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中國人民大學上本科時，我與社會學系的幾位同學交好。學生私下聊天，一般不會稱呼老師大名——那樣顯得太正式。于是，潘綏銘老師被稱為“老潘”，周孝正老師被稱為“老周”，李強老師的尊稱是“強爺”，鄭也夫老師卻被直呼“也夫”。這不僅是因為“老鄭”留給了人大社會學系的創始人鄭杭生教授，更是因為學生們感受不到與也夫的年齡差距。他在學問上從無老輩人的守成做派，反倒生猛得像個小伙子。新近出版的《文明是副產品》便是一部“老夫聊發少年狂”之作。

指向目的論的“六脈神劍”

人們往往把已有的事物視作當然。拿自身起源來說，從遠古到今天，大部分人相信神靈有目的地創造了人類。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達爾文創立進化論，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自然選擇下的一系列機緣巧合使猿類轉變為人類，生物演化也不存在從低級到高級的必然趨勢。不過，人們還是傾向于認為，文明發展是人類有計劃的理性產物。農業的產生不是為了吃飯嗎？印刷術的發明不是為了讀書嗎？對愛好和平的中國人，火藥的創造即使不為打仗，也是準備放鞭炮的吧？

《文明是副產品》（以下簡稱《副產品》）旨在批判這些想當然的說法，即需求導致發明的“目的論”（Teleology）。該書詳細探討了六種早期文明成果的歷史起源，包括外婚制、農業、文字、造紙術、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比如，外婚制的產生并非為了避免近親交配，而是出于維護族內秩序的亂倫禁忌。人類對異族成員具有更強烈的性偏好，也使得外婚制得以維系。在這一制度出現相當長的時間以后，人類才認識到它對改善子女體質的重大意義，潛在的功能遂成為明顯的理由。

一樣事物的起因常常不同于維持它的原因。如果我們簡單地將前者等同于后者，就會倒果為因。可人們習慣接受目的論，這首先因為它是一種方便的解釋。神創論者常拿眼睛作例子反駁進化論，他們聲稱這樣精密的器官必定是設計的產物。美國的華人牧師馮秉誠在他的傳道書《游子吟》中寫道：“試想，在進化過程中，10%，50%，甚至99%進化程度的眼睛如何發揮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難用進化來解釋的。”盡管我相信眼睛是進化出來的，卻不甚了解其演進過程，關于眼睛起源的解釋在生物學界內部也存在爭議。可見建立一種目的論很容易，駁倒它卻要備嘗艱辛。

與自然史不同，文明史必定是人類推動的。我們的祖先雖然見證了文明起源的真實過程，然而由于歷史的層疊累加，真相在后世變得撲朔迷離，甚至湮沒不彰，“倉頡造字”這樣的神話便流傳了幾千年。“文字”是《副產品》中最精彩的一章，從陶符、泥籌到象形和字母，作者剝繭抽絲地還原了文字的起源過程。也夫稱寫作這一部分前后花了八個月工夫。探索文明的起源不僅需要持久的毅力，也需要敏銳的直覺和深刻的洞察力。全書多處細節閃現著思想的火花，在學理上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從需求角度來說，目的論容易被大眾接受。陰謀論就是一種很典型的目的論。《平行歷史：陰謀論塑造的世界》一書作者阿羅諾維奇稱：“根據我的研究，這些理論（陰謀論）不會自行消失，或只是少數人所持的觀點。相反它們會變得更加陰險，傳播也更為廣泛。”從供給一側來看，目的論也不斷被有利害關系的人制造出來。如在政治領域，掌權者一面塑造自己“奉天承運”的美好形象，一面將政敵刻畫為“密謀作亂”的篡權小人。對這些目的論的解構便含有政治上的意義，有助于將相關人物拉下神壇。

當人們提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或“蔡倫發明了造紙術”，這些說法本身就帶有目的論的意味，似乎兩人在行動之前已經明確意識到他們將要發現或發明的事物。然而，據也夫推測，就像哥倫布試圖登陸印度而意外發現美洲一樣，蔡倫也因為碰巧受到樹皮布的啟發，才借用過來“發明”了造紙術。也夫甚至猜測他與工匠合謀，有意欺瞞了皇帝，從而掩蓋了造紙術的誕生真相。

在私下交流中，我建議也夫將“精神文明”也納入他的考察對象，他似乎并無興趣。其實很多偉大的宗教和學說也并非是“創始人”有意識地建立的，后來的發展甚至完全背離其初衷。在生前撰寫的最后一本書《摩西與一神教》中，弗洛依德提出一個大膽猜想——猶太教源于埃及的阿頓神教。公元前十三世紀的法老阿克那頓（Akhenaten）致力于在全國推廣一神教。這觸犯當時貴族和祭司的利益，在法老死后，一神教即遭廢止。弗洛伊德猜測，摩西是阿克那頓的追隨者，他本是埃及貴族，為傳教逃亡到以色列。猶太人后來結合這種一神教創立了自己的宗教，并杜撰了有關摩西的神話故事。

基督教建立在猶太教之上，近年的考古發現逐漸揭開了它早期歷史的神秘面紗。美國圣經學者泰伯（James Tabor）著有《耶穌的真實王朝》一書，該書指出耶穌本是大衛王的后裔，他自稱彌賽亞，有意登上猶太王位。在羅馬人殺害耶穌后，使徒保羅將“耶穌傳道”轉變為“耶穌即道”，并淡化了約翰和雅各等人的歷史作用，創立了普世性的基督教。我本人并非宗教史專家，無力判斷弗洛伊德學說的真偽。這里只是借其著作說明，偉大的宗教也可能屬于其“創始人”意料之外的“副產品”。

“文明”是“副產品”嗎？

《副產品》講述了六個精彩的歷史故事，每個故事只針對特定的研究領域，然而作者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也夫使出“六脈神劍”這一招，意在論證一個遠為宏大的命題，即書名“文明是副產品”。在我看來，此書像是一座尚未建成的劇院，已經樹立起了六根巨柱，卻還不足以支撐起碩大的屋頂。

從邏輯上說，枚舉法屬于一種不完全的歸納法，已經論證的案例并不能證明某一規律也適用于其他案例。書中討論的六項文明成果都出現在農業時代或更早的時期，作者對目的論的反駁是否也適用于工業時代？工業革命雖然出現在晚近，卻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曲線上真正的拐點——在此之前人類生活在“馬爾薩斯陷阱”中，之后便進入高速經濟增長時代。關于文明演化規律的研究，如果不涉及工業時代，至少是不全面的。

啟蒙時代后，人類開始在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張揚理性的價值，整個世界逐漸被合理化（rationalized），工業時代的文明成果更有可能是目的性和計劃性的產物。著名物理學家費曼（1918-1988）曾言：“物理學就像性愛，它也許會帶來實際的東西，但這并不是我們從事它的原因。”然而隨著避孕技術的發達和普及，人類的生殖行為越來越具有計劃性。試管嬰兒甚至意味著生殖完全脫離原初的性愛機制，進入理性的技術流程。原子彈和人類登月是二十世紀的兩大科技突破，前者由“曼哈頓計劃”完成，后者由“阿波羅計劃”推動。今天，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支撐和管理著基礎科學研究，世界上的多數科技成果都是在有計劃的資助項目下完成的。

從“文明”的內容來看，《副產品》探討的只是文明的起源。文明包含四類活動：創新、應用、傳承和發展。后三者都屬于目的性的活動，只有起源階段的創新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副產品，比如中國古代的術士在煉丹過程中偶然發明了火藥。一旦人們了解到某些原料的組合具有爆炸威力后，就開始有意識地研發殺傷力更大的火器。曾經重創中國的洋槍洋炮，其軍事威力大部分來自技術改進，而非我們祖先意外的發明。再如天文學源于占星術，化學源于煉金術，統計學源于賭博活動，這三門學科誕生之初的旨向并非為了學術研究，但它們后來基于科學精神的發展已經大大超過早先的萌芽狀態。我們一方面不能將維持事物的原因當作產生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可只根據事物的出身來定性它的成長。

我對“副產品”這一比喻也存有疑問。在人類歷史上，每一代人都根據現有的發展水平向前邁進，他們使用已有文明成果的方式可能是前人始料不及的。正如《雙軌——現代世界的意外起源》一書的作者詹姆斯-伯克所言：“當這些新產品撞上其他同樣出人意料的新發明時——因為世界就是個大網絡——其結果經常激起無法預料的漣漪。”問題在于，我們能否將這些成果都籠統地視作“副產品”？

副產品的本義是制造某種產品時附帶產生的物品。也夫在書中顯然使用了它的喻意，即做某事而導致了計劃之外的結果。這是從前人的角度而言的，在后人看來則未必如此。在《副產品》的最后一章，也夫將文明演化分作五種機制：給予、借用、雜交、發明和互動。以借用為例，中國古人從石碑拓印中受到啟發，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他們改進主產品的制作技術，拓展其印刷功能。與其說雕版印刷是石碑拓印的“副產品”，不如說是升級換代了主產品的生產工藝。

我們的祖先當然不可能預料到他們的成果所帶來的全部后果，可這不意味著那些后果都是“副產品”。達爾文曾借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來發展自己的進化論。馬爾薩斯不會預想到進化論，可它正是馬氏理論衍生出來的“產品”，只不過由后輩學者完成罷了。佛學家從因果角度對此作過有意義的區分：引發后果的潛力稱為“有”，由后果觀照的前因則稱為“行”。至于X射線和偉哥等機緣巧合的意外發現，英文則有“serendipity”一詞專門指稱。

基于上述幾點原因，我認為“副產品”這一說法并不準確，甚至有些誤導。那我們如何命名與目的論對應的概念？前人早已為我們準備了“事故論（accidentalism）”一詞。盡管日常用語中的“事故”帶有貶義，但根據牛津英語辭典，它也可以用作中性詞，意指“偶然因素導致的事件，并無明顯的或有意圖的原因”。事故論強調事件發生的偶然性解釋，比如一連串無法預知的事件導致了戴安娜王妃的車禍，而不是有人故意要謀害她。這一思想可用兩句古詩來形容：“流水下灘非有意,白云出岫本無心。”

事故論、目的論和趨勢論

事故論和目的論的爭論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展開了。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解釋中就包含“所為因”，也就是古典的目的論。他在《論動物的產生》中寫道：“……沒有什么可以阻止牙齒長出并顯露為這個樣子；這并非基于其原因，而是其目的……”亞氏認為牙齒似乎具有生長的“意志”，在分子生物學的時代，我們自然知道這個解釋是不正確的。比亞氏晚出的盧克萊修在其名著《物性論》中否定了這一解釋：“身體中的器官并非為了我們使用而變成那樣。它們碰巧變成那樣才是被使用的原因。” 他似乎已經接近進化論的要旨了。

隨著現代科學的昌明，目的論逐漸退出自然科學領域。當生物學家說長頸鹿“為了吃到頂端的樹葉而進化出長脖子”時，他們只是為了方便敘述自然選擇的過程，不是說長頸鹿“有意識”地讓脖子變長。然而，目的論在對人類活動的解釋中依然大有市場。在思想史意義上，《副產品》可以看作事故論者對目的論者發起的最新一次挑戰。在我看來，事故論比“副產品”更好地概括了文明演化的五種機制，它并不認為下一階段的文明成果必然源自上一階段成果的次要產物或功能，只是強調其偶發性特征。考慮到《副產品》一書的研究范圍，《農業時代的文明起源——一個事故論的解釋》也許是個更恰當的書名。

除了易于接受和利益驅動，目的論還深植于我們的文化心理——我們很難相信偉大的人類及其文明僅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產物。聽說進化論后，一位英國貴婦的第一反應是：“我希望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最好不要被人知道。”全世界幾大宗教幾乎都建構在超自然的目的論基礎上，它們不僅宣揚一種理論，而且提供一種意義，尤其針對塵世中的偶然事件。事故論也許更接近真相，但聽上去太不可愛了。如果只有它能夠解釋文明演進，我們真得替人類的未來捏把汗。

所幸，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還存在著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然性。天氣預報告訴你，明天的降水概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一種或然性的表述方式。史鐵生曾寫過一部短篇小說，主人公遭遇車禍，于是追查自己不幸的因果鏈，結果發現最初的由頭竟是某位小朋友放的一個響屁。每一起車禍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事故論的，其肇因甚至荒謬可笑。然而，當我們把視角放大到宏觀層面，就會發現特定時空的交通事故都有明確的統計規律可循。雖然無法預測某一起車禍的事主和時間，交管部門的人士卻很清楚哪些地段屬于事故高發區域。

文明演進也存在或然性的規律。1784年，康德發表了一篇關于“普遍歷史”的論文。他開篇即從統計學來論證人類活動的規律性：“……婚姻及由之而來的出生和死亡，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對它們有如此之大的影響，看起來不服從人們能夠據以通過計算來事先規定它們的數目的任何規則；然而，各大國關于它們的年表卻證明，它們同樣是按照穩定的自然法則發生的……”康德進而推斷，盡管不存在明確意識，人類卻服務于自然的“隱秘意圖”：“個別的人、甚至整個民族都很少想到：當他們每一個都……追逐著其自己的意圖時，他們在不知不覺地依照自己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圖，……為促進這個自然意圖而工作……”

我們現在可以從或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文明的起源。重大的文明成果源于多項偶然因素的組合效應。歷史只呈現了一根因果鏈條，如果鏈條的某一環節斷裂，是否演進就會中止呢？我想很可能不會，因為偶發因素在其他地方還會出現。假以時日，它們組合的可能性便會大大提高。這就像某人在一生中遭遇車禍的概率大大高于他某一年出事的概率。《文明的解析》作者查爾斯·默里曾挑戰這一觀點：“亞里士多德死后的兩千年里，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可以獨立地發現形式邏輯，可他們沒有發現。……我們確知邏輯學只在一個地方（古希臘）由少數幾個人發現過一次……”事實的確如此。不過，對形式邏輯這種高度抽象的文明產物，兩千年也許并不算長。我們很難斷定，如果再給兩千年，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是否依然不懂形式邏輯。

無論文明進程具有多少偶然性，我們大體可以觀察到，發展會被保留和傳播，而衰退則受到抑制。在科技突飛猛進的今天，這一趨勢表現得更加明顯。已故的美國古生物學家古爾德曾提出“右墻理論”，雄辯地指出生命演化的無方向性。但他在《生命的壯闊》一書中也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跟文化變異，最明顯的差別在于文化蘊含（自然則欠缺）巨大的潛力，速度極快，而且可以累積方向性。……自然進化中沒有可以預測結果的原則，也沒有更趨復雜的運動。但是文化天生就具有進步潛力和更趨復雜的性質。”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類的本性推動文明走向特定方向，盡管這些方向的具體路徑充滿了不確定性。在人類接近或走過文明的里程碑時，他們才會意識到這些趨勢，這時自然的“隱秘目的”似乎已然昭顯。在最近的訪談中，也夫表示欲借《副產品》一書批判人類“理性的自負”。其實，理性的問題不在于揭示歷史趨勢，而在于論述時用第一人稱取代了第三人稱，以革命宏圖代替了“隱秘意圖”。

在或然性的解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矛盾，它們各自描述了微觀和宏觀層面的特性。經過幾千年的交鋒，事故論和目的論正在交融匯合，我們不妨稱其為“趨勢論”。也夫在書末強調，人類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這不等于否認趨勢的存在，也不等于人類無法認識趨勢。作為一種歷史哲學，趨勢論一方面將我們從雜亂無章的諸多“事故”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它建立在或然性基礎上，有別于口含天憲的歷史決定論。它使我們意識到，作為物種的人類，正向那未知的目的地邁進，以充分展現自身的偉大潛力。

本文載2016年11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文明”是“副產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