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8年前沒有發(fā)生那件事，你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早就是大老板了。”李桂英說。

李桂英一家20年前的全家福  央視網 資料圖

10月初，李桂英的小女兒出嫁，男方在酒店擺了30桌酒席。當天，屋外桂花飄香，屋內賓客滿堂，李桂英卻想起了往事，悲喜交加。

1998年農歷正月初三，河南項城市南頓鎮(zhèn)齊坡村農婦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被同村五人傷害致死，隨后五人在一夜間銷聲匿跡。從此，李桂英開始了長達17年的“追兇”生涯，她稱自己找遍十余省份，運用心理偵查、秘密偵查和偽裝偵查等，找出四名“兇手”。

2015年11月，李桂英找到媒體，曝出17年的追兇事跡，媒體報道后第17天，2015年12月3日，第五名“兇手”齊擴軍在新疆落網。

李桂英接受電視采訪 微博截圖

“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但媒體報道后，卻只用了不到17天。”她說。

一場因鄰里矛盾引發(fā)的血案，改變了齊坡村的六個家庭，引出17年的追兇傳奇。李桂英成了“法治人物”，她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法律維權網站，來自四面八方的求助者有時擠滿了她家客廳。

此后，有媒體質疑嫌犯的追逃線索并非是李桂英提供。項城警方一名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可能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她有可能盡過這方面的努力，所以她就覺得是她提供的。”

但李桂英堅持稱“追兇”線索來自自己。

18年里，“追兇”徹底改變了李桂英的生活軌跡，她中斷了自己的生意，獨自養(yǎng)大五個孩子，至今未再結婚。在“兇手”落網后，她仍否決了別人為她介紹老伴的建議，村民提起這位潑辣的女人有一種復雜的情緒：“比男人還厲害”。

如今，她的“追兇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今年10月，她和律師裴文魁到周口市檢察院和河南省檢察院，分別對五名“兇手”的三份判決書提請抗訴，要求判更重的刑，并在抗訴書上提出三百多萬元的賠償。

雖然認為提請抗訴獲準的可能性不高，但李桂英不愿放手。

追兇與報道

李桂英的家 后文圖片均來自澎湃新聞記者 明鵲

從沉甸甸的柿子樹旁走過，進入一個小巷子，不超過五十米的距離，推開一扇深紅色的鐵門，就能看見寬闊的院子和幾間平房，這里是李桂英的家，曾屬南頓鎮(zhèn)東風行政村，幾年前劃入光武辦事處。

“1998年出事后，就從齊坡村搬了出來，不敢在里面繼續(xù)住了。”李桂英說。

項城市法院2000年的判決書顯示：1998年元月30日下午，齊學山在李桂英門口罵李桂英，李桂英與齊學山對罵，齊學山用磚頭砸李桂英，后齊學山叫其哥齊金山等人過來打架，齊金山、齊保山、齊擴軍和齊海英（后改名齊好記）過來后，齊金山用殺豬刀在李桂英肚子上扎兩刀，這時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過來，拿著一把鐮刀。齊海英用木棍打住齊元德左肩，齊元德舉鐮還擊，齊金山用殺豬刀朝齊元德的上身左側扎了一刀，齊元德趕緊往家跑。齊海英從齊元德身后打一棍，齊元德倒地后，齊保山又在齊元德身上拍了一鍬，最終導致齊元德失血休克搶救無效死亡，李桂英法學鑒定為輕傷。

2016年10月的一個下午，李桂英蹲在家門前篩選簸箕里的黃豆，一切看上去似乎歸于平靜——剛結婚不久的小女兒，回了一趟家后又出去了；大兒子把小孩放家里，并不時過來看望母親和兒子。

隱藏在門口和院子的五個攝像頭，如果不經提醒，少有人能發(fā)現它們的存在。“它們更新換代五次了，都記不清有多少年了。”李桂英的大兒子周周說，因為怕被“兇手”那邊人報復，家里還養(yǎng)了一條大狗。

這五名“兇手”，如今有三名在監(jiān)獄，兩名刑滿釋放后已外出打工。“他們的親戚，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村子里。”李桂英湊到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身邊，突然把聲音壓低說，“齊元德（家）就只有他一個，沒有其他的兄弟，所以都是我一個人去‘追兇’”。

1998年，兇案發(fā)生后，李桂英跑到項城市公安局詢問情況，有工作人員告訴她：已經對5人立案追逃，“你有線索嗎，你有線索我們就去抓。”李桂英說，她就自己跑去找線索。

“齊金山絡腮胡子大眼睛頭發(fā)少，齊海營塌鼻子小眼睛，齊擴軍卷頭發(fā)翻嘴唇。”她描述三個嫌犯的面容，發(fā)動在外打工的村里人幫忙找。接著，她自己也開始外出“緝兇”，一有風吹草動就撲過去，足跡遍布了新疆、云南、海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來個省市區(qū)。

齊坡村大部分人都姓齊，據說是一個老祖宗的后代。在村子里，李桂英和齊金山兩家曾經最親。“齊元德和齊金山是一個老太爺的（后代）”，齊金山的母親李桂榮說，出事后，李桂英上她家吵，還“扒”了她家的房子。

不過，李桂英對“吵架、扒房子”的指責表示否認。

“第一次追兇，是2000年的時候，我去新疆找齊金山，當時我和我姐姐哥哥一起去的……”李桂英說著說著，突然提高聲音，接著又壓低聲音，“到了烏魯木齊，我給自己喬裝打扮了一番，買了一副墨鏡和一頂帽子。”

“我睡在操場，鞋底爛了，光著腳底……”李桂英突然哽咽起來，很快又恢復平靜，她說，那時自己因為丟了錢，只能幾天不洗澡，帶著豆腐乳吃饃饃，“好吃還節(jié)約錢”。

出事前，她的家庭條件不錯，是村子較早蓋樓房，買拖拉機的。夫婦兩人拉過土方，開過磚窯，最后買了機床放家里做鉚釘生意。李桂英性格潑辣，經常騎著自行車到處推銷釘子，丈夫齊元德則在家里做鉚釘加工。

齊元德過世后，李桂英一個人去推銷釘子。她曾對媒體說：我推著自行車回來，路上走了四個小時，腳上的棉靴濕透了。我就想啊，假如孩子他爸在，肯定來接我了。

一個人追兇的路途異常艱辛，有人勸李桂英找個男人一起去，但她說這樣會被人說閑話，有時候她就帶著二兒子一起去。

齊元德過世后，李桂英一個人撫養(yǎng)五個小孩長大，至今沒有再找伴兒。李桂英說，“最難的日子都過去了，現在也沒那必要了。”而李桂英大姐李欣蘭說：“（那時）一個女人帶五個小孩，你怎么再找（男人）？”

在“追兇”17年后，事情在去年秋冬出現了轉折。

去年10月，李桂英到北京上訪，有人建議她求助媒體。“他還給了我電話，我打電話到電視臺，開始一直打不通。”直到11月初，河南電視臺播出了她的“追兇”故事，隨后全國各地媒體都跟進報道了。

李桂英的事情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項城市政法委、省公安廳官員，教育委員會和宣傳部的領導召開會議，通報了案件的處理進度，并向李桂英承諾，他們將全力追捕最后一名“兇手”齊擴軍。

17天后，齊擴軍在新疆落網。 “17天能破獲的案子，為什么讓我等17年？”李桂英當時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問道。

“維權名人”

“追兇”讓李桂英成了名人和“斗士”。

她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全都上了大學，如今全部參加工作了。

“我的孩子都很爭氣”，李桂英自豪地說，三個已經成家了，幾個兒媳婦和女婿都很好，“兩個兒媳都陪嫁了車過來，老三和老四今明年也會成家”。

如果算上女婿，家里當警察的有好幾個。李桂英曾對媒體說，她經常給他們“上課”說：“做任何事情前，都要想著像我這樣的人，想想你老娘當年受的罪。”

10月9日下午，河南一家電視臺到家里采訪李桂英。

10月的一天，河南一家電視臺過來采訪李桂英。在攝像頭前，李桂英說起她最近的狀態(tài)：收到9月的判決書后，她并不滿意，幾天沒睡好吃好，瘦了好幾斤。

但李桂英說，“檢察院說抗訴的可能性很低”，說到這些時她哽塞起來，但她很快又擦干了眼淚。

如今，仍然有很多媒體來采訪她。“下雪那天人最多，說得嘴都張不開。”李桂英說，還有更多來向她咨詢維權的人。為此，她和律師裴文魁商議后，成立了“李桂英法律服務網”。

在紅色頁面、名為“李桂英公益法律服務網”的網站上，掛著李桂英的照片和她的新聞，頁面中間有留言、電話等幾個工具欄。

網站主要是裴文魁在運營指導，聯合各地愿意提供維權服務的律師，“幫助像李桂英這樣遭遇的人。”裴文魁說，特殊情況下他們會考慮免費代理。

不少人直接跑到李桂英家里求助，“我都告訴他們找律師，讓他們去聯系媒體。”李桂英說，來找她的人，很多都是“疑難雜癥”，也有求助者通過李聯系到媒體。

“有一天來了16個女人，家里的客廳都坐不下。”李桂英說，“那個誰誰，我給他聯系，他（的案子）后來還報道了。”當然，多數案件還是沒能被報道。

李桂英自制的來訪登記表

大兒子周周從桌子邊掏出一個本子，外面是周口某學校的招生簡章，打開來是一本來訪登記表，里面記錄著來訪人姓名、身份證號碼、聯系方式，問題發(fā)生地、來訪人住址、反映主要問題等幾項欄目，記錄了幾十位求助者的案件。

“這些都只是從今年六月份開始的”，李桂英說，“這些是很小的一部分，來（求助）的至少有一兩千人。”

“我見過的都不下于一百人。”裴文魁說，他接手的三四個案子，都是通過李桂英介紹代理的。

現在，李桂英出外辦事也不時有人認出她。10月13日，李桂英到河南省檢察院提交抗訴書時，遇到一位叫高慶紅的男人。雖然從未謀面，高慶紅一眼認出了李桂英，并向她請教如何聯系媒體，“讓我的事情也得到報道。”

在“維權名人”之外，更多的時間里，李桂英的工作是在家里帶孫子。

孫子有三歲了，習慣咬住奶瓶睡覺，“晚上睡覺不鬧，好帶。”李桂英說。兇手找到之后，有媒體曾問李桂英，會不會考慮找個人一起分擔壓力？李桂英說，大兒子給她提過，說想給她找個伴，但被她拒絕了。“這么大年紀，以后就給幾個兒子帶小孩子，女兒的就不管了。”

李桂英家的屋后，有一個小工棚，放著幾臺做鉚釘的機器，黑乎乎的機器上已生出了一層霉。“一年多沒有開工了，釘子不賺錢，我準備做豆腐乳。”

她一直想做回生意人，她說自己不做生意就心慌。今年五月，她注冊了食品公司，取名為李桂英牌豆腐乳。“打算做好第一批豆腐乳，免費送給敬老院的老人，讓他們都知道我李桂英的豆腐乳。” 她回憶那些“追兇”的日子里，身邊的口糧常常是豆腐乳就饃饃。

十幾年的追兇經歷，讓大兒子周周覺得，母親性格強硬，是因為環(huán)境改變了她。他希望事情結束后，帶母親去國外旅游，但李桂英并不想去。“我想去曾經追兇的地方再看看”，李桂英對媒體說，以前很苦，但如今苦盡甘來。

未完的“戰(zhàn)爭”

提起18年前的這樁血案，這個北方小村莊村民會仍會顯得緊張。

當年的案發(fā)現場，如今堆滿玉米稈。

10月9日下午，澎湃新聞記者從村里一個小賣部走過，問幾個涉案人的家在哪兒，一連十幾個村民都搖頭說不知道。一位姓夏的女子帶記者到當年的事發(fā)現場，小心翼翼地說：“（齊金山家和李桂英家）親里近鄰的，成天吵，不只一兩次了。”

堆滿玉米稈的路上，早已是雜草叢生。

住李桂英家附近的齊元恒，曾經和李桂英吵過架，“她脾氣很暴躁，（吵架的時候），還踢了我一腳。”齊元恒老婆說，后來他們搬離了李桂英家。

2015年底，項城市公安局新聞發(fā)言人張亞飛接受采訪時表示，李桂英追兇事件暴露出偵辦民警工作責任心不強、對剩余逃犯追逃懈怠等問題，“我們也在進行反思”。張亞飛還稱，他們已成立由紀委書記牽頭的倒查組，嚴查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辦案人員的責任，一經發(fā)現違法違紀問題，將依法依紀嚴肅處理。

現在，李桂英對來訪的澎湃新聞記者說，她暫時不考慮追責公安局，但想要“法律對幾個兇手的公正判決”。

早在2000年，齊學山和齊保山以“故意傷害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2000）項刑初字第49號】，兩人分別于2011年和2010年獲減刑出獄；而2016年9月，齊好記和齊擴軍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分別被判無期和有期徒刑15年【（2016）豫16刑初36號】；五人中的主犯齊金山的判決經歷了幾個來回：2011年3月，齊金山在烏魯木齊被抓獲，2012年1月，齊金山一審被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后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fā)回重審；2015年7月13日，周口中院改判齊金山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齊金山提出上訴，直到2016年6月，他被河南高院駁回上訴，維持死緩的原判。

“（齊金山）他達不到（不判死刑）條件，他一沒做出貢獻，二也不愿意悔改，三還不愿意賠償。”李桂英說，“齊金山判死刑，其他幾個判死緩，我也沒有關系。”

今年10月，李桂英和律師裴文魁，分別到周口市檢察院和河南省檢察院，就前述五人的三份判決提交了三份抗訴書。

“五個人是共同犯罪，他們的罪名卻不一樣。” 裴文魁說，一個判故意殺人罪（齊金山定罪故意殺人），一個判故意傷害罪（齊學山和齊保山定罪故意傷害）。 “按照刑法規(guī)定，共同犯罪應該定性原則是一樣。”裴文魁對判決提出了疑議。

知名律師王萬瓊在看過判決書后對澎湃新聞說，表面看確實有疑問，通常情況下，同時發(fā)生的共同犯罪，定性應不至于不同，“除非沒有共謀，不屬于共同犯罪”。但她也表示，“根據各自的主觀故意不同，可以按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分別定罪。”

就該判決，齊金山案終審審判長、河南省高院法官呂巧玲拒絕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齊學山、齊保山案二審審判員，周口市中院法官張筠則說：“十幾年前的事，我記不清楚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周周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