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晚，蘇州大學社會學院臧知非教授做客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開放與交叉”主題系列講座，在逸夫國際會議中心作了題為“戰國秦漢士人價值觀的演變——從‘仕而行其學’到‘仕而求其祿’”的學術報告。本次講座由東漢史學術研討會召集人趙國華教授主持。

主講人臧知非教授（右）和主持人趙國華教授（左）

戰國士人的思想共性：追求圣王之治

戰國時期的士人們體現的是孔子所提出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傳統精神，這可以作為當時士政關系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但孔子用實踐向世人證明其“學而優則仕”之“仕”并非為了做官，而是另有追求。孔子離開母國之前已經官至高位，他周游列國十四年，游說未果后歸國整理典籍，這期間不乏政治邀請。他具有謀取高官的能力和知識，但其毅然拒絕。孔子出仕為官是想要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訴諸現實，通過手中的權力來影響社會公眾，而不是為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

戰國時期的士人縱橫各國，希望國君能夠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藍圖來指導國家發展。盡管這一時期的各學派思想不一，但都具有“托古言事”的特點，即借圣王之口明其主張。戰國諸子均欲出仕為官，其目的不完全是追求功名利祿，雖然諸學術流派的思想各有長短，但最高目標都是追求圣王之治的實現，正如《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士人們為了這個目標，一方面盡最大的創造力設計出建設現實的藍圖，一方面盡最大努力游說人民。他們分析現實，批評現實，殫精竭慮以期將理想轉化為現實，視利祿為敝履。

回到現實：六國對秦態度的轉變

然而，到秦統一前夕，士人在以圣王之道裁量現實時，開始轉向對現實問題的分析及對策性解決，而非道義上的指導，從“仕而行其學”到“仕而行其事”。換言之，為官的目的在于解決現實中影響國家利益之事，東方六國的士人對秦發生了“排斥—認同—為策”的轉變即為典型之例。戰國前期，六國士人對秦國因其文化落后持排斥的態度，以“夷狄”視之；商鞅變法成功后，六國士人開始稱秦為“虎狼之國”，此時的排斥是囿于秦國過于強大，心存畏懼；至秦昭王時，有志于改造現實的士人們開始反省原先的理論追求與政治現實之間的距離，開始改變對異見者的看法并重新審視秦國，分析秦究竟因何而強大。當時的學術領袖荀子在秦昭王時入秦，深入考察秦的政風民情并給予高度評價，用了“古之民”、“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四個“古”字，這些評語直接推動了六國士人對秦國政治、制度、思想等諸方面看法的改變。荀子的這些話對于日后秦始皇自稱為皇帝也提供了一定歷史依據。

此時，戰國四君子相繼離世，齊國的稷下學宮日薄西山。天下統一即將到來，六國對抗秦沒有信心，內政外交也毫無起色，諸多士人紛紛齊聚咸陽，發展形成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雜家”思想。《呂氏春秋》是出自于士人們群策群力旨在實行“王治”的政治藍圖，以前的“王治”來自三皇五帝，而新的“王治”理論誕生于即將統一天下的“霸道”之國秦國。雜家其實一點都不“雜”，特別是這部書的目的、體例、邏輯十分清楚，有組織地寫了治國的指導思想，雜家雖綜合百家之術，但它順應了當時客觀統一的趨勢，也是當時士人主動選擇的結果，因此西漢學者將他們這些人歸納為雜家，表示士人們也看到了秦的統一趨勢。

秦及漢初儒生的自信與“時變”

秦統一后，當時的儒士和其他士人都支持秦始皇“德兼三皇，功高五帝”而稱作“皇帝”的行為。在臧知非看來，當時的儒士對秦朝是赤膽忠心的，他們的主張也是為了改造社會現實，但采取的方法不對，尤其是“是古非今”的方式擊中了秦始皇的軟肋，并直接與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發生了沖突，所以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一定的合理性。

漢初的士人們是充滿自信的，也更加機智。他們憑借劉邦當時迫切地想要“鞏固天下”之機，提出自己的主張。如陸賈不畏懼帝王權威，與高祖辯“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而提出新道家治國之論。此外，如“知時變”者叔孫通之流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主張必須服務于現實，只有根據現實需要才能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他們主動前往長安，為國家需求服務，之后又及時地提出用禮儀治國的理念等等。此時的儒生們不再用托古的策略。

士政關系的定型

西漢前期的士人接受了戰國至秦以來先輩們在現實、權力中徘徊所得的經驗，采用現實主義的態度解決現實問題，實現自己的主張。但是在漢武帝時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成為需要和趨勢，“天下一統”、“皇權至高無上”成為價值追求最高目標之時，士人們除去考慮現實中社會建設里出現的矛盾，還需在理論上以宏觀的角度去解釋“皇權至高無上”的究竟所以，從而進一步贏得當政者的支持，實現個人主張。董仲舒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與政治關系變遷的轉折點，他中和以往諸子對權力和自身主張關系的認識，根據自己的認識，系統論述了皇權的合理性，其“天人合一”理論，似乎借天之口懲戒君主，實際上是以天之手保護君臣。同時，士人們在面臨政治抉擇時應秉持“義不訕上，智不危身”的原則。

董仲舒將改造后的儒學變為官學，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導，自此之后，其他學說逐步淡出了官學教育。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現實都是合理的，士人們就轉變為以論證皇帝的需要為己任。因此，“仕而求其祿”的轉變于此定型。

秦漢時期其他學派消退的原因

臧知非在問答環節中指出，士人的構成在秦漢時期和戰國確實有很大的不同。戰國時期的士人非常活躍，是以宣傳理論和追求理想為最高目標的知識群體，但是在西漢前期，許多除儒道之外的士人銷聲匿跡。這是為什么呢？首先，戰國時期的士人活躍和政治空間是密不可分的。統一之后，各家各派只能面對同一政權和官僚群體來宣傳自己的主張，政治分析和對策具有了趨同性。其次，戰國時士人的活躍主要表現為理論著作傳世，但當天下一統之后，這些學派沒有新的著作，這也標志著學派的消亡。最后，一部分學者在歸漢無門的情況下，投入到諸侯王的門下，這些士人都是以現實主義眼光來解決王國施政問題的，以謀求安身立命之所，故沒有新的理論創新。

（本文根據現場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未經主講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