的依附性。可以說，它在拉丁美洲國家中算一個特例。而且這個國家在冷戰中的態度，也頗值得玩味。總體上來說，它的態度比較搖擺，雖然也經常批判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但據今天解密的檔案我們可以得知，墨西哥政府通常只是表面批判，而私下里繼續保持與美國政府的緊密關系。在古巴問題上，它的表現也差不多一樣——一方面保持著與古巴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則充當告密者的角色，將當時古巴發生的一切都匯報給美國。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拉美學者，您覺得在兩地的學術界對美拉關系和冷戰中的拉美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有什么不同？

Aldo Marchesi：老實說，美國有很多批評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學者，同樣也有很多替政府辯護的學者。前一類比如有Peter Winn, Greg Grandin等，他們雖然是美國人，但對美國政府批評的程度甚至超出了拉美學者。這種情況在拉美也經常出現。因此從這一點來說，我不覺得這兩地的學術界有什么太大的差異。

不過值得提一下的是，總體來看，美國的拉美學界有著更充足的經費、更加齊全多樣的書籍與資料，以及相對來說更多樣化的視角。這些都是拉美同行所應該學習的。另外，還有一點差異在于拉美的歷史學界中大部分歷史學家只專注于本國內部的歷史，或是本國某一方面的歷史。舉個例子，你在阿根廷很難找到有關智利歷史的書籍，在智利亦然。這種情況的出現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取向，但也同時包含著政治因素。各國的政府都希望大量出版有關自己國家歷史的書籍，從而加強人們對本國的歷史認同感。而在美國的拉美學界，則傾向于將拉美或是拉美的某一部分（比如南錐體）作為一個研究整體，以此討論人員與思想在跨國區域范圍內的流動與相互影響。當然這與美國歷史學界“全球史”的背景也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