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浩紀

日本哲學家東浩紀在十五年前出版的《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曾引起廣泛關注。他在這一著作中分析了人類在二十世紀從現(xiàn)代過渡到后現(xiàn)代的過程：二十世紀歷經(jīng)了大敘事仍然發(fā)揮作用的“理想的時代”；大敘事崩塌，人們開始偽造大敘事的“虛構的時代”；以及徹底拋棄大敘事轉向資料庫消費的“動物化的時代”。東浩紀在這一著作中以御宅族為例診斷人類的“資料庫動物化”：御宅族的二次元消費中，早已不需要真正的故事，而是由資料庫中的“萌元素”拼湊排列而成的擬像。

11月14日，第一屆網(wǎng)絡社會年會(Network Society)由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的網(wǎng)絡社會研究所舉辦，以“網(wǎng)絡化的力量(Forces of Reticulation)”為主題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qū)召開。東浩紀作為嘉賓之一應邀出席了會議。他在會議上的報告《不是政治動物，而是資料庫動物：朝向一個政治的半透明介面》帶來了他的新思考——身處在信息時代的我們，在面對怎樣的新現(xiàn)實和怎樣的主體蛻變？

在今天，舊式的民主原則似乎已經(jīng)失效，以臉書為代表的社交網(wǎng)絡讓公共意志變得透明，甚至加速了民粹的崛起。東浩紀在其另一部還未被譯介成中文的《公共意志2.0：盧梭、弗洛伊德、谷歌》(General Will 2.0: Rousseau, Freud,Google)一書中，試圖理解民主在信息時代失效的問題。他提出，因為社交網(wǎng)絡把人民的“無意識”暴露了出來，而民主原則所要求的“服從民意”，并未把人民“有意識的”意志和“無意識的”意志加以區(qū)分。這一狀況導致我們不斷地被“公共無意識”（而這無意識往往是丑陋的、自私的）所操縱。因此，東浩紀呼喚一種新的關于民主的理論和新型民主框架的出現(xiàn)，同時呼喚一種區(qū)別于當前網(wǎng)絡化(reticulation)技術的革新，即一種讓我們可以看到無意識，卻又防止我們去服從無意識的介質出現(xiàn)。

需警惕今天的御宅族成為日本“排外主義”的象征

澎湃新聞：《攻殼機動隊》的預告片剛剛發(fā)布出來，由斯佳麗?約翰遜擔任主演。你怎么看待好萊塢對日本動漫的改編？

東浩紀：好萊塢版的《攻殼機動隊》對原版漫畫的還原度非常高?！豆C動隊》事實上是一部很扭曲的作品。在以前，舉例說，以《銀翼殺手》為代表的西方科幻，是東方主義式的作品，里面承載著對日本賽博朋克的幻想，這幻想與日本現(xiàn)實毫無瓜葛。而《攻殼機動隊》是一部日本作品，但是它實際上是“進口”了西方想象中的日本賽博朋克。所以我認為《攻殼機動隊》是一部自我指涉的對日本賽博朋克的重構。在1995年，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影院看《攻殼機動隊》時，非常驚訝。這是一部全部由日本人制作的電影，卻非常的西化，充滿了對日本文化的西方式解讀。顯然，刻意選區(qū)日本的元素——機器人、和服等，是他們的策略，這策略讓他們在商業(yè)上很成功。所以，好萊塢真人版的《攻殼機動隊》是對原本的重構，而原版本身就是一種重構——西方對日本賽博朋克幻想的重構。

澎湃新聞：你在今天的講座中提及，今天的御宅族已經(jīng)和你十五年前寫《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的時候完全不同了。在什么意義上，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

東浩紀：我感到我十五年前寫作這本書時想象的御宅族的未來不該是今天這個樣子。十五年前，在我的印象中，御宅族文化是被社會邊緣化的、壓制的文化，然而現(xiàn)在它是我們的國家“軟實力”，它成為了“COOL JAPAN”——日本的文化輸出政策。巴西奧林匹克閉幕式的“東京八分鐘”部分，我們的首相cos成超級瑪麗登場，現(xiàn)在日本的動漫、電子游戲已經(jīng)不再是亞文化，而是我們的民族驕傲。我想，在十五年前，御宅族們會無視或拒絕這種被主流接受的方式，然而現(xiàn)在年輕一代的御宅族們卻簡單地擁抱主旋律的授勛。作為一名老御宅族，我個人感覺年輕一代很幼稚，尤其是他們對政治收編的欣然接受。曾經(jīng)作為亞文化的御宅族文化，和其它的比如搖滾、朋克、黑客等“反文化”類的亞文化不同的是，御宅族從未有過反對建制和權力的政治行動。日本的御宅族亞文化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他們只是遠離政治領域，卻沒有過政治上的反抗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日本也出現(xiàn)過很多具有“反文化”性質的亞文化，但御宅族并不屬于他們。所以，在一方面，御宅族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它自身又拒絕成為主流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然而，你十五年前在《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一書中曾提及，御宅族文化和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政治勢力有天然的文化聯(lián)系。而今天御宅族似乎也被證明成為了日本新保守主義政治力量，即自民黨傳播他們右翼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社群，利用這一群體來反對戰(zhàn)后所建立起來的進步主義的市民社會意識形態(tài)。比如，日本御宅族的社群網(wǎng)站NICONICO就被曾被日本右翼政治家用作其政治辯論的平臺以對外展示新保守主義在年輕人中的高支持度。你能談談這一現(xiàn)象嗎？

東浩紀：是，我在十五年前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有過這樣的預感，也預測過這樣的可能性。不過，我要澄清的首先是，御宅族和“反文化”不同，即“御宅族運動”和反權力的運動不同。其次，要理解“去政治化”的表現(xiàn)和右翼保守主義政治趨勢的關系。在日本，很多人認為御宅族是右翼的，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沒有證據(jù)的偏見。出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很容易認為御宅族是危險的社群。雖然御宅族已經(jīng)成為了我們的民族驕傲和中央的文化政策，但這種偏見仍然存在。但另一方面我認為也需要對年輕一代御宅族自身的政治幼稚性保持警覺：他們對于被政治利用的欣然接受，對于日本民族主義的高認同度。事實上，收編御宅族文化的不只是日本的政治家，還有日本的大企業(yè)。日本的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御宅族們的消費力量。我想要說的是，這一情況必須從兩方面來看待。我們需要反對那些妖魔化御宅族的偏見，因為日本御宅族文化的存在，有著某種象征意義——日本后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但情況在發(fā)生變化，日本御宅族文化逐漸演變出了另一種象征意義——日本的民族驕傲和日本的排外主義。

在“公眾意志2.0”時代，民主正在被公眾無意識操縱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在見證著右翼民粹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崛起——從美國到歐洲再到日本都不能避免。就像NICONICO被日本保守主義勢力利用一樣，川普當選后也有很大分析稱facebook也被川普支持者在選舉前利用來宣傳民粹主義，塑造公眾的意見。你在講座中提及，今天的社交網(wǎng)絡的“透明性”雖然是民主的，但也是危險的。怎樣理解這一民主的困境？

東浩紀：這里我所指的“透明”是盧梭意義上的“透明”，是我對盧梭的闡釋。我們不從作為思想家的盧梭，而從寫了《懺悔錄》的盧梭談起。在《懺悔錄》中，盧梭懺悔了他的私生活，包括了他的性生活——你可以想象在兩個世紀前在天主教的歐洲，那樣的性生活可是巨大的丑聞。這對我而言，是解讀盧梭思想很重要的入口。盧梭對“透明”的熱愛不只是公共的、抽象理論層面的（公共意志的“透明”），也是私人的、具體的——他甚至想要他的性欲在公共空間中透明化。這聽起來很瘋狂，但這就是盧梭。

在盧梭的意義上，“透明”是民主的基礎。但是盧梭生活的時代，關于“無意識”（unconsciousness）的理論還沒有出現(xiàn)。精神分析學在盧梭逝世一個世紀后，也就是十九世紀末才出現(xiàn)。我以為，盧梭無意識地意識到他自己“無意識”的存在，但是并沒有在理論上發(fā)掘到關于“無意識”的層面。所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所陳述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是公共空間內意識層面的意志（general conscious will），他所討論的“透明性”也是針對于意識層面的意志。

然而到了今天，我們有很多的技術（不同形態(tài)的社交媒體），使得我們無意識的意志或者無意識的欲望浮現(xiàn)了出來。這是我們今天的悖論。我們必須改變今天的系統(tǒng)或者發(fā)明一套新系統(tǒng)以便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有意識的意愿和無意識的欲望之間妥協(xié)。舉例而言，我們都有性欲（當然這里的欲望遠遠超越性欲的范疇，舉性欲為例只是便于理解），我們都能意識到性欲的存在，但是我們并不是時時刻刻都遵循著性欲。那么同理，現(xiàn)代民主理論，是一個關于遵循人民意愿的律令。但是在這里，“人民的意愿”這一概念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并未把“無意識”在其中加以辨別。而現(xiàn)在，我們要面對這樣一個新的現(xiàn)實，新技術讓公眾“無意識”的意愿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而民主的原則又要求我們去聽從人民的意愿，不加辨別地把“公共無意識”涵蓋在民意之中。而“無意識”在很多情況下是丑陋的、自私的、唯利是圖的。我們沒有必要去遵從它，然而現(xiàn)在卻沒有新的理論或制度來阻止我們被它操縱。所以我認為新的制度和理論概念的出現(xiàn)在今天是非常緊迫的。新的理論概念可以是，舉例而言，我所說的“半透明(semi-transparency)”、“公共意志2.0(General Will 2.0)”等等。這對我而言不是一個結論，而是一個學術上的挑戰(zhàn)。除了概念外，在制度層面上，我認為關于民主的新原則，即涵蓋公共無意識的民主原則十分必要被制定出來。所以，我的書《公眾意志2.0(General Will 2.0)》把盧梭、弗洛伊德和谷歌連結在一起思考，這樣的連結才能讓我們的社會走出“民主”的困境。

澎湃新聞：今天的公共無意識在新技術支撐的公共平臺上呈現(xiàn)了出來，你認為我們不要遵從它但也不要回避它，我們要意識到無意識意愿的存在。但是這些丑陋的無意識的欲望在今天不斷地被右翼勢力所利用，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我們難道沒有辦法去對抗它嗎？

東浩紀：在精神分析意義上，與無意識斗爭、壓制無意識，只會導致病態(tài)。換種說法，很多理論家甚至政治家在忽視公眾的無意識。他們總是說，人們需要被啟蒙，需要更明智、更理性、更政治正確，然而這樣的壓制只會導致無意識欲望的爆發(fā)——這在我看來就是川普現(xiàn)象的根源所在。不只川普現(xiàn)象，在歐洲、在日本或在其他國家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公眾無意識爆發(fā)的例子。所以怎樣防治民粹現(xiàn)象的爆發(fā)？如何馴服公眾的無意識？所以我提出區(qū)別于盧梭“透明(transparency)”和“不透明(Opaque)”之外的“半透明(semi-transparency)”。即，保證我們可以看到無意識，但是又不去服從無意識的介質。比如，NICONICO這樣的系統(tǒng)可以是一個半透明的好模型（這并不代表我在意識形態(tài)上支持這個企業(yè)），作為我們對未來介面的想象。

我們今天不再有政治，只有政治的替代物

澎湃新聞：在今天的演講之中，你的討論始于對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并將“資料庫動物”置于這一傳統(tǒng)之內，從施密特到阿倫特再到科耶夫，論及了人的主體性和政治的狀況的改變。你能否談談“資料庫動物”與“政治動物”的不同之處？

東浩紀：資料庫動物和政治動物的主要差別在于：資料庫動物非常有意識地在編造共同體的宏大敘事，為共同體和城邦（polis）的規(guī)則尋找意義。這里的“有意識”意味著我們我們是迭代和自我指涉地在編寫這些話語。而政治動物對于共同體的感覺是一種自然條件，而不是有意識地編造。城邦的實存對于政治動物來說是一種條件，政治動物本身并不需要關心城邦的實存，因為城邦是一種自在之物。而資料庫動物是政治動物的另外一種狀況，資料庫動物總是非常關心城邦的實存，他們想要獲得對于城邦的實存的意識。換句話說，資料庫動物有意識地、持續(xù)地編造支撐日常生活的基礎與我們對城邦實存的感知，這是我們的狀況。

澎湃新聞：你提及在后現(xiàn)代社會，作為“資料庫動物”，我們都被去政治化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沒有真正的政治，只有政治的替代物。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你認為在今天世界范圍種種沖突，比如ISIS的崛起，都是政治的替代物？

東浩紀：沒錯。在今天這樣的國際社會中，“民族”失落了。然而在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無法接受沒有民族的生活，于是在全球范圍內都出現(xiàn)了很多“民族”的置換物。我覺得這是理解當代社會的關鍵之所在。

澎湃新聞：那么，在你看來，今天重要的是重建一個大敘事以抵達真正的政治嗎？

東浩紀：我不能在這里講得很清楚，因為這是我下一本著作的主題。我可以說的是，在今天這樣的碎片化的資料庫時代，把作為每一個碎片的個體連結起來的，也許只能依托于人類原始的欲望。

在我此前的著作《公共意志2.0》中，我提出關于“同情”的概念，這其實是借用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的概念。我在我的著作中把羅蒂的“同情”概念與盧梭的社會理論連結了起來。不同于啟蒙運動的另兩位思想家洛克和霍布斯，盧梭認為如果我們都是理性的和邏輯的，我們就無法建立社會了。我們?yōu)槭裁葱枰鐣?？盧梭的回答是，因為我們的情感和動物性的／原始的欲望，讓我們得以和周圍的他者連結。正是這樣的情感和欲望，才可以建立社會，社會的形成是無法用理性的、合乎法律的行為所能解釋的。這是盧梭和洛克的很大不同。我認為盧梭是對的，因為人類不是理性的、經(jīng)濟的、功利主義的機器，所以我們才會有家庭、有各種各樣的共同體。舉例說，這個學術會議的主題是“網(wǎng)絡社會(Network Society)”，今天在國際社區(qū)中我們可以和世界另一邊的人輕松建立聯(lián)系，我們和他人并不因為基于某種邏輯的必要性而連結起來。我們如何建立新的社會根基？在這里，我認為“偶在性(contingency)”對理解這一問題至關重要。

信息社會，唯有“欲望”能讓我們擺脫被算法操控

澎湃新聞：但是，在《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中，你提出后現(xiàn)代社會的主體，即資料庫動物已經(jīng)沒有“欲望”了，取而代之的是“需求”。也就是說，在后現(xiàn)代的消費社會中，個體“欠缺－滿足”的線路閉合了，不再需要他者介入，便可機械化地得到滿足。那么這個“不需要他者的充足社會”已經(jīng)使我們失去了得以與他者建立連結的“欲望”，我們又如何依托“欲望”讓碎片化的個體重新連結起來呢？

東浩紀：沒錯，這個很重要。我在著作中指出，“需求”在根本上是可以被計算和被預測的。比如今天各大消費平臺根據(jù)你的購物和瀏覽記錄，為你推薦你可能會購買的其它物品，這背后是大數(shù)據(jù)算法技術和身份識別系統(tǒng)。人工智能就可以非常精準地預測我們的“需求”。而“欲望”是非常不同的，在我看來，它和“偶在性(contingency)”緊密相連。在信息社會，企圖運用算法來建構“偶在性”所主導的場所是很難的——原則上，算法指的就是，“偶在性”的徹底排除。然而在我們線下的現(xiàn)實生活中，偶在性無處不在。比如說，生小孩就完完全全依靠“偶在性”。所以，在“偶在性”面前，我們無法精準地計算我們的未來，但是這讓我們成為“人”。

然而這一情況自身卻是非常物質的、“動物化的”，在這個語境中，“動物化的”指的是服從其“需求”的人，而“需求”在今天又是被精確計算好的，所以他們對信息社會習以為常。這個悖論是很重要的，在這里我不能說太多，因為這是我近來的思考，會是我日后著作中的內容。但是今天如果有新的網(wǎng)絡鏈接驅力(force of reticulation)，也許就會形成新的“偶在性”驅力(force of contingency)。我認為這是我們未來社會的希望。沒有新的“偶在性”形成，我們會生活在一個被人工智能控制的“反烏托邦(distopia)”社會：我們根據(jù)亞馬遜、谷歌、臉書來塑造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徹底被它們控制。甚至我們的社交生活、朋友圈子也被精準計算、預測，并被人工智能在線為我們準備好，這是我們未來很可能出現(xiàn)的“反烏托邦”世界，我們必須避免它的出現(xiàn)。

澎湃新聞：你在《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中舉例說我們社會中的性產業(yè)事實上在取締人的“欲望”，取而代之以可計算的“需求”。然而今天的社會與十五年前你寫作那部著作時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甚至都不再需要仍然依靠活生生的人來提供服務的性產業(yè)了，日本社會出現(xiàn)了大量的“草食男”，他們在和游戲里的虛擬人物談戀愛，用充氣人偶解決性欲。這似乎比十幾年前更糟了，在這樣的現(xiàn)實面前，我們如何對未來抱有樂觀想象？

東浩紀：是的，現(xiàn)在的現(xiàn)實是，尤其在日本，人們越來越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性關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性關系是很重要的“偶在性”場所，如果社會中不存在性欲和人與人的性關系，男人和女人會通過計算選擇伴侶，在邏輯上和經(jīng)濟上做出最明智的判斷。比如人們會選擇來自同一階級的，那么我們的社會階級就會固化。然而，由于人類有性欲，我們會選擇看起來不那么“合適”的伴侶，是性欲和性關系讓我們的社會更有活力。性欲只是一個例子，我想說的是，無法被算法掌控的原始欲望，在今天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