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樣的變局——中國近三百年之轉型”學術研討會在滬舉行。同去年的會議一樣，報告人均為青年學者，地域上則不限于上海，而是擴展到北京、武漢、成都、臺中。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主題分別為“明清傳統的再認識”、“清末民初之變與不變”、“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貫通”、“文史互通與近代中國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張劍、楊國強等先生擔任點評人。雖然會議不用提交論文，但報告人主旨明確，闡述明晰，討論踴躍而熱烈，與會者表示很受啟發。應編輯之約，報告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由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發布。

沈潔：對“革命”議題的溯流與窮源

中國的史學，通常大意總落在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講究疏通知遠、察變觀風，我想主持人給我們這一場議定的“貫通”大約多少也包含這個疏通知遠、察變觀風的意思。

20世紀的中國，如果說找一個關鍵詞來貫通、貫穿它的話，那一定就是“革命”。當然，革命史敘事幾乎與辛亥以降的中國史學一樣長程。但也因為它對于變遷路徑過于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化的那些規定，就革命本身，反有許多有關源起、有關脈絡、有關縱深的問題，沒有深透地了解過。

所以，我想要講的，有關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貫通問題，就主要圍繞“革命”的溯流窮源。

第一，作為線索的“未完成的辛亥”

從甲午到辛亥拉一條線的話，清末知識人的持續激進化，廢科舉所導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體羼雜著國族、種族話題的鼓蕩，我們現在知道，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由思想、輿論匯聚而來。這是辛亥之所以到來，也是辛亥之所以未完成的很大原因。

在“未完成”的這個線索中，我們來理解北洋的中國，可能會獲得多一點想象力，有可能跨越民黨與北洋孰是孰非，共和與帝制到底在纏結些什么，法統問題的根本又是什么?跨越這些規定性的思路、框架。民初中國，并不是一個國家建設的自然過程，這個過程受到各種力量、各種理念的掣肘和塑造。袁世凱個人及廣義的袁氏左右，對于國權與民權的構想原本存在許多層次的可能性，而民黨在國權構建這個過程中的作用與反作用，他們的不合作對袁世凱和他的國政，有極大的塑造性。宋案發生不久，張謇便議論過，宋教仁無端被害，此必不欲南北調和者為之。也有時論講，民黨中的呶呶不己者，假孫、黃之名，視其為無足輕重之商標，任意冒竊，“暗中播弄搆扇，事成則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為市也。”“思今日中外人情之對于二君，試問此之二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級何如？應易轍而改弦矣。而猶猛進不已，鼓奏不已，豈所以愛二君乎？是則不忠。”甚不愿“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以天與人歸始，以天怒人怨終也。”這些，都構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的種種“另面”。此其一。

第二，“換血式”的權力更替

由辛亥到北伐，“大革命”和“黨治”時代的到來，實則也在辛亥以降這個“未完成”的線索中，埋下了許多伏筆。北洋時期，是中國從帝制時代過渡到黨治時代的一個準備階級，呈散落、散沙狀的一個一個的黨派、社團，單零的讀書人、個人，他們都是在列寧主義政黨形聚的過程中，被組織進來，進而在地方社會獲得權力和實力的。而這個組織化的過程，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依托于和鑲嵌入晚清以來的地方精英與地方自治組織，而完成的。這個過程，基本上可以從1900年代新政時期一直拉到1926年國民大革命；繼而在對抗“土豪劣紳”及其背后支持集團的行動中，新的政治力量最終實現了地方社會的黨化和組織化，完成了地方性的權力重組。我把這個過程稱之為“換血式”的權力更替，在這個過程當中，晚清人物退出，新的地方精英、政治力量登程。辛亥到這里，基本收場。20世紀的中國革命向另一程轉彎：從帝政、憲政、法統轉向了黨治的時代。

第三，“國”與“共”

有關于爭奪黨統的問題。在1920年代地方力量匯流與重塑的過程中，也已經存在了大體的輪廓、預示了大體的走向。國民黨的早期黨員，上層的、城市的，其構成，我們現在已經相對清楚，而他的下層黨員構成情況是怎樣?現在看來，他們中有非常大的比例都是共產黨的跨黨黨員。在縣、鄉這個層級，公開身份大多是中小學教員和地方報社記者，這批人，可以說，是晚清科舉改革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極重要后果——學而優則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拋入社會，由信仰的動員、生計的困頓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這批縣、鄉一極的跨黨黨員終而成為共產黨組織最堅定的跟隨者，成為群眾運動最嚴密的組織者。運用五卅所掀動的反帝風潮，將農工運動的組織與力量麇集入反帝，從而迅速滲透到地方、區域的各個細部。從“再造共和”到“以黨造國”，從“反對帝國主義”到“國民萬歲”，在這個脈絡中，再來理解中共為什么比民黨擁有更強大的底層動員能力，線索和脈絡就都更清晰了。

這中間，我們也能理解到，現代中國的起始階段，“變”與“不變”、“變”與“常”，斷裂是在綿延中實現的；而“不變”的、有自足邏輯的傳統，又因為歷史的“變”，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時代之外，還有學脈、個性

最后拖一個尾梢。來了很多喜歡的師友，我有一點關于寫作、呈現與理想的感慨。今天，有好幾位都提到劉咸炘，其實，我聯想到了思想史上的一些“非著名”人物。比如，最近開始讀到一點點的宋育仁、劉咸炘。像宋育仁，雖然非著名，實則在晚清民國歷史上，有很強的典型性。接受傳統的、經典的儒學養育，繼而因國族危機而留心西學、關心洋務，有了“開眼看世界”的機會，又因為入幕楊士驤，有了具體的、豐富的治事經驗。入民國，也并非津、滬、青島，那個政治的、文化類型的“遺老”，而是堅守于地方。我想強調各位注意的，是堅守，而不是困守。他沒有在更積極、更多的程度上參與所謂新舊之爭。但也就是這個堅守，形成了非常獨特的，足以為我們今天深度發掘和分析的思想資源。

同樣，像劉咸炘，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去讀他，實際上，柳詒徵寫《國史要義》就已經把他放在王夫之、章學誠以降中國史學脈絡里很重要的位置上。劉咸炘講，史學有考證事實之史考、論斷是非之史論、明史書義例之史法、觀史跡風勢之史識四端；他又講，史法明，史識乃生……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書只是一碑傳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只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淺陋之學究，專心論人為史學，徒騁己見，固不足貴；而博雜之考據家，專以考事為史學，亦只為拾骨之學。“拾骨之學”四個字，我讀來，簡直有棒喝功效。

我在想，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風，時代之外，還有學脈，還有個性。許多年來，我們在政治史、新政治史，文化史、新文化史，社會史、新社會史，革命史、新革命史的漩渦里打轉。放到晚清以來的學脈里，這幾乎也是一種“梁啟超式的輸入”，任公后來反省，“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我想，是應該更多地回到中國史學的本原，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注意史事的安排去取，體例的設計，史實的穿插，史料的取裁，觀察事實始末、風氣變遷。這樣的史學呈現，至少對于我，是更加理想的一個狀態。

這一場討論“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貫通”問題，在我看來無非是因為在我們傳統的思維定勢中，20世紀中國史被分割成了一段段的歷史，一些標志性的時間如1911、1919、1927、1949年等都在不同的歷史分期中成了歷史斷代的時間節點。這樣以某一時間為歷史分期的斷點，誠然有助于我們了解20世紀中國史的階段性特點，但是這種人為切斷也模糊了歷史的延續性與貫通性，因而引起了學界的警覺。實在上，在上個世紀90時代以前大家談20世紀中國史，重點會去關注1949年等時間節點的斷代意義；但從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要從整體上把握20世紀中國史，強調歷史的貫通性，強調1949年前后歷史的延續性問題。因此，今天討論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貫通，我以為我們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強調20世紀中國史的延續性問題，還要特別關注那些延續性背后的表象與實質問題。

由于我本人長期以來一直比較關注城市人口的流動問題，這里就以20世紀人口的城鄉流動為視角，來談談自己對20世紀中國史的通與斷問題的粗淺看法，請大家批評。

人口流動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近代以前當然就存在各種類型的人口流動與遷移，但其規模、頻率、范圍和種類等都無法與20世紀以來的人口流動相比。20世紀早期的人口流動與19世紀晚期的人口流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人口的遷移與流動主要源于個體自主選擇，這中間又包含主動選擇與被動選擇的不同：部分人口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獲取發展機會而主動流動，或外出務工，或外出求學，如此等等；另外很大部分人口流動則可能由于各種天災人禍迫使他們不得不外出求生。但不管是因為什么離開故土去遷移、流動，一般而言，國家和各級政府對于人口的流動沒有強制性規定，很少有強制性遷移事件發生。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前期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除了向地廣人稀的地區流動外，向城市尤其是向東南沿海口岸城市的流動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方向。當然，此前也有人口向城市流動的現象，不過在開埠之前，中國城市規模有限，而且城市經濟不發達，就業門路不多，不可能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就業。自從對外開埠以后，隨著西方堅船利炮而來的還有大量商品，口岸城市貿易隨之興盛，并很快產生機器生產，民族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總之是一個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城市開始出現。而隨著城市經濟發展水漲船高的是人口的大量涌入。

人口大量涌入口岸城市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經濟因素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對于階段性城市人口增長高潮來說，戰爭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從上海開埠以后的人口史來說，上海人口增長的幾次高潮都跟戰爭有關：太平天國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都是上海人口大增時期。但是對于戰后人口是否留在上海，則可能主要基于經濟因素。上海這個不斷發展起來的大都市給各種各樣的人提供了謀生的機會，因此哪怕戰爭已經結束，許多原本是作為戰爭難民流入上海的人，也選擇就地就業謀生，從而逐漸成為上海人。只有那些在上海實在無法謀生的人會選擇離開；另外也有一些人會權衡利弊，回家鄉當鄉紳比在上海舒服的也會回去，像瞿駿兄講的那些“入城又回鄉”的人大概就屬于這一類。不管怎么說，選擇離開的人大部分也是自愿的，也許心有不甘，但是在沒有人逼迫的情況下還是會選擇回歸家鄉。

當然，在20世紀上半期，偶爾也會有動員人口離開城市的時候，尤其是在城市面臨戰爭的緊急狀態下，如日占時期就有日偽政府大量動員難民回鄉，內戰時期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甚至動用軍警力量驅趕人口離滬。但這些措施都只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實施，并且也沒有產生多大效果，疏散人口數量極為有限。

共產黨接管上海以后，一方面根據《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人民享有自由遷徙權，而且的確在建國初期有幾年時間遷移是比較自由的，雖然幾乎同時期就有大量城市人口疏散。不過事實上，1953年以后情況有所改變。1955年以后，許多大城市開始收緊戶口管理，上海要求疏散100萬人口。1958年國務院頒布《戶口登記條例》，進一步從中央層面鼓勵城市人口遷出，限制人口流入城市。但由于當時正在搞“大躍進”，各行各業拼命擴大招工，因此并沒有嚴格執行《戶口登記條例》。隨后，由于疏散城市人口成為緩解城市糧食危機的重要措施，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得到嚴格實施，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大門正式關上，此后只留下一張窄窄的小門了。與此同時，將城市人口疏散去農村，成為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和各種問題的主要手段。此后二十余年，人口城鄉之間的遷移方向主要是從城市向農村遷移，包括疏散城鎮職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而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則受到種種限制，遷移規模和速度都急劇縮小。

改革開放以后，先是部分下放干部回城，然后知識青年回城，然后又是下放城鎮職工子女回城等等，大批人口開始從農村回流城市。隨之而來的是更大規模的農民進城，成千上萬的農民工進城務工。各路人馬紛紛從不同途徑進入城市，終于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城市化熱潮。

農民工進城似乎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新事物，但是我們稍微把目光投向前面一點，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被人為中斷過程的繼續。改革開放以后的農民進城，與60年代以前的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階段，都是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經階段，也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在這一表象之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又具有與20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不一樣的內涵。

從歷史來看，不同時期人口流入城市與遷出城市具有相當大不同之處。20世紀前半期流入城市的人口大多屬于自動選擇，城市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因此城市對于流入人口的數量、經濟狀況、文化水平等都難以直接選擇，只能被動接受（當然城市也可以通過自身可以提供的就業、謀生條件來選擇，但并非特別有效）。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城市對于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選擇性，她選擇需要的人口容納進城市，同時將另一部分人口疏散出城市。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幾次大出大進的人口流動，對城市原有居民結構、文化水平、居住空間、鄰里關系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動加速，城市又一次成為流動人口進入的大容器。但是在新一輪的城市大規模接納流動人口的同時，雖然城市不可能像八十年代以前那樣對人口進行精細化選擇，但其選擇權依然存在。因此在新的階段，流入和接納雙方都既與五十年代以前不一樣，也與五十至八十年代之間的選擇不一樣。這一時期一方面城市接收了大量農村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使之成為一群特殊的農民工或長期的外來人口。當然，這一時期的選擇，主要途徑就是落戶政策，除了解決此前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外（如知青返城、下放職工子女回城等），更主要地是選擇吸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包括大學生落戶，各種高尖端人才引進等等。因此新時期的農村人口入城有兩大通道，一是普通農民工入城，尋找各種就業謀生機會；另一種則是通過入學并留滬或者通過在國內外其他地方獲得較高的文憑，成為“人才”而落戶。雖然都是農村人進城，但待遇和影響則差別甚大。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20世紀人口的城鄉流動中，歷史既如影隨形，又分分合合。人口的城鄉流動，不僅僅對流動著的人群本身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影響著整個現代中國的城鄉關系。關于這些影響，現在的研究主要關注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對城市產生的影響，以及對這些流入者的影響；而對于城市人口下放或者疏散或者外遷到農村地區對農村本身的影響，以及對農村其他人員的影響，研究極為缺乏。這可能是我們以后可以研究的課題之一。城里人下鄉，會帶去各種各樣的新鮮玩意兒，也會帶去各種新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這對農村人口會產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城里人下鄉以后仍然大多與在城的親戚朋友保持聯系，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而返回大城市，他們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來回遷移流動，這種流動在信息不發達年代成為中國城鄉居民相互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城鄉人口的這種來回流動，在事實上產生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悖論的結果：一方面加深了城鄉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彼此的鴻溝和區隔。改革開放之初大量興起的個體戶，首先就是在這些頻繁流動于城鄉之間的人口中產生的。此后逐漸興起的各種承包、與城鄉合作有關的事項，許多也是由這些人牽線搭橋促成的。可以說六七十年代城鄉之間的那批流動者，為改革開放以后第一輪經濟發展大潮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做研究的，也是探討整個20世紀中國史連續性的重要方面。

因此，我們在討論20世紀中國史的貫通問題時，一方面要注意到歷史斷裂中的各種延續性，但同時也要注意在歷史的貫通之中也蘊含著種種變遷與變異，只有對二者都加以重視，我們才能比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20世紀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