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由于現行教育體制在育人方面的嚴重弊端和民眾的失望，民間自發產生了數千家以讀經為主的私塾學堂，引發了遍及各階層的民間“讀經熱”。這股熱潮不是空穴來風，它反映了基層民眾對于傳統經典教育的強烈渴求，也是社會對于百余年來極端反傳統的一種自我矯正。

近代以來，經典教育可謂命運多舛，在歷經一個世紀反復強制摧殘打壓之后，經典教育似乎終于迎來了它的春天。正因如此，讀經教育的實踐者們應當以戒慎恐懼的心態，及時總結，改過遷善，使來之不易的讀經活動健康發展。就此而言，目前關于讀經方法的爭論是很有意義的，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王財貴先生所提倡的“老實大量純讀經法”。這一方法的初衷無疑是為了推動大陸荒廢已久的讀經教育。但是，實踐日久，其流弊也隨之顯現，到了不能不認真面對的時候了。

這種讀經方法提倡全日制“純讀經”， 3-13歲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記硬背各種傳統經典，總共背誦上百萬字，每天背書八小時以上，不學其他課程，不允許進行任何經義講解，不允許讀經典白文之外的書籍，包括古人注疏。這種方法看上去倒是簡單易行，但是，稍微讀過一點儒家經典者，立即會生出某種疑慮，隱約感到它與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無疑問，歷史上教學生讀經成就最大的，莫過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七十子不僅在弘揚師學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十分不凡，人才極一時之盛。可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是如何教學生呢？《論語》留下了大量豐富的一手資料。在《論語》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誘的、啟發式的，是一位善于開啟學生內在心性之門，善于鼓舞學生內在精神生命的大師。他總能在與學生的對話中發現問題，給予恰當的鼓勵或者提示。如同一位高明的園藝師，他深知最快的栽培技術是澆水施肥、陽光雨露的滋潤，是幫助學生成長而不是代替學生成長，何況壓抑摧折！在《論語》中，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最少的壓制、最多的呵護和最為有效的點撥啟迪，仿佛撥云見日，讓德慧的陽光照進學子的心田！他甚至不惜引用《詩經》中的詩句，去鼓勵那個經常向他發難的子路。

正是在這種如沐春風的氛圍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與后代十分不同的學堂：孔子課堂上，不僅有像宰我那樣公然與老師唱反調而反對三年喪的；有像子貢那樣給老師出難題，要求老師用一個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學問之精神的；還有像子路那樣，當面說“老師您也太迂了吧”這樣的。孔子本人也時常給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謂“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許會以為它是當代歐美學校的場景吧？ 其實，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儒家學堂，也是最足以體現儒學精神和孔門教學方法的學堂。

孔門教育不同于現行知識教育，它是一種人格養成教育，即修身教育，以培養君子為目標。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體察，三省吾身，進而知行合一。這是一門很獨特的學問，孔子稱之為“為己之學”，是一門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學問，專門把自己當對手的學問，一門目前大陸學校所沒有又最急需的學問。如今學校所教的理論，學習之后往往是用來要求和批評他人的，自己倒仿佛是唯一的例外，這與作為為己之學的儒學恰好相反。

君子人格的核心是對于仁道的自覺，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生命，所以，牟宗三將儒學稱為“生命的學問”。此一“生命”不是生物學意義的生命，卻比后者更為重要，因為沒有它，人就只能像一頭畜生那樣去行動，多半會比畜生更壞，因為他比動物更聰明。

孔門教學以求道為核心，尤其注重人內在生命的成長，始終將人作為目的。道不僅高于一般的功利，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也高于權力，所謂“道統高于君統”——這就避免了現實對于人可能發生的雙重異化，避免人成為金錢和權力的奴隸。孔子教育的全部努力，在于使人成為一個具有內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經有了此種偉大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正是孔門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那么，應當如何培養人的內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從性情教育入手，從情感的啟發引導開始，“孝悌為仁之本”，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從孝悌親情開始，啟發孩童的惻隱之心，推己達人，仁民愛物，胸懷天下，心系蒼生，成為有道君子。這樣的君子，既有豐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堅定的道德理性，是情與理的完美統一。王國維曾說，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為東亞的圣人，就在于他身上實現了情理的完美融合，此說甚是。強調情與理的結合，使得儒家的理從來不是孤懸高掛之理，而是情理，是人倫日用之理，并由此開啟下學上達和內在覺悟之路。

費穆1940年代導演的《孔夫子》劇照。圖片來自網絡

因此，學習儒家經典的方法，主要是體悟、領會與涵養，特別重視交流討論。《學記》早就告誡：“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在豐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獻中，我們看到的多半是如何開啟學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卻極少強調死記硬背的資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更反對死記硬背，因為這堵塞了心性成長之路，與儒學的本質相違背。

可是，人們為什么常常把儒家經典與死記硬背聯系起來呢？這與漢代以后儒學的經學化，尤其是與一千多年的科舉歷史有相關。河流的源頭總是清澈活潑，蘊含著勃勃生機；但隨著流域的展開，它會變得越來越渾濁，有些段落甚至腐朽變質。儒家教育同樣如此。比如科舉制下的學堂，已經逐漸喪失了洙泗之上的靈動與活潑，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為絕對真理，不許經生提問質疑，典型體現了傳統的經學思維，這顯然并不符合孔子精神。梁漱溟先生曾經指出，科舉的教學模式是違背孔子教育理念的。

科舉制度下的讀經與孔門讀經教育的差異，表面上看是方法之別，背后的實質則是儒學形態本身的差別。孔孟儒學是士君子儒學，它是自由、獨立和昂揚奮進的，它高揚道統的旗幟，試圖以道統馴服政統，建立以仁政為目標的理想社會，所以他們的語錄中充滿著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崇尚獨立自由精神和士大夫氣節，是士君子儒學的精華所在。而隨著漢以后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政治體制發生了由分封制到郡縣制的轉變，集權程度大大增強，并因此導致了儒學本身的異變，其中的一部分演變為帝制儒學。與科舉制度相適應的儒學，正是帝制儒學的有機構成部分，它是先秦士君子儒學變異的產物，士君子儒學本身則只能在書院等民間教化組織中延續自己的存在。所以，科舉制度下的讀經背離原始儒家的精神，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

其實，即使在科舉制度下，除了記誦之外，也要求學生解經，以應對科舉中的釋經和策論。《紅樓夢》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病瀟湘癡魂驚惡夢”中，私塾先生賈代儒要求寶玉講書，所講是《論語·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寶玉奉命先講“節旨”，又串講字句道：“這章書是圣人勉勵后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后生的志氣，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將來。” 寶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卻嫌他的解說具有孩子氣，于是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發。可見，歷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視解經的。

所以，在禁錮壓抑學生的思想活力方面，“老實大量讀純經法”，甚至使得科舉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見絀了。受這種讀經法影響的老師們，有一些十分奇怪且廣受傳播的言論：“做讀經老師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講解，也不許講解，只要會按復讀機按鈕、督促小朋友背誦，就是最好的讀經老師”；“小朋友讀經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不需要講解，不需要讀注疏，只需熟讀經典白文一百遍、一千遍，直到能背誦即可。先只管背，背十年，十年后全部會背了再講解”。這段話將此種讀經法與孔門讀經法的不同說得再清楚不過，它并沒有把學生當人，而是把他們當留聲機，甚至老師也不過是留聲機。它簡直可以稱為“留聲機讀經法”！

這種留聲機式的讀經法，誤解了背誦與理解的關系，將本來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完全對立起來。它把儒學當成了只能記誦的知識。可事實上，儒學不是“聞見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只有與受教育者的情感和心性溝通了才能實行，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脫離了理解和實踐的經典章句，不管背誦多少，都與儒家無關，因為它們無法化為孩子心靈的血肉，更無法變成孩子行為的指南，反而會變成孩子心靈的負擔和蔽障。

孔子并非不重視背誦。一天，夫子立于廳堂，兒子孔鯉從堂上經過，夫子問道：學詩了嗎？兒子回答：還沒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孔鯉從堂上經過，夫子又問：學禮了沒有？兒子回答：還沒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學禮，無以立。”從《論語》和《大學》、《中庸》的記述看，夫子及其弟子，對于五經文句可謂爛熟于心，可以口吐蓮花般隨時引用，而記誦的目的正在于理解和運用。

一種經常聽到的辯護是：兒童理解力低下，所以不必要講解。這是對于人性和教育的誤解。如果說兒童的理解力薄弱，他們的情感感受力和想象力卻毫不遜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他們是天生的詩人，天地萬物都是他們的伙伴。所以，儒家總是順著他們豐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引導，使得童蒙教育充滿情趣而豐富多彩。孔子因此特別重視對于青少年的詩教、禮教和樂教，司馬遷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人”。當人由童年步入少年，知性漸長，智慧日開，更需要在這方面加以點撥培養，促進他的理性的提高。在一個科學昌明和理性發達的時代，孩子們一切都要問個為什么，這一點尤其重要。

儒家將人看作是感情與理性的雙重存在物，教育的重點就在于啟發培育內在的情感與理性，以“既仁且智”為目標。可是，這一切在“老實大量純讀經”中統統不見了。歸根到底，是人本身不見了。

我們看看王陽明是如何教導兒童的。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他認為，兒童的天性是喜歡游嬉而害怕禁錮的，如同剛萌芽的小草，順遂它天然的生命就會快速成長，人為壓抑它就會萎縮凋殘。因此，他主張采取“誘”、“導”、“諷”的“栽培涵養之方”，來取代“督”、“責”、“罰”的教育方法，并警告說：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

歷史真是有驚人相似之處。看來，王陽明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類似“老實大量純讀經”的法門，突出章句的死記硬背，規矩僵硬嚴格，忽視禮樂熏陶，重知識而輕徳性，甚至用鞭打和捆綁來懲罰學生，這與當今媒體所揭示的某些私塾的問題何其相似乃爾？結果不僅使學生厭惡學習，而且憎恨學校與教師，“視學舍如囹獄”、“視師長如寇仇”。王陽明明確反對那種不分學生天資情況的“大量純讀經”，而主張讀經留有余地：“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留有余地，是為了避免拔苗助長、竭澤而漁，他打比方說： “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幼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它了。” 這才是孔門少兒讀經法的真傳！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兩相對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實大量純讀經法”與真正的儒門教育的距離了。這距離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正好處于對立的兩極！

“老實大量純讀經”倡導者王財貴。視覺中國 資料圖

由此可見，所謂“老實大量純讀經”，不是儒家的讀經法，而恰恰是完全反儒家的讀經法。這種標榜培養圣賢的讀經法，最終不能培養出圣賢人格，倒是如媒體所反映的，培養了一些再也不愿意聽到“經典”二字的國學逆反者，一些心態陰沉閉鎖的問題少年，以及一些最終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般惶惶不可終日的家長。逼迫一個天真好奇的孩子，花十多年去背誦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許問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問題才怪！

這一讀經法考慮了一切，唯獨忽視了一點：人本身。它的問題在于沒有把學生當人。這使得它不僅違背了教育的規律，更違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當今世界的教育理念林林總總，千奇百怪，幾乎沒有一種敢于公開把自己的教育對象貶低到物的水平，但“老實大量純讀經法”做到了。因此，有學者稱之為“愚昧讀經、野蠻背誦”，并不為過。

若要問何以在當代出現了這樣一種令人納罕的儒家讀經法？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國學教育中斷了近百年之久，在多數人已經不知四書五經為何物，而社會對于經典教育的需求突然勃興的背景下，此種讀經法或許鼓舞了不少國學愛好者的信心和熱情。但是，經典教育，如同其他工作一樣，僅靠自信是不夠的，在缺乏必要條件時，它甚至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走向反面。它給予我們重要的啟迪，促使我們反思：我們已經離開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遠？并對目前各種流行的所謂“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老實大量純讀經”問題何在？》為題發表于《中華讀書報》。此處為全文，作者授權澎湃新聞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