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天成為中國與世界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2０年間，中國全面履行承諾，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與此同時，世界經貿格局也在不斷演變，貿易摩擦時有發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站在新的歷史關口，我們應該如何回顧入世20年對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改變？又該如何展望中國與世界經貿關系的未來？就此，澎湃新聞推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周年特別報道《風再起時》，深度對話多名親歷者、學者，希望提供更多維度視角。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年來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中國與鄰國及地區的關系，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關系，也相應發生了改變。

如今，從新冠疫情到氣候問題（碳中和、碳達峰的提出），從政治分歧到區域沖突，個人風險、政策風險、職業風險、經濟風險、組織風險和全球風險交織在一起，塑造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并最終決定了我們作為個人，在日常、在企業和在政府中如何應對這些風險。

美國財經作家米歇爾·渥克創造了“灰犀牛”這個詞，提醒人們注意顯而易見的風險。自2017年中信出版社引進出版《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以來，灰犀牛已經躍升成為大眾熟知、熱議并廣泛應用的現象級詞匯，灰犀牛也成為國內風險防范的重要名詞。中國也成為運用“灰犀牛”的沃土和成功范例。在《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出版之后的這四年里，其作者米歇爾·渥克走訪多國、圍繞“風險”這一主題，進行了更加細致、嚴謹、深入的訪談和研究，第二部《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終于寫成。

米歇爾·渥克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指出，從貿易平衡角度看，今后世界貿易組織不僅要關注貨物貿易，還要看服務貿易，并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大視角著眼，更好服務低碳轉型。這當中尤為值得研究的是，如何在應對氣候變化合作方面，立足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推動中美之間在綠色低碳領域技術、產品、服務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

當前存在各國因采取不同的氣候舉措而導致政策碎片化的風險。以碳價格為例，目前全世界有超過60種不同的碳定價工具，碎片化的、不協調的氣候舉措會破壞綠色商業和投資者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并導致新的貿易壁壘的出現。這對于全球氣候以及國際貿易都是不利的。

渥克認為，如果無法減輕、適應和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復原能力，世界各地的生命和生計將會遭受毀滅性的損失。為了避免這種結果，有許多緊迫的任務要做，包括建立具備氣候復原能力的基礎設施、推廣和傳播清潔技術使供應鏈去碳化、減少甚至消除有害的補貼等等。國際貿易可以提供許多解決方案，協助完成這一長串待辦事項。例如，保持貿易開放可以使氣候友好型商品、服務和技術更便宜、更容易獲得，從而降低各國實現凈零排放的總體成本。貿易還可以將供應商與外國市場消費者聯系起來，滿足這些消費者對氣候友好型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幫助發展中國家開拓新的、不斷增長的出口機遇。世貿組織（WTO）成員應考慮如何加強各方之間的合作，避免出現“雙輸”“多輸”局面，幫助各地的綠色企業在新的氣候經濟中成長。

應在貿易體系中引入激勵機制來應對氣候問題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議發起一場關于風險的新對話。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你認為中美未來應該如何改善對話？

米歇爾·渥克：我很欣慰，美國現在有了一位專注于建設性對話、關心氣候變化、用大腦而不是通過沖動來治理的總統。有一個比我們之前的總統更可預測、更理性、更有邏輯的總統，對兩國關系是非常有幫助的，對中美關系走向的影響也是非常積極的。

兩國關系確實存在很多風險。在過去的幾年里，這一點似乎變得越來越強。這些風險之所以會存在，部分原因在于這對一些人在政治上是有利的。當出現內部、政治或經濟問題時，這些風險會被夸大。現在美國的兩極分化非常嚴重，這讓一切變得更加困難。我在我的第一本書里寫到過多米尼加共和國和海地當局勢緊張時，這些國家的應對策略——歸咎于另一個國家或移民是一種巨大的政治誘惑。因為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壓力，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很不穩定，也更容易受到這種誘惑。不過，像我們這些在中國待過的美國人而言，則更多地關注中國可以合作的領域。對中國來說，應該對這一點有充分的認識，并避免無意中按下這些領域的“按鈕”。話雖如此，我認為拜登總統仍然向前邁出了一些步伐，這是與過去4年相比的重大積極變化。

澎湃新聞：你提出，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自己的歷史、地理、文化、當前的挑戰和風險。就拿中美來說，兩國之間雖然有分歧，但在全球貿易中必須合作。在你看來，兩國可以有哪些具體的合作領域？目前，氣候變化和疫情給全球貿易帶來了新的風險。中美兩國應當如何共同面對新的不確定性？

米歇爾·渥克：疫情比最近的許多事件更能表明，這個世界是多么的相互依存。非洲和其他疫苗接種率低的發展中國家非常需要獲得疫苗。關于開放知識產權，以便這些國家可以自己生產疫苗的爭論很多。我認為這是一個較富裕的國家可以合作幫助貧窮國家的領域，包括所有與疫情相關的物資、個人防護設備、醫院設備，這些都是各國應該合作的，而且這非常緊迫。另一方面，各國之間也可以展開有建設性的競爭，看哪個國家的疫苗接種率最高。走在前面的應該幫助后面的人。就像一些比賽中的勵志故事，其中一名選手摔倒，另一名選手扶起他，幫助他越過終點線。這才是我們應該尋求的路徑。

就氣候變化而言，我認為在貿易中有很多新的途徑可以探索。多年前，我與其他作者合著過一篇論文，談到如何利用貿易來應對氣候危機。我們認為，清潔技術可以用來創造清潔能源，抵御氣候危機。也就是說，“氣候議題”應該受到特殊的貿易待遇。各國政府都應該盡可能的資助清潔技術，并免除全球反補貼規則。根據世貿組織（WTO）以及其他國際組織討論的結果來看，各國對這類補貼并沒有達成共識。同時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把清潔技術轉移到那些沒有清潔技術的國家。這個領域也存在真正的合作機會。

最后，還需要進一步減少交通運輸系統的碳排放。在過去的幾年里，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國際貿易出現區域化的趨勢。我不同意貿易保護主義，但同時，我認為貿易的區域化有好處，因為能夠消耗更少的能源是好事。我們應該計算每一類商品的碳成本。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到這一點。還可以利用貿易規則，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碳強度較低的國家和采用更清潔技術的國家提供好處和激勵機制。

因此，我認為可以在貿易體系中引入激勵機制來應對氣候問題，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對待它，而不是消極的方式。

澎湃新聞：中美之間未來在氣候變化方面進行更多合作是合理的嗎？

米歇爾·渥克：當然。不管美國和中國現在有什么分歧，都應該把這些分歧放在一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合作，無論是通過貿易還是其他舉措。我認為這是一個我們應該看到建設性競爭的領域。我的意思是，經濟學家對理想世界中競爭的看法是，每個公司都在競爭，以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做事情，讓消費者受益——應該從這個意義上考慮競爭，而非零和的競爭。例如，跟蹤貿易的碳影響，為碳排放提供更高的供應鏈激勵機制，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此外，為清潔技術提供優惠待遇，關注清潔技術的貿易和知識產權，以及有助于綠色經濟和能源的投資也非常重要。最后，還應幫助那些需要電力的貧窮國家，他們需要電力來發展，發達國家應該幫助他們以更綠色的方式發展，這樣他們就不會因增加碳排放致富，遭受同樣的污染。

WTO需要重新審視氣候議題

澎湃新聞：回顧中美貿易關系，我們經歷了很多波折。中國與美國經過長期談判后加入世貿組織已經20年了。歷史給了我們什么經驗和教訓？

米歇爾·渥克：從歷史中學習很重要，同時也有一些不一樣的新事物需要去適應。例如，與20年前相比，服務業的經濟活動相對于商品的比例要高得多。因此，我認為世貿組織的某些領域需要重新審視。另一個大的領域是，標準已經成為貿易談判的另一個工具。在貿易爭端中，不同的國家對“安全”有非常不同的想法。社會、環境和治理（ESG）已經成為全球企業共同面對的非常重大的問題。因此，WTO也需要重新審視氣候議題和補貼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把清潔技術放到與化石能源同等的地位，給予一定的補貼，甚至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對這些技術的支持，減少對化石燃料的支持。這可以涉及到一個更大的等式，即氣候足跡如何影響貿易關系——在這個等式中，可以對那些在碳排放方面做得更好的國家給予特別的激勵。

WTO在過去這些年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在當中的角色較為復雜，美國是制定規則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希望看到自身可以推動對話。但世界已經改變了。我想，如今正當各國處于這種相互依賴的狀態時，美國應更好地考慮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觀點，意識到當其他國家過得更好時，美國也能過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夠在貿易談判中看到這一點，盡管這看起來有點烏托邦（過于理想化），與我們近年來所看到的趨勢相去甚遠。可是，如果不抱希望，這樣的設想永遠也不會發生。而WTO在未來可以成為一股推動這樣的設想發生的力量。

氣候議題是核心，也是打開局面的關鍵

澎湃新聞：中國為參與國際貿易做出了許多努力。然而，中美之間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首先需要處理的問題是什么？

米歇爾·渥克：用“灰犀牛”理論來舉例：人們往往以為能夠獨自對付一只大的灰犀牛并解決這個問題，然而當一群“灰犀牛”聚集在一起時，你就不能只專注于其中一只，因為任何一只的動態都會影響到其他的犀牛。而現在的局面就像是同時存在很多“灰犀牛”，這也很難處理。

不過，我再次認為，氣候議題是核心，也是打開局面的關鍵。越是在沖突的情況下，其實是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合作的領域的，從而使得在所有其他問題上更容易合作。我希望氣候議題能成為打開知識產權議題前進之門的鑰匙。在美國，有關于中國的各種聲音。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要理解所謂的政治姿態和那些在幕后希望事態朝著更好的方向努力的人們之間的區別。就美國自身而言，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目前正在經歷的這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因為無論何時，一旦美國國內的局勢緊張，都會波及到國際關系。美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決自身的問題。若是能夠得到妥善解決，其他的一切國際問題都會變得更容易處理。

澎湃新聞：你提到當前美國社會的極化很嚴重，這與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狀況是否類似？

米歇爾·渥克：現在更類似于100年前咆哮的20年代。盡管當前關于戰爭、民權和女權等議題的討論與上個世紀60-70年代相似，但我更關注的是金融市場的狀況。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盛行期間，正值世界大戰。由于疫情和戰爭，主要的國家推行了大量的金融刺激政策。整個20年代，股市泡沫造成了兩極分化，財富集中在超級富豪身上。這與現在的情況非常相似。當然，后來泡沫最終破裂，導致了更糟糕的問題——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動態真的讓我擔心。我談了很多我對金融脆弱性和不平等狀況的擔憂，這二者是密切相關的。我確實認為美國有人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由于目前的政治和社會動態，很難達到目標。由于美國的民主機制，大多數美國人的意愿沒有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恰當地代表。雖然美國的極化問題不像伊拉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那么糟糕，但在美國確實是極少數群體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很多美國人努力解決這個問題，試圖創造一個更公平的制度，讓民主像我們在小學里被教導的那樣運作（即使實際上并沒有）。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