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下旬，一百五十位男女老少從十五個國家匯集到西班牙，每個人心底藏著80年前親人在這里編織的夢，像葡萄園里釀造的美酒，埋在地窖里，越陳越香。

隨著他們，我們來到阿爾巴塞特城，80年前他們的親人曾經落腳于此。城里年輕的區域市長已經敞開議會廳，等著歡迎我們。在眾多熱情的致辭中，老太太安娜塔西亞（Anastasia Tsackos）的一席話特別觸動了我的心弦，她輕聲地訴說自己的故事：“20年前，我擠在阿爾巴塞特火車站的人潮中，迎接大批到來的國際老戰士。我一邊哭一邊找，希望也許能夠看到我的父親。”

她父親是希臘人，西班牙內戰時他才17歲，看不過西班牙老百姓遭到法西斯的摧殘，虛報了年齡來到阿爾巴塞特，加入國際志愿軍。在那中情了一位西班牙姑娘，兩人成了家。1938年西班牙共和國撤出國際志愿軍，他們小兩口子便來到法國諾曼地，1939年8月生下一個女兒。

“我四個月大時，媽媽抱著我回西班牙，準備把證件帶出來，回法國和爸爸一起到美國。”她說。但時局已變，她們母女倆無法離開西班牙。母親在她五歲時過世，她失去機會聽母親講父親的故事，只留下父親帥氣的照片。

20年前，安娜塔西亞擠在阿爾巴塞特火車站時，正值西班牙內戰爆發60周年。三百多位老戰士在親友的陪同下，浩浩蕩蕩地坐火車前往阿爾巴塞特，我們也一起同行。火車進站時，迎接的人潮拉著鮮紅的大布條，揮舞著國際志愿軍的旗幟，在演奏西班牙內戰的歌曲聲里，我們被西班牙老百姓的盛情熏醉了，誰會注意到人群中安娜塔西亞正在慌忙地尋找自己的父親？

“我一直哭一直哭，感到無比的傷心。我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知道今生再也見不到我的父親了。”鏡片下閃爍著淚光，她顫抖地說：“我把我不能給父親的擁抱獻給你們。”

80年前發生的西班牙內戰，持續將近三年之久。這場戰爭起源于佛朗哥將軍叛變，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軍援下，要顛覆民選出來的西班牙共和國。法西斯的夢魘震撼了世界的良心，讓畢加索的畫筆憤怒，讓聶魯達的詩篇流淚，讓加繆的心口淌血，讓來自54個國家的四萬多人來自志愿奔赴西班牙，安娜塔西亞的父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們來到阿爾巴塞特報到，參加國際志愿軍，和西班牙人民一起抵抗法西斯。

80年后，國際志愿軍紛紛凋零，全世界只剩下三位還在人間，很難得的是其中一位97歲的法國老戰士約瑟夫（Joseph Almudever），他不坐輪椅，也不需拐杖，硬朗朗地走路，和我們一起參加全程的80周年紀念活動！他是貴賓中的貴賓，不論是在歡迎會上還是記者訪問的場合，他總是激動地說：“我厭倦人們說這是一場內戰，事實上它是一個國際的陰謀。我們受到德國和意大利正規軍的攻擊，而所謂民主的西方卻出賣了我們，表面中立，暗地里卻縱容助長德意法西斯。”

令許多人意外的是，當年到阿爾巴塞特報到參加國際志愿軍的人中，還有中國人！雖然當時中國正逢抗日存亡的關頭，還有十來位中國人前來參戰。

他們多數旅居歐洲，兩位從美國去，旅居西班牙的有兩位，只有一位直接來自中國。因為人數不多，所以就分散在各個部隊。譬如37歲的留美礦冶工程師張紀，他就加入美國林肯營。1937年他從紐約搭船到法國，因為法國關閉了西班牙邊境，這位弱不禁風的湖南書生只好冒險攀越庇里牛斯山，到了阿爾巴塞特后，坐骨神經痛發作，又患了感冒，病痛不斷，沒法上前線，勉強出了幾個任務后，就留在阿爾巴塞特辦公室擔任后勤工作，設計碉堡，開課訓練軍官。美國和英國的老戰士還留下珍藏的國際志愿軍歌本，上面有著張紀的親筆中英簽名。

中國參戰者在前線經常受傷，有兩位還到過貝尼卡西姆國際志愿軍醫院療傷。這次我們大家也來到貝尼卡西姆，這是一個坐落在地中海岸的度假村，防波墻外一片遼闊的白色沙灘，墻內滿是鮮花和椰子樹，圍繞著一長排二十多棟漂亮的房子。戰前這些是有錢人的別墅，戰時有錢人逃走后，就變成國際志愿軍的醫院。

順著防波墻，我們一大群人沿著一排別墅莊園走去，這些戰時是國際志愿軍的手術室，病房和宿舍，現在許多又重新變成有錢人的別墅。我們來到其中的一個龐斯別墅，正門前有一塊蓋著西班牙共和國國旗的大石頭，大伙圍繞著它。當國旗掀開后，一塊白底黑字的紀念碑就在眼前，碑文是用八國文字寫的：“向國際志愿軍的婦女和男士致敬。為了國際團結，他們前來幫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他們在這個海灘療傷，留下了他們的心。80年之后我們的感謝。”十月艷陽天下，上百個拳頭同時舉起，就像80年前一樣，用自己國家的語言合唱國際歌。

中國志愿者很早就來到貝尼卡西姆，西班牙內戰爆發三個月后，旅居法國里昂的山東人劉華封就來到這里，擔任護士志工，第二年在這遇到了兩位中國傷員，一位是來自美國24歲的陳文饒，另一位是從瑞士來的38歲的四川書生謝唯進。1937年單親的謝唯進，把十二歲的兒子托付給朋友，便奔赴西班牙，加入奧地利營參戰。8月謝唯進在金托戰役右腿炸裂，因為傷勢嚴重，所以很快地從貝尼卡西姆轉到他地治療。留在貝尼卡西姆醫院療傷的陳文饒，經常與謝唯進通信，提到遇見一位中國護士劉華封，住在潘羅別墅。

我們向領隊打聽，潘羅別墅（Villa Panlow）何在？領隊說，他沒聽過Villa Panlow，按照發音來看，可能是Villa Pawlov，但戰后許多別墅的名字都改了，有的也改建，無法確定那一間房子是當年劉華封住過的。

找不到劉華封住過的潘羅別墅，我們便去尋找陳文饒在當地的蹤跡。陳文饒是廣東臺山人，小時候移民美國，加入紐約華工中心爭取工人權利，1937年搭船來到西班牙，加入美國林肯營，在貝爾奇特(Belchite)戰役右腳趾中彈，送往貝尼卡西姆醫院治療。和他同一個病房的美國戰士，對他印象深刻，說他是一個快活的小伙子，愛開玩笑，一口地道的美國腔，聽不出他是個移民。這位美國戰士還給他拍了張照片。

照片里，陳文饒站在椰子樹下，左手扶著一個微笑的小女孩雕像，受傷的右腳有點扭曲，背后房子的屋檐非常特別。這些顯著的特征，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這個地方。但領隊搖頭，他說沒有見過這個小女孩雕像，但是雕像下的像墩似乎看過，也許憑這個像墩可以認出房子。但這里的別墅到處整修，歷史的痕跡一一消失，能找到的機會渺茫。

1937年底，陳文饒傷愈，立刻再赴戰場，第二年4月在甘德薩戰役陣亡，他永遠留在了西班牙，化成西班牙的泥土。美國作家海明威曾經為這些陣亡者寫過一篇悼辭，結尾寫道：“沒有人比在西班牙陣亡的人還要光榮地入土，這些光榮入土的人士，已經完成了人類的不朽。”

馬德里是此行最后一站。80年前在佛朗哥叛軍的圍攻下，馬德里告急，第一批國際志愿軍在1936年11月一個多霧的清晨來到馬德里，他們邁向前線的腳步聲，驚醒了熟睡的市民。聶魯達在詩篇里這么描述：

我看到你們的臨近，西班牙純潔的前額，沉默堅定，如黎明前的鐘，帶著莊嚴和藍眼睛，從好遠好遠的地方，從你們安身的角落，離鄉背井，從你們的夢里走來，充滿熾熱的溫柔，配著槍來保衛西班牙的城，因為這兒受圍攻的自由，可能撲倒并且被野獸咬死。

就在這個時候，高頭大馬的閻家治也趕到馬德里，參加保衛馬德里戰役。46歲的他是蒙古人，在巴黎當按摩師，10月他就來到西班牙，參加國際志愿軍的騎兵隊。11月兩位山東大叔張瑞書和劉景田也來到西班牙參戰，他們倆也都四十多歲了，是巴黎雷諾汽車工廠的工人。他們原想加入機關槍隊，但是因為年歲大了，所以被指派當擔架兵。他們在戰場搶救傷病的勇敢，在國際志愿軍中出了名，大家都尊稱他們為“中國同志”。

那天早上霧氣濃重，車不得不慢行，我們大伙來到馬德里的郊區托里哈，憑吊瓜達拉哈拉戰場，當年國際志愿軍就在這擋住了佛朗哥的部隊從東北方的襲擊，古樸的城堡依然莊嚴聳立。市長和維護瓜達拉哈拉記憶的會長在濃霧中迎接我們，出乎大伙意料之外，他們頒發自由獎章給各國志愿軍代表，由各國的紀念團隊領取。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志愿軍是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還有羅馬尼亞的楊固（David Iancu）醫生，他們代表20位參加了西班牙戰爭之后，又志愿遠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醫生，經歷了東西兩場反法西斯戰爭！楊固的兩個女兒握著父親的獎章，激動不已。

最后一天，我們來到馬德里南邊的郊區維卡爾瓦若的公園，經過一個禮拜忙碌的紀念活動，老戰士約瑟夫依然精神飽滿，興奮地揭開“國際志愿軍公園”的路牌，未來國際志愿軍的紀念碑就要建在這里。主持人一一朗誦志愿軍的國籍，當念到“敘利亞”時，全場呼叫起來，痛心敘利亞人民在列強較勁之下飽受分裂戰爭之苦。

典禮結束前，各國代表上臺致辭，最后一位是個中年女士，她開頭就表明自己不代表任何國家。來自德國的她，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保加利亞人。她說：“我們家里有兩個人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位是我的父親，另一位是我母親的弟弟，這個叔叔在瓜達拉哈拉陣亡。”她身上掛著一個紅色的小書包，上面寫著英國父親和保加利亞叔叔的名字，她到底代表誰呢？代表哪一個國家呢？父親和叔叔不都是國際志愿軍嗎？最后她說：“我不代表那一個國家，我是個國際主義者。”

在西班牙一個禮拜的紀念活動中，一個紅底金字的巨大錦旗無所不在，一面是當年波蘭東布羅夫斯基營的旗幟，另一面則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猶太隊的隊旗，扛著這座大旗的是一位年輕的波蘭女學生，她的祖父曾經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當年參戰的志愿者中，波蘭人非常多，而今波蘭政府不但不認可他們的獻身，反而要全盤抹殺他們的歷史。所以這位波蘭女學生集合了其他的學生，制作了這面大旗。今年在飄雨中，他們抬著這面大旗一路走到華沙廣場的無名戰士墓前，朗誦詩歌，靜默哀思，在陣亡的波蘭英雄碑前獻上花圈，不容當政者拭去在西班牙陣亡英雄的歷史。現在波蘭政府要把紀念東布羅夫斯基營的街名消除，他們孫輩絕對抗爭到底，維護這個歷史的記憶。

可貴的是，年輕世代參加了這個紀念活動。他們憂心世界各地興起的仇恨浪潮，恍如80年前西班牙內戰爆發的前夕。他們來到西班牙，感受父執輩留在西班牙的心，給他們帶來無限的啟發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