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國家發改委公布的就業數據顯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95.0%。2021年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其中，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2%。同時，2021年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18303萬人，同比增長2.0%，規模基本恢復至疫情前同期水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在中國尚未從疫情中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就業能有這樣的局面，充分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越性。    

但他提醒，要看到中國結構性就業壓力在加大，一是總人口中青年就業的壓力增大；二是創業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趨弱；三是勞動力市場面臨多重失衡和供需錯配的壓力。

李揚是11月21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作出上述表述。以下是李揚發言的全文，經本人審訂，授權澎湃新聞刊發。

全球債務風險的新發展

債務是一個老問題，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債務就成為世界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重要現象。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債務發展大致可以劃分出兩個有區別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其基本特點就是：債務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因而債務危機也主要發生在這些國家，著名的拉美金融危機以及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莫不如此。這種狀況符合邏輯，因為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它們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這些債務若管理不當，就會發生債務危機。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引進國外資本來發展本國經濟并管理好債務風險，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本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巨變，主要的表現，就是巨量的債務主要發生在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大致說，在國內，因為經濟長期不景氣，這些國家的政府需要通過財政赤字不斷地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筑；對外，由于本國經濟的競爭力下降，致使經常賬戶常年出現逆差。由于手中掌控著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這些國家既可用本幣來支付自己的貿易赤字，還可用本幣歸還自己的債務。這樣一種機制，使得國際債務、國際金融與一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債務和國內金融運作乃至宏觀政策密切聯系在一起。也正是基于這一機制，本世紀以來的全球債務不是起起伏伏，而是一個高潮接著一個高潮，終于釀成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局面。

數據顯示，到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達296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生產總值的355%，換言之，全球而言，每1美元的財富之上都有3.55美元的債務與之對應，若按全球75億人計算，人均債務高達3.94萬美元。如此之高的債務密集度，充分說明，在全球范圍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在下降。總之，在后疫情時期，如何處理巨額債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果然，處理債務的行動如期而至。十月份，美聯儲議息會議指出，將從十一月份開始逐月減少購債，到2022年上半年完全停止。當然，如果將縮表亦即貨幣政策恢復常態作為一個過程，停止購債還只是第一步，首先使其規模不再增加，至于債務總量的縮減，以及與之相伴的利率調整，尚未做出安排。但是，由于量（流動性）和價（利率）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是聯動的，可以預計，減債行動既然發生，利率或遲或早也會變化。這樣，我們就會面對一個新的局面。對此，我們要有應對之策。

具體而言，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長期居于關鍵貨幣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或強或弱的外溢性影響。最近，我們研究了歷史上美聯儲擴表和縮表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研究顯示，如果美聯儲擴表，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總的影響并不十分負面，因為，美聯儲實施擴張性政策，將會使其他國家流入的資本增加，進而利率趨降、貨幣升值、資產價格上漲，雖然可能伴有輸入性通貨膨脹，但因資金的可得性和成本都會有所改善，總的影響是有利的，尤其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反，如果美聯儲縮表，大量的資金就會向美國回流、相應的國內資金成本也會上升、貨幣可能貶值，資產價格也會下降，總的結果，會使得這些國家的發展成本上升，動力下降。我以為，這些便是我們即將遇到的情況，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中國債務和杠桿率有新變化

在全球債務泛濫的大背景下，中國亦未能免俗。本世紀以來，我們的債務也不斷擴張，杠桿率亦隨之不斷提高。我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剛剛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自本世紀以來不斷上升，2015年有關方面提出“三去一降一補”，把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上升趨勢有所約束，但直到2017年，去杠桿方有實質性進展。到了2020年，由于疫情突發，財政赤字增加，金融系統貸款躍增，遂使債務和杠桿率上升較多。然而，進入2021年，情況發生逆轉，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在下降，而且下降明顯。今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部門杠桿率降至264.8%，前三季度共下降5.3個百分點。同時，三季度末，中國M2/GDP也降至209.3%。

這種狀況引起了各界關注，人們開始重新估量杠桿率。經過近十年的熱議，杠桿率以及相應的衍生概念，已經從十分生僻的專業詞匯變成了人人都可議論的網紅概念。我們注意到，在多數人的認知里，杠桿率，特別是高杠桿，是一個貶義詞，“去杠桿”則成為管理風險的代名詞。然而，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應當全面認識這個概念了。我們總的看法是，杠桿率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某一種杠桿率水平究竟對經濟有利不利，還要聯系很多相關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不能談杠桿率而色變。

杠桿率過高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財務成本提高，而且金融風險增大，但是，如果杠桿率下降，那也不是無條件地有利，需要分析其下降的原因。如所周知，杠桿率是一個比率，分子是債務，分母則可以是不同的概念。對于企業而言，杠桿率的分母是權益，對于其他經濟主體，分母則可以是GDP，也可以是該部門的收入。這樣看，杠桿率下降，有可能是作為分子的債務減少，也可能是作為分母的權益、GDP或收入增加，當然，也可能兩者一起變化。在這里，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變化，就是企業因為沒有投資的對象，因為不愿意擴大生產，甚至不愿意繼續維持原有生產規模而減少了債務。

非常遺憾地看到，今年以來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下降很多，三季度末達157.2%，今年累計下降5.1個百分點，而且，其主要原因，正是企業不愿意投資。居民部門的情況相仿，今年以來，也是持平并略有下降。前三季度，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下降了0.1個百分點，至62.1%。但是，有一個傾向值得關注，這就是：2020年底，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已經超過日本和德國。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我們知道，幾年前，德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上升，其國內金融便出現了波動；幾十年前，日本居民部門的杠桿率上升，則其國內金融便出現了風險，而且延續多年。當然，我們現在的問題還沒有這么嚴重，但是，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超過德、日，值得高度警惕。

分析了非金融部門總的杠桿率變化，再看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如資料顯示，金融部門的杠桿率，無論是負債側還是資產側，都在陡峭下降。這種狀況，當然表明金融風險弱化，但同時也明白無誤地表明，今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偏緊。這種情況，在中國企業和居民戶獲得的信用總量均較去年同期減少的事實上，得到印證。

再看政府，資料顯示，中國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平穩，這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們知道，討論宏觀經濟運行，政府部門自身的收支平衡狀態固然重要，但是其次的，作為最重要的宏觀調控部門，分析政府的作用，主要看的是：政府通過自己的收支平衡狀態對經濟產生了刺激性影響還是收縮性影響。今年的各種數據顯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收縮性的，這一點，無論是從國債余額還是從中央財政收支變動的相對動態上，都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說，今年以來，中國財政政策是不那么積極的。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互溢的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及其籌資機制經歷過一個劇烈的變化過程。起初，地方政府支出超過收入，就會通過各種融資平臺從金融機構借錢，有時甚至是直接從金融機構借錢，如此行為，直接違背現行法規是顯然的，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它使得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金融機構的印鈔機連在一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聯系在一起。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我們嚴格杜絕地方政府向金融機構借款，并且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逐步替換了大量過去的直接借款，這樣既規范了政府的借貸行為，也降低了它們的借款成本。應當說，幾年來的努力成效顯著。但是，接下來發生的情況是，地方政府確實通過發債來彌補其支出缺口，然而，其發行的債券90%以上卻主要由商業銀行購買并持有，也就是說，雖然借款的載體和路徑發生了變化，但是資金的最終供給者依然是金融機構，整個過程的本質并未變化。這種狀況，弱化了中國金融的市場化水平，同時也扭曲了市場上的資金供求關系，在今后的改革中，如何進一步完善地方財政制度，包括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如何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赤字融資機制和債務約束機制，將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就業形勢復雜化

幾年前，就業正式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這是中國宏觀調控機制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表現之一。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公布了中國今年以來的就業數據。數據顯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95.0%。2021年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其中，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2%。同時，2021年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18303萬人，同比增長2.0%，規模基本恢復至疫情前同期水平。在中國尚未從疫情中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就業能有這樣的局面，充分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越性。

然而，在看到這些總量數據的同時，我們更應當關心那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突出的問題有三：

一是總人口中青年就業的壓力增大。大家知道，2007/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國際統計界對于青年人口就業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所以，在常規的失業和就業指標體系之外，很多國家都著重給出了青年人群的就業狀況。因為青年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的發展狀況關乎國家的未來。關于中國，可以給出兩組公開的數據，第一個是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達到15.4%，是總失業率的三倍；第二個更聚焦20～24歲的群組，也就是上面提及的16～24歲群組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部分，這部分人群的失業率持續處于20%的高位，是總失業率的四倍。這些數據說明，關于就業問題，我們需要將更多的精力置于青年人群。

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今，失業的經濟含義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其對經濟社會的各方面影響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一點時期，失業就意味著社會出現了新的一批需要救助的人群，因為那時候的失業就是餓肚皮，而且，失業人口如果呆在家里或走在大街上，就會遭人白眼，長期處于不就業狀態，就可能“心生不忿”，搞不好還可能到社會上鬧事。如今顯然不同了。經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多數家庭都積累了一些財產，這些財產及其孳息可以支撐這些家庭的成員在一段時期不進入以“被他人雇用”、全日制等為基本特點的就業大軍，并且保持生活無憂。另外，有研究顯示，如今青年人不積極尋找就業，與他們的就業意愿和就業偏好有關，其次與育齡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有關，同時也與大量農民工離場有關。總之，在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失業和就業等都有了新的經濟含義，然而，老的問題或許淡化，新的問題則可能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些出現的新問題。

二是創業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趨弱。宏觀政策將就業置于優先地位，無非是說，我們所有的宏觀政策都須以創造就業為導向，其政策效力也須以創造就業的能力為主來評價。就業是靠創業帶動的，所以，近年來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放在增加市場主體方面，放在鼓勵創業方面。基本的邏輯就是，要就業，首先須設立能創造就業的單位。根據這個邏輯，落實就業優先戰略，重點便放在培育市場主體上。應當說，近年來，中國的市場主體增長迅速，成績斐然。進一步，則需要深入分析市場主體創造就業的能力問題。統計顯示，2015年，平均每新增一個市場主體所對應的新增城鎮就業數量為0.9個，到了2020年，竟降至不足0.5個。這種對應關系顯然不能令人滿意。這既可能因為我們的創業質量不高，創造就業能力不強，也可能歸因于統計質量有瑕疵。總之，關于如何在新形勢下創造就業崗位問題，我們必須下大氣力去研究。

三是勞動力市場面臨多重失衡和供需錯配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基本是在今年集中顯現的。首先，高排高耗行業逐漸萎縮，將繼續排擠出大量就業人群，需要重新安排。現在我們實行“雙碳”戰略，目標是要發展低碳、甚至零碳社會。這是我們都愿意看到的美好前景。但是，作為縝密的制度安排和改革進程，我們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邁向這一美好前景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施“雙碳”戰略，本質上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它固然最終會“創造”美好的前景，大大增進人類福祉，但在轉變發展路徑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一些產業可能逐漸被消滅，同時有更多的產業需要大規模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就業人口需要重新安置，已經形成的金融資產，可能會因其所依附的實體資產和公司的命運巨變而變成“問題資產”。其次，在整頓教育秩序的過程中，曾經非常繁榮的校外教培行業受到劇烈沖擊，就其涉及的就業人口而言，應達百萬之眾，而且，原先在這個行業中就業的大都是青年人，現在，他們都需要重新尋找工作。其三是房地產銷售與中介行業萎縮。近年來，由于房地產市場熱度不斷上升，作為市場的推波助瀾者，房地產銷售與中介行業也遍地開花。如今，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趨勢性轉折點到來，此類機構轉行、關閉的現象也漸多。這個行業也涉及百萬量級的就業人口，而且也以青年人為主。

以上種種提醒我們，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很多新的經濟問題出現了，一些老的問題則出現了新特點，這都需要我們運用新的理念，創造新的方法去解決它們。關于就業問題，特別是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由于其關乎“人”的狀況，尤其是關乎青年群體這些我們未來的發展前途的狀況，就更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關鍵還是要尋找創造就業的門路。理論、實踐和歷史都告訴我們，解決大規模的人口就業問題，我們只能依靠中小企業，大企業固然可能構成國民經濟的支柱，固然可能無比強大，固然可能創造巨大的財富，但在吸納就業方面，卻肯定是能力不強的。

關于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五六七八九”的概括（指中小企業貢獻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我們已經耳熟能詳。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概括似乎未能真正揭示小企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則，關于小企業的作用問題，關于支持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等等，就不會反反復復被提出了。說到根本上，多數人還是認為，對于國民經濟而言，小企業盡管不可或缺，但最終只是配角，充其量只是大企業的補充。我以為，要真正為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這種“配角論”必須徹底摒棄。

小企業從來就是就業主體，這一點不會有人存疑，小企業同時也是創新的主體，對于這一點，過去強調得不夠，人們的認識也不盡一致。其實，仔細思考便不難明白：創新就是對過去的破壞，是對已經形成的物資基礎的沖擊，對于大企業而言，它們已經在本行業、本領域投入大量資財，本已經占據了高位，多數甚至占據壟斷地位，“破壞”這一切的動力是缺乏的，更不用說去進行顛覆性破壞了。小企業則不然，它們沒有沉沒成本，他們不怕打破“壇壇罐罐”，他們只有對未來美好的期望，只有超越現狀的激情。換言之，要想真正落實“創新發展”戰略，我們必須對小企業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重視。事實上，不久前北京證券交易所開業，并且將自己定位在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上，體現的正是這種認識。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如果說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相對應的財產組織形式是生產線、大企業、大公司，“大的就是好的”，那么，正在展開的以服務化、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平臺化為基本特點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小的就是好的”，小企業不再只是大企業的補充，而是有著獨立存在價值，是和大企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經濟主體。

對于這種變化，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了。2019年世界銀行推出了一部研究報告，名為《工作性質的變革》，概括了這些領域的新變化。書中指出：近十年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輪的就業和社會經濟格局。零工經濟以后可能會成為主體，這會極大地改變經濟的面貌，改變經濟學。客觀地說，對于這種變革，我們并未充分認識清楚。

我以為，面對這種局面，今后宏觀調控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新就業形式的發展創造條件。其要點有二，一是大力改革教育體系，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要讓終身學習不可缺少，要以培養人的技能，培養“知”之外的內容，包括社會情感的技能、領導力、團隊合作能力、創造力等等，為根本任務。二是特別支持平臺這種新的財產組織形式發展。應當認識到，平臺經濟是介于普通的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第三種財產組織形式，在全世界范圍內正方興未艾，當然，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因為它出現了問題就一棍子打死，要承認平臺經濟出現的必然性，它和數字經濟內在的契合性，從而能夠進一步找到管理好平臺經濟的有效路徑。

（作者李揚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