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馬路上看見一位老人摔倒在地，你好心去扶他的同時是否擔心遇到碰瓷黨而卷入官司？如果醫生給你開了一大堆藥，你是否會懷疑他從中獲得回扣？如果你去餐館就餐后肚子鬧情緒，你是否懷疑是地溝油鬧的？如果你給紅十字會捐款，你是否懷疑善款將落入郭美美之流的口袋？

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經歷過上述糾結的時刻，這種種困擾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誠信的嚴重匱乏。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愈來愈高。在一個社會誠信缺乏的市場經濟下生活的人們，通常會感到活得很累很辛苦。前段時間有個同事買了套清水房需要裝修，由于擔心裝修隊偷工減料，他不僅要全程在現場監工，而且要時不時買點煙酒孝敬工人。幾個月裝修期熬下來，人大病了一場。

本文將介紹兩項對社會誠信的經濟學實驗研究（即社會誠信的跨國比較），以此來談談影響社會誠信的因素以及社會誠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們首先來介紹學者們度量某群體誠信水平的兩個游戲。第一個被廣泛采用的游戲是 “扔硬幣”。游戲結束后，參與者向組織者報告硬幣是正面還是反面朝上，報告正面朝上的參與者將獲得一定的貨幣獎勵，而報告反面朝上者沒有任何獎勵。需要說明的是，組織者沒有觀察到游戲結果，而只是根據參與者報告的結果派發獎勵。因此，結果是反面朝上的參與者將面臨兩個選擇：如實匯報而一無所獲，或謊報結果以獲取獎勵。眾所周知，一個正常的硬幣在經歷多次投擲后出現正面的次數應該是總投擲次數的一半。因此，組織者可以通過觀察報告正面結果的比例來判斷某群體的誠信水平。

另外一個游戲是“擲骰子”。參與者被要求連續擲兩次骰子，并報告其第一次擲出的點數。如果參與者報告1點，他將得到一塊錢；報告2點，兩塊錢；以此類推。但如果報告的是6點，他則一無所獲。同扔硬幣的游戲類似，組織者觀察不到參與者投擲出的點數，因此參與者所獲報酬將完全取決于其報告的結果。概率知識告訴我們，如果每個參與者都表現誠實的話，那么報告的均值將是2.5點；相反如果大家都極度不誠實的話，報告均值將為5點。但在這兩種極端情形下還存在灰色的中間地帶。比如，參與者可能會報告兩次投擲結果中高的而非第一次投擲結果。那么，此時參與者還是在撒謊。只不過，他們在通融自己（bend the rules）而非肆無忌憚的藐視規則（flagrantly ignore the rules）。如果參與者這樣做的話，報告的均值為3.47點。

在第一項研究中，英國經濟學家David Hugh-Jones通過一個調查機構（Qualtrics）在網上召集了來自世界上15個國家的1500多名 “扔硬幣”游戲的參與者。

上圖展示了Hugh-Jones實驗的結果（縱軸為報告正面朝上的比例，虛線50%為誠信線）。他發現，除了英國(GB)和南非(ZA)外，其它國家的參與者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不誠信。其中三個東亞國家中國(CN)、日本(JP)和韓國(KR)的不誠信程度最高。

有趣的是，Hugh-Jones在另外一個通過音樂知識測試誠信水平的實驗中發現日本人最為誠信。這一結果同上述實驗結果大相徑庭。作者推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可能對不同實驗方式的態度和理解有差異（比如，東亞國家的人們對扔硬幣這類游戲習以為常，因此認為做點小動作無傷大雅等）。因此，這一實驗的結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文化差異而非誠信差異！

同樣來自英國的兩位經濟學家Simon Gather和Jonathan Schulz（以下簡稱GS）在一項長達近五年時間的研究里邀請了世界上23個國家的2568位青年人（大部分是學生，平均年齡21歲），參與了上述的“擲骰子”游戲。

上圖報告了GS根據國家分類的實驗結果（縱軸為點數的平均報告值），數值越高表示誠信水平越低。圖中有三條橫線條特別值得注意：2.5代表完全誠信，3.5附近代表通融自己下的不誠信，而5則代表了對規則的完全藐視即完全的不誠信。從上圖中GS得出了下列結論。

首先，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絕對誠信或絕對不誠信的國家，所有國家的年輕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輕視規則現象。

其次，英國、瑞典以及德國等發達國家的誠信程度最高（平均報告值約為3；立陶宛的誠信程度也很高）。

再次，中國，越南和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的國民誠信水平相對較低（平均報告值約為3.5）。

最后，在這23個國家中非洲的坦桑尼亞和摩洛哥的青年人對規則的遵守程度最低（平均報告值約為4）。換句話說，這些國家青年人中存在普遍的輕視規則而對自己通融的傾向。

此外，GS還利用公開數據對這些國家構造了一個所謂的社會違規指數（PRV index : 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這一指數的構建主要基于政治欺詐、逃稅和腐敗等三大指標。上圖中的橫軸正是社會違規指數。GS對社會違規指數和年輕人的誠信水平進行了回歸分析，以此來揭示一國的社會違規現象對該國年輕人誠信度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衡量一國誠信水平時特意選取了年輕人，因為年輕人的誠信程度受社會違規程度的影響，但不會反過來影響社會違規程度。這有助于解決回歸研究中的內生性問題從而保證研究結果更加可靠。

GS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上圖中的虛線體現了回歸關系）。具體地說，相對于奧地利和荷蘭等社會違規指數低的國家，那些社會違規指數高的國家諸如坦桑尼亞、格魯吉亞和危地馬拉等國的年輕人在“擲骰子”的游戲中表現得更加不誠實。前者報告的骰子數均值為3.17，而后者報告的骰子數均值為3.53。因此，GS認為生活在社會違規現象普遍國度（社會違規指數高）的年輕人更傾向于在游戲中通融自己而輕視規則。

GS的結論非常有道理而且很容易理解。當一個國家政治欺詐盛行，人人用盡一切方法逃稅，以及官員遍地腐敗，社會風氣就會非常差。在這種環境下，年輕人投機取巧、走后門和撒謊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而且成為他們生存的必要手段。有趣的是，GS進一步發現那些報告骰子數為5的比例（完全不誠實者）同社會違規指數間并不相關。因此，腐敗的社會風氣并沒有把其國民變成厚顏無恥的說謊者（brazen liar）而是讓他們變得更加輕視規則而通融自己（truth-stretcher）。

上述研究揭示了影響社會誠信度的一個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學者們也想知道社會誠信度對社會經濟發展有何影響。19世紀中國學者馮桂芬認為當時英國經濟上的成功建立在下列四大因素之上：對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發達的農業、對統治者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及平民間的言而有信。受此啟發，Hugh-Jones研究了國民誠信度同一國經濟發展水平間的關系。

Hugh-Jones發現在其樣本中國民誠信度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高的國家其國民的誠信度越高。有趣的是，這種正相關的關系在1950年以前相當顯著；但在隨后的60年間，這一關系逐漸變弱甚至消失了。他給出了這么一個解釋：早期當制度和科技不夠發達時，社會誠信是正式合約執行的一個重要替代品。因此，那些持有誠信價值觀的國家將從中在經濟上獲益。后來，經濟發展改善了制度和科技，這使得對合約執行的監督變得更加方便。因此，誠信價值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減弱。此外，由于價值觀的高度持續性，誠信度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也就在后期的數據中或有或無的保留了下來。

古語云“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則衰。”而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圣人一句“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更是道破了誠信對個人的重要意義。GS的研究對中國社會誠信的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啟發：政治透明，減少腐敗，加強法制是關鍵。只有當國民覺得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公平的以及透明的時候，他們才會傾向于誠信并遵紀守法。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國人攙扶摔倒的老人時不用擔心遇到碰瓷黨；民工們不用四處奔走追討被拖欠的工資；民企的老板們不用為了收款而絞盡腦汁；好心的捐款者不用擔心善款流進了貪官或郭美美的腰包。

參考文獻：

David Hugh-Jones. "Honesty and Beliefs about Honesty in 15 Countries," 2015,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Simon G?chter and Jonathan F. Schulz. "Intrinsic Honesty and the 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 across Societies," Nature (Letter), March 24, 2016

本文發表于微信訂閱號“經濟學漫談”（微信號：TalkEcon)，原標題為《社會誠信》，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