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手稿本》中，用了將近三大段文字，描述魯迅的外貌。她說魯迅是個平凡的人，走在街上，無論面貌、身形和衣著，都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假如有人淡淡地掃一眼，得到的印象是，舊時代里一個迂腐、寒傖的人，一個剛從鄉下來到城市的人，甚至于“乍一看有似長期吸毒（鴉片煙）的癮君子”。

魯迅外觀的卑微，使他第一次去內山書店的時候，發生了一幕小小的喜劇。當時，他們兩人的衣著都很樸素，“魯迅似乎還帶些寒酸相”。因此，店員差點把他們當作賊防著。許廣平在回憶錄中說，這是魯迅逝世后，一位姓王的店員告訴她的。“當我們一到店里，他們打量了魯迅這般模樣之后，店里負責的一個日本人向王說：注意看著這個人，他可能會偷書。”當時偷書的事時有發生，還有人從精美的畫冊上偷偷撕下插圖。店員如此警惕，不為無因。結果，看來不像會買書的人，不僅買了書，還一下子買了四本。后來魯迅多次去買書，店員印象深刻，報告了老板內山完造。內山先生于是和魯迅結識，成為好友。

以貌取人，本屬尋常，所謂勢利者，不過將其發揮到極端而已。魯迅《南腔北調集》里有一篇《上海的少女》，開頭就說：“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這還是日常的小喜劇，換了占據一定地位的勢利者，又帶著偏見和惡意，就不只是“普通的白眼”了。

許廣平記得魯迅在杭州遭受過刁難，魯迅在《再談香港》一文中，則生動地記述了“手執鐵簽”的“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在檢查行李時的嘴臉。“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此后的諸般細節，我們在抗戰電影中鬼子、漢奸搜檢民眾的鏡頭里早已司空見慣，電影或有虛構，魯迅則是紀實。事情過后，船上的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他對魯迅說：“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弄得魯迅哭笑不得，因此在文中自嘲說：“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于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里也未曾想到的。”

這里說到胡子。魯迅的胡子，又粗又黑，微微上翹。看他各個時期的照片，胡子予人印象深刻，成了他形象的一個標志。魯迅早年寫過一篇《說胡須》，那里面提到，他因為胡子的特異，從日本回國時，便被家鄉的船夫當作日本人——兩人的對話極風趣：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后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么會……”

“哈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誤解呢？魯迅說，那時大家都認為，只有日本人的胡子是上翹的。無從辯解的結果，魯迅“從此常常為胡子受苦”，以至于某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后，就達到這一個結論”：“你怎么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胡子又這樣……”魯迅說：“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并非故意設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胡須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后，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在《再談香港》中，魯迅所說胡子的顏色問題，是有所指的，指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胡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

魯迅性格敏感，不能忍受他人的輕薄和侮辱，這和童年的經歷有關。十三歲那年，祖父因科場案下獄，周家陷入困境，魯迅因此嘗受到世態的炎涼。《吶喊》自序中的那段文字，是讀者熟悉的：“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有四年多，曾經經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傷害他自尊的經歷，他總是耿耿于懷，經年難忘。有一些，對他是創痛巨深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由于自信，由于看事眼光的深邃，加上他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再有類似的遭遇，通過他自己的嘴講出來，便成了喜劇性的小插曲。內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魯迅》中記下了他和魯迅的一段閑聊。

魯迅：我昨天去太馬路上的卡瑟酒店見了個英國人，他住在七樓的房間里，所以我進了電梯。可是開電梯的伙計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為一直沒人來，我就催他趕緊送我去七樓，于是這伙計回過頭毫不客氣地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說：“你給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趕出來了。

內山：啊？居然有這樣的事？那個人真奇怪啊。那您后來怎么辦的啊？

魯迅：沒辦法，我只好爬到七樓去見了我要見的人，我們聊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走的時候那個英國人送我去坐電梯，正好趕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電梯，英國人對我照顧有加，非常有禮貌。這回我可沒被趕出去了，電梯里那伙計一臉驚異的表情。哈哈哈……

內山回憶道：“我聽后仔細地看了看先生，只見他一頭豎直的板寸，臉上留著并不精致的胡須，一身簡樸的藍布長衫，腳上更是隨意踏了一雙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這個形象鉆進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電梯里，被伙計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

在魯迅同時代人的回憶中，由于回憶者和魯迅的關系不同，有愛他的，親近他的，敬仰他的，也有嫉妒和怨恨他的，和出于種種原因看不起他的，反映在他們眼中的魯迅，也就有了不同的形象。比如走路的姿態，內山完造的描寫是：“身材小而走著一種非常有特點的腳步。”什么特點呢？他沒具體說，但后文說，魯迅“個子小卻有一種浩大之氣”。增田涉的形容是：“走路的姿態甚至帶有飄飄然的仙骨。”一九二七年，魯迅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在記者筆下，魯迅“演講時，常常把手放在長衫的后大襟里，在臺上像動物園內鐵籠里的老熊一樣踱來踱去”。這一比喻令人想起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在著名的《豹》一詩里對籠中豹子的刻畫：“強韌的腳步邁著柔軟的步容，步容在這極小的圈中旋轉，仿佛力之舞圍繞著一個中心，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昏眩。”我的取義不在局限中的昏眩，和詩的最后一段里世界的投影在一個強大心靈中的逐漸被吸收和克服，我想到的是緩慢的踱步所映襯出來的廣大時空。在蕭紅的回憶里，也有幾段，可算是最細致的觀察、最傳神的刻畫吧：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的走去。

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石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魯迅先生不肯，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里出來時，兩只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沖著風就向前走，腋下挾著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里邊包著書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

但在《蔣廷黻回憶錄》里，魯迅是“有點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我不知道魯迅在西安，是否因故扭傷了腿，或是魯迅天然有殘疾。不過有一點，看魯迅的照片，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的枯瘦、胡須及眉毛的濃黑，眼睛的有神，在合影照上，我們還能看出他的個子特別矮小。黃喬生《魯迅像傳》轉引的一九三三年大阪《朝日新聞》刊載的記者原田讓二的《中國旅行見聞》中，有對晚年魯迅形象的描寫，應該說是不那么帶情緒的、比較客觀的記敘：

他面龐泛出青色，兩頰皮膚松弛，一望就讓人生出疑慮：這恐怕是個抱病之軀吧。但他以清亮的聲音操著漂亮的日語輕松談論各種話題，又令人難以相信眼前竟是一個身體極度疲憊的人。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鑠。瘦小的身材，穿著海藍色中式服裝，戴著半舊的中折帽。他不太喝酒，卻煙不離手。常常低著頭，偶爾笑一下時會露出白白的牙齒，令人感到他的落寞。

原田讓二還寫出了魯迅的衰老、病態、疲憊、寂寞和嗓音的清亮。

對于自己的形象，魯迅最有意思的說法，是一九三二年在北平演講后對于伶開玩笑說的，他說自己“不很好看，三十年前還可以”。三十年前，魯迅作《自題小像》詩題贈摯友許壽裳，其時他二十二歲。大約同時期的照片，有一張魯迅穿留學生服的，平頭，無須，眉毛濃黑，神態嚴肅而面貌清秀。一年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魯迅在上海會見蕭伯納。蕭伯納對魯迅說：“他們稱你為中國的高爾基，但是你比高爾基漂亮。”魯迅回答：“我更老時，將來還會更漂亮。”這兩次的說法，看似矛盾，大約各有所指。“將來還會更漂亮”，有開玩笑的意思，也能理解為氣度和神采之美——畫家陳丹青談魯迅之好看，就是指魯迅先生的容顏背后的氣質。

魯迅回憶與蕭伯納合影時的情形還說：“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并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里想，假如再年輕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蕭伯納的個子確實太高了。

曹魏時期的劉劭在《人物志》中講鑒人之道，以五行對應人之五體和五常，“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他說：“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心質休決，其儀進猛。”“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秋天嚴峻而肅穆，明凈而遼闊，劉劭的分類雖然不無牽強，但他說的這種以代表秋天的金為表征的人，我覺得大體上很可對應魯迅的形象，一個荷戟彷徨的戰士，一個勇往直前的過客。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想到，這個戰士和過客，心有大愛，時露笑顏。

蕭紅回憶魯迅，起筆就寫魯迅的笑：“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但魯迅留下的照片上，開懷大笑的不多。有一張和青年木刻家談天的照片，他手持煙卷，笑得舒展自然。更早有他在香港作“無聲的中國”演講時的一張，立在聽眾之間，側臉，面左，神態放松，并沒微笑，卻令人感覺到微笑的親切。韓愈說：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這兩張照片的神韻，正是蕭紅的文字傳達給我們的。遺憾的是多年來無數畫魯迅、雕刻魯迅的人，多把魯迅的形象變得硬邦邦的，仿佛不如此則不足顯示其偉大。魯迅誠然是一個憤怒的抗爭和吶喊者，但我們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位慈愛的父親，一個親切的朋友，一個書迷和影迷，一個收藏家，一個享受著生活方方面面的快樂的人，同時絕望和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