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經有一本日文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下稱“查著”），伊藤整譯，新潮社文庫本，當然是全譯本，可惜我沒能記下相關出版信息。書是我當年在日本讀書時，從東京的舊書店里淘來的，很便宜。對我來說，那本書具有超越文學的意義——事實上，它是我的日語精讀教本：我逐字逐句讀過它，書上凈是我用鋼筆劃的線和圈。書一開頭酷似狄更斯風格，甚至吸引了李敖秀譯文的段落，我至今能用日文背誦。回北京后，一位當時在北大留學，與我定期打網球、喝酒的日本朋友菊島，有一次來我家，瀏覽我書架上的日文書，看到查著，做出很吃驚的表情，遂提出要借閱。我那時還沒有獨立的書房，后來的所謂“書與夫人，概不外借”的游戲規則也還無從談起，便痛快地借給了他。但從此，菊島竟在帝都蒸發了，那本查著，自然也有去無回。多年后，我在東京的丸善書店重新買過，并精心地包上了書皮，卻沒再讀過——此乃后話。

日文版查泰萊，是一部撼動了戰后文學史，不，撼動了整個出版文化史的著作。圍繞這部書的司法審判，被稱為“第一審判”，對戰后日本社會創作自由和言論空間的拓展意義深遠。

“終戰”之年，年屆不惑的伊藤整（Hitoshi Ito），從疏散地北海道回到東京。雖說在文壇打拼多年，有數種詩集、文學評論和譯著發表，在文壇有了一席之地，但離流行作家尚遠。他用兩年前變賣位于東京世田谷區公寓的錢，在今天距中央線豐田站徒步約二十分鐘的日野町芝山，以極低的價格購買了九百坪（一坪約等于三點三平方米）的地皮。那塊地一半是農田，一半是雜木林。伊藤從家鄉北海道運來木材，在地中央建了一爿山間小屋——也是巧了，那房子的氛圍，竟有點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守林人梅勒斯棲身的林中木屋。從未想在文壇大紅大紫的伊藤整，原本想在和平到來之后，過一種離群索居、晴耕雨讀的生活。然而，伊藤的避世夢，還是被打破了——都是查泰萊夫人惹的禍。

熟悉西方文學、長于理論的伊藤整，年輕時曾翻譯過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與友人共譯），力倡“新心理主義”等現代派文學，在戰前曾產生過影響。對他來說，沿西方二十世紀文學潮流追根溯源，從喬伊斯到勞倫斯，原本就是順理成章的路徑。所以，早在戰前，伊藤就開始了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翻譯。但受制于戰時變態的出版審查，全譯本的出版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戰后，當小山書店的發行人小山久二郎向他約稿時，伊藤想都沒想便一口應承下來。

因為有戰前的初譯，伊藤很快就拿出了全譯本。小山大悅，以最快的速度付梓：1950年4月、5月，全譯本分上下卷刊行。熱評如潮，兩個月的時間，共發行二十五萬套。但紙貴效應在刺激輿論的同時，也刺激了警視廳的神經。兩個月后，書遭禁發，譯者伊藤整和發行人小山久二郎同時被東京地方檢察廳起訴，罪名是“涉嫌販賣猥褻文書”。6月27日，警察當局根據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在全國大小書店查沒查著。而就在兩天前，朝鮮戰爭爆發。作為冷戰“橋頭堡”，原本就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恐慌中的日本，更加風聲鶴唳。有趣的是，書前腳被禁，海盜版便接踵出籠。東京丸之內、大手町等官廳和大企業集中的街區，甚至有行商出沒，可行商懷里揣著的，不是黑市的洋酒、食品，而是私印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且不止一種。

伊藤整作為詩人、翻譯家，其實并不是斗士型的文人。在開庭前，日本文藝家協會為兩位被告打氣的誓師大會上，伊藤還小聲對小山說：“真的要開練么？沒事吧？現在收回還來得及。”而小山也知道，只要對檢察廳陳謝，起訴應該會中止。可自己一旦示弱，不僅原作者D.H.勞倫斯將淪為“猥褻書”的作者，多年的摯友伊藤整也會作為“猥褻書”譯者被坐實。無論從出版家的正義感，還是文人的潔癖出發，小山咽不下這口氣：“即使剩我一個人，也要戰斗到底。如果可能的話，也請你援手吧。”于是，兩位被告的手握在了一起。

正值戰后初期，美國的軍事占領尚未結束，知識人對日本法西斯化的悲劇記憶猶新，深創劇痛刻骨銘心的時代，面對“第一審判”，社會輿論的反應空前激烈。作家、文人迅速統戰集結，同仇敵愾：日本文藝家協會和日本筆會第一時間聯合設立“查泰萊問題對策委員會”，并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捍衛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特別辯護人中，有精通法律的著名作家，如中島健藏、福田恒存等。1951年5月的第一次開庭，全國報章雜志一齊報道，新聞記者、作家擠滿了旁聽席。

伊藤整詩集》內頁

1952年1月18日，一審判決小山有罪，罰款二十五萬日元，而伊藤整無罪。判決書中寫道：“盡管該譯著本身并非猥褻文書，但由于不經意的販賣方式，導致被當成春本的結果。”小山和檢方均對判決結果不服，同時上訴。同年12月10日，東京高等裁判所的二審判決顛覆了一審結果，明確認定“該作品系猥褻文書”，并處罰金小山二十五萬日元，伊藤十萬日元。兩被告當即向最高裁判所上訴，就此拉開了曠日持久的訴訟戰。

伊藤整原本是那種文壇常見的自我意識強烈、性格內向到有些“認生”的文人，但戰端既開，伊藤卻迅速切換角色，展開了高調到不無挑釁的韌性斗爭，以對輿論的引導來為自己和小山助戰。他把法庭上控辯雙方的爭論詳細記錄下來，以非虛構的形式發表在《中央公論》雜志上（即《裁判》）。與此同時，從第一次庭審起，在《新潮》雜志上連載長篇隨筆《伊藤整氏的生活與意見》。巨大的話題效應，硬是把伊藤從一個多少有些邊緣化的、落寞的純小資作家，變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流行作家。

特別是“生活與意見”，伊藤在自己名字的后面加了個“氏”字，有種從第三者視角出發，把自身“客觀化”的意味。同時，大膽嘗試諷刺與幽默，對控方極盡奚落之能事。每回發表，反響了得。在連載即將結束的時候，《婦人公論》雜志主動約稿，希望伊藤能以“生活與意見”的風格，寫一組“軟派的女性批判”。伊藤慨然應允。剛好1954年前后，出版界推出普及本的新書版（日本出版標準之一，即比文庫版稍長一些的袖珍本，接近“企鵝”叢書的開本），“巖波新書”、“河出新書”、“角川新書”相繼問世。同年3月，伊藤整在《婦人公論》上的連載由中央公論社以《關于女性的十二章》為書名，推出新書版。也因了查泰萊審判的“預熱”，所謂“猥褻文書譯者的女性論”，不失為十足的商業噱頭。加上伊藤輕松、曼妙的文筆，前衛而不出位的新女性觀，頗有讀者緣。書甫一上市，便再次紙貴東洋，行銷三十萬冊，成了當年第一大暢銷書，且一舉使尚處于“試水”階段的新書版定型化，成為與文庫版并行的兩種主流開本之一，至今不衰。不僅如此，還引發了“十二章熱”。一時間，跟風無數，諸如《關于時間的十二章》《關于愛的十二章》《關于電影觀看方法的十二章》等等，不一而足。

不用說，版稅多多，伊藤整成了與吉川英治、丹羽文雄等并列的富豪作家。接著，從住了七年之久的日野的“林中木屋”遷出，在東京世田谷區久我山新建了一處豪宅。但除了豪宅之外，伊藤家沒有汽車、電話和電視機，仍過著自律的耕讀生活，卻開始借錢給舊日的文人朋友。據說金額不多不少，每人一律十萬日元。

1957年3月，最高裁判所駁回二人上訴，維持有罪判決。判決書中說：“該著刺激人害羞的感情，違反了善良的性道德觀念。”然而，諷刺的是，兩年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英文無刪除版，在美英兩國亦遭訴訟，結果判無罪。可日本的有罪判決之后，查著卻成了長銷書，不斷增印、改版，從有罪判決后的“潔本”開始，一路逼近英文無罪的全本，庶幾已無差別。甚至唯恐被讀者當作是“潔本”，特意在封面上打出“完譯”（即全譯）的廣告。而最高裁的判決書，卻躺在檔案庫中，無人問津。

回到開篇的話頭。如果菊島君碰巧看到這篇文字的話，請冒個泡。我是不會讓你還書的，因為我這里好像也有你的書。但說不定會約個飯局，聊一聊夫人、情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