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官方微博發出消息稱，已在多個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市場上，對數家契合兒童發展利益的初創公司進行了風險投資，包括南非的采用區塊鏈技術服務早期兒童發展服務管理體系的9Needs，以及孟加拉國通過改進數據采集方式以提高婦女兒童保健服務水平的mPower 等項目。

這些風險投資都采用了一種新型的商業模式，將硅谷的風投基金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項目國家的需求相結合。

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機遇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采用的這種商業模式，正是日益浮出水面的社會影響力投資（social impact investment），也被稱為社會價值投資（social investment）。也即采用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混合資本，對帶有社會價值使命的初創企業進行風險投資。早在2006年，聯合國兒基會就支持牙買加政府建立了該國的“兒童福利社會價值投資”。

對中國本土的社會價值投資來說，聯合國兒基會最新發布的這個風險投資動向，無疑是振奮人心的。

不僅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5年1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等四家聯合國機構，聯合發起了一項旨在幫助有潛力的社會企業擴大影響的“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

據新浪財經消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亞太區南南合作負責人李楠在2015年高交會期間的“中國高新技術論壇”上，就介紹過這一社會影響力基金。他們與私募基金等各種社會資本力量一起，通過PPP模式或社會價值投資模式，推動那些對社會環境有積極意義的高新技術公司發展。在這種新的“孵化”思路基礎上，和大疆創新、華強北國際創客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社會企業“第一反應”開展合作，促成科技創業與更多社會創新結合，也賦予新興技術公司更大的社會價值使命。

4家聯合國機構共同打造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

2016年第五屆深圳慈展會上，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的負責人David Galipeau堅信“每個企業其實都可以轉型成為社會企業”，但要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需要把資本從消費者導向普通公民，把公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也需要給予政策支持，建立相應的法規體系。（資料來源：第一反應微信公眾號）

今年11月，中國第一個社會企業獎在北京啟動，萬達集團總裁王健林日前表示，企業的終極目標是“社會企業”。一時間，“社會企業”以及相關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公益創投”等熱詞刷爆朋友圈。

新概念與老問題

這么多新鮮概念，到底有怎樣的聯系？

社會企業，是以商業手段實現社會價值目標的企業。英國早在1997年就制定政策推動社會創新，這也大大激活了社會企業發展。據了解，社會企業概念2004年進入中國，香港民政局從2006年啟動“伙伴倡自強”，資助初創的社會企業。英國文化交流處從2009年在中國展開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培訓中國本土的社會企業（資料來源：《社會創業家》2014年12月刊）。今年深圳雙創周上，被李克強總理簽名點贊的“聲活”，便是一家助力聽障人士創業的社會企業。

李克強總理為社會企業“聲活”點贊 （圖片來源：深圳新聞網 2016）

公益創投，是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通過公益創投大賽獲得各類項目資助的渠道。中國最早的“公益創投”出現在2006年。10年來，包括聯想、海航、匯豐、芝華士在內的各大企業，以及全國各地的省、市、區，甚至街道，都舉辦過公益創投大賽——類似公益圈的創業大賽。

但是，以政府、企業資助為主的公益創投大賽，大多以“發紅包”的方式上線，不要求考查參賽項目的社會影響力，資助也不能完全涵蓋參賽項目的全部成本。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為獲得些許費用支持，在各種公益路演、刷朋友圈眾籌等工作中疲于奔命。至于通過網絡眾籌而來的款項，由于眾籌平臺的核查及撥款流程繁瑣，款項往往數月無法轉入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賬戶，導致項目出現運營困境。

而公益路演、網絡眾籌所需的各類時間和人力成本，包括往返交通、路演資料準備等在內，往往難以列入項目成本，變成了“隱形的”額外支出。即便籌夠預計的項目成本，因需要扣除相應參賽成本，項目執行仍然容易捉襟見肘，公益從業者和社會企業的生存狀況依然艱難。社會企業家安豬就曾撰文痛斥，各類公益創投競賽，并沒能為社會企業增強自我造血、靈活適應市場的能力。

公益致貧，也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回避的現實。

下面再說社會企業與社會企業認證。隨著公益機構的籌款、運營壓力增加，以及國外基金會逐漸退離中國帶來的項目經費缺口，越來越多公益機構轉向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發展。在2015年深圳慈展會上，認證的社會企業只有7家，到2016年則增加為16家。

而獲得社會企業認證，不能直接幫助這些公益機構獲得社會影響力投資，因為目前的社會企業認證標準主要集中在組織目標、收入來源、利潤分配等行政屬性上，并沒有幫助社會企業梳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貢獻。

而費大力氣認證后，這些公益機構依然要找第三方機構，評估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價值。且不說第三方評估需要一定費用，即便評估出來，也較難覓到傳說中的社會影響力投資人。但多些宣傳渠道、多一個“護身符”，總還是好的。

在這樣的局面下，社會企業并未成為社會創新發展的金鑰匙，社會企業的社會貢獻因各種形式化的競賽大打折扣，社會企業認證也越來越成為雞肋。

社會影響力投資興起

近3年來，社會影響力（社會價值）投資在國內逐漸興起，這是一種在追求商業回報時也追求社會價值回報的商業模式，采用社會影響力評估方法，運用“商業+社會價值”的雙底線的投資回報率評估工具，將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原本不可見的社會價值轉化為可量化的貨幣價值。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紛紛將社會影響力投資納入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戰略，麥肯錫、普華永道等機構均有專門的社會影響力評估部門負責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投前及投后評估。據G8首腦會議2014年發布的影響力投資報告《看不見的市場之心》指出，目前國際主流影響力投資已超過45萬億美元。

社會價值投資并沒有強制要求被投的機構和企業一定要接受“社會企業認證”，但需要根據“改變理論”（the theory of change）評測出某個具體項目的投入及其帶來的積極社會改變，從而判斷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

從時間維度看，社會價值投資被定義為“耐心資本”，這意味著，它不強迫被投資的公益項目和社會企業以商業市場的迅速變現的商業模式進行發展，相對商業資本，能給予被投企業相對穩定的成長期，以便于企業在足夠長的時間內，完成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以適應市場。在商業資本寒冬的投資環境下，《人民日報》上也出現“不妨多點’耐心資本’”的呼聲。

不一定是專門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或社會投資機構，才能進行社會影響力投資。即便是達能這樣的商業企業，也能將自己重復而同質的傳統CSR職能，轉換為社會影響力投資。這家企業對全球10個不同類型的社會企業進行投資，通過社會企業的商業運作，持續推動企業在社會價值上的社會貢獻，并通過社會影響力評估工具，有效跟蹤可貨幣化的社會價值回報，從而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的商業回報。

我的公益圈老友，以及熱心公益的商界朋友，聽到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好處時，都激動萬分，眼睛一下子就發亮了。他們除了有種“風起了”的期待，更多的是對自身價值終于得到證明途徑而狂喜，但多少又有些長期套牢、急需解套的忐忑。他們渴望讓自己多年沉淀的、沉默的社會價值貢獻得到變現機會，卻苦于社會影響力投資機構的遙不可及。而另一邊，社會影響力投資機構，也難以找到合適的、社會影響力可能放大的社會企業，進行精準的社會投資。

幫助社會影響力投資方和尋找社會影響力投資的社會企業搭橋，在筆者看來，是目前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最大機遇。

社會影響力投資也逐漸衍生出“影響力債券”（impact bond），健康影響力債券、環保（綠色影響力）債券等多種形態。全國政協委員、招行前行長馬蔚華2016年的兩會提案，就呼吁將社會影響力債券納入PPP范疇，在深圳建立社會影響力債券試點。

據中研網報道，截止2016年7月，國家PPP項目已達12萬億元，僅今年10月份出爐的第3批PPP項目，總額就達1.17萬億元。

另據報道，“十二五”期間，共安排貧困地區中央預算內投資超過7000億元，“十三五”期間，精準扶貧的力度將進一步加大，2016年的中央和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首次超過1000億元。近期，民政部又出臺了對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的大力度支持政策。這些都為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發展帶來寬廣想象空間。

社會價值投資生態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價值投資報告 2016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價值投資報告 2016

社會影響力評估的廣泛應用

社會影響力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簡稱SIA），早已成為幫助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獲得社會影響力投資的重要手段。這種評估方法可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政府部門以此測量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環境效益。全球目前已有數十種社會影響力評估工具，而其中社會影響投資回報評估（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簡稱SROI，由REDF開發），是目前最能直接核算混合價值體系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回報率的評估工具。

SROI的混合價值衡量體系（Cynthia Gair 2002）

社會影響力評估應用面很廣，從社會創新項目到公益機構、社會企業的孵化、投資，到環境保護、扶貧濟困、醫療健康、兒童福利、老人照料、殘障人群及婦女權益保障項目，都可采用社會影響力評估。近年來，中央推動離任干部的“生態審計”制度，也讓人想到，將來社會影響力評估方法亦可應用于官員政績考核評估體系。

在對傳統公益項目進行社會影響力評估之外，文化藝術項目及文化創意園區的社會影響力評估也日益豐富。美國伊利諾伊州為1400多家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文化事業機構投入了19億美元的社會影響投資，這些機構的文化項目不僅每年能夠吸引3800萬人次參與各項文化活動，更在增加經濟安全度、社會/情感/物質福利、激活社區活力、增加工作機會、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實現社會效益的產出，并實現了高達27倍的投資回報率。

新西蘭奧克蘭博物館，對一場名為Moana-My Ocean的海洋保護主題展覽進行了SROI評估。奧克蘭展覽館為這場2013年6月-10月舉行的新西蘭海洋文化大展投入了1，834，801.41美元。SROI評估顯示，4個月后，社會影響力投資回報達到了6，707，947.65美元，實現了1:4.66的投資回報率。該展覽不論是對成年觀眾、兒童觀眾，還是對展覽項目合作方及工作人員，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方面，都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其中，環境類的投資回報，其經濟價值高達超過159萬美元。由此可見，文化展覽類活動在實現環境保護、社區融合等社會效益的同時，也帶來巨大的商業效益。

新西蘭奧克蘭博物館Moana–My Ocean展覽為相關方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回報價值

當下，各國政府越來越多以PPP模式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影響力評估也可用于評估相關房地產項目。美國國家建議委員會在2014年的一份《私有資本、公共福利：聯邦政府如何能智慧地促進影響力投資發展及其緊迫性》的報告中著重強調，美國政府通過社會影響力投資，發展各類促進經濟、文化并行發展的項目的重要意義。香港的“要有光”（社會地產）有限公司的“光房”項目，便是利用地產資源創造社會效益、解決貧窮問題的例子。

為了解決舊金山灣區高額房價給低收入家庭帶來的遠程職住通勤壓力，舊金山灣區的大都會交通委員會（MTC），采用聯邦交通基金，撬動包括摩根斯坦利在內的各類公私資本，在2006-2011年間，建立了高達5億美元的“灣區交通導向的可支付住房基金”，用來解決這些低收入家庭在公共交通周邊高房價區域的住房問題。這個基金已在7個項目上投資2.9億美元，建設了779個住房單元。好比深圳交委通過PPP模式，在福田中心區蓋了幾個廉租房項目，提供給每天需要長途跨區通勤、辛苦拼搏的小白領們居住，光想想都讓人激動掉淚。

這樣的項目，之所以能得到摩根斯坦利這些投行的青睞，主要在于其社會影響力回報率是可以通過SROI進行預測和計算的，從而保障投資者能夠通過有形的社會價值評估在投資市場上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

舊金山灣區大都會交通委員會可支付的通勤房地產項目（美國國家建議委員會 2014）

對舊城改造、城市更新項目進行影響力評估，也使得社會影響力評估有機會和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發生關系。總部設于香港的山寨城市，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家致力于運用云計算方法對社會影響力進行動態評估的機構。今年北京設計周期間，山寨城市與哥倫比亞大學Studio-X、三思策劃公司合作，透過影響力分析云平臺，對“白塔寺再生計劃”進行社會效益的實時評估，通過線上線下的數據收集和云端可視化，將游客、居民對展覽項目的態度和想法，進行實時展示。這種實時的意見收集、反饋和評估體系，為推動居民參與城市規劃、建立具備人機回圈（human- machine loop）功能的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決策系統，第一次在中國本土做出了應用層面的突破性探索。

影響力云計算在2016年北京設計周上的展示（攝影：任玨）

社會影響力的盲區與痛點

要打通社會影響力投資和尋求資金的社會機構之間的瓶頸，必須對項目和機構進行有效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最大阻力，卡在社會影響力評估。國內因缺乏類似英國那樣透明的國民生產價值體系，社會影響力評估存在其獨特的盲區和痛點。

首先，將傳播影響力與社會影響力混為一談，是目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盲區。

很多社會創新的結項報告，都會提到該項目的微博數量、微信公眾號的粉絲數量和媒體報道次數，以此衡量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實際上，這只是項目或機構各類媒體平臺上的曝光率，且缺乏受眾分析。即便微博、微信轉發量巨大，也會因龐雜的信息流導致信息赤潮。很多參與過騰訊“99公益日”的朋友都體會過，那3天被洪水般“求轉發”、“求支持”的公益項目淹沒的窒息感。

Anya schiffrin 和MIT 的civic media lab的創始人Ethan Zuckerman在《哈佛社會創新評論》2015年秋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評價媒體影響力是否可能》的文章，指出“僅僅因為記者向公眾披露了消息，并不意味著公眾會采取行動或者要求政策變化作為對信息的反應”（翻譯：楊楚，資料來源：社創客 2015）。這也意味著，即便公益項目的消息滾滾而來，也并不表明受眾必然因此發生行為、態度和決策上的改變。離開了改變理論以及項目和機構的影響力價值鏈梳理，社會影響力評估便無從談起。

基于影響力價值鏈的改變理論 （裘成 2015）

麥肯錫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對各種社會介入類型的創新項目，有不同階段的改變評估體系，測評各種項目的不同階段的投入與下一階段的產出，從而讓改變清晰可見，也便于進行社會價值回報率的精準計算。

麥肯錫的各類社會介入項目的影響力價值鏈體系 （麥肯錫 2010）

社會影響力的第二大盲區是，忽視了獲得“耐心資本”之前的時間成本。雖然拿到社會影響力投資后，機構不會被投資方催促盈利或上市，但獲得投資之前，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要自行籌措運營資金、組建運營團隊、研發產品、制定商業計劃。這需要很好地把握投入與產出影響力效益之間的時間。耐心資本不等于不考察社會創新機構的社會影響力KPI，機構一旦不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從想法到產品的社會影響力閉環，做到足夠的社會影響力，便難以贏得社會影響力投資方的青睞。

社會影響力的第三大盲區在于，輕視可行性商業計劃的重要性。大多數從公益機構轉型而來的社會企業，看重項目覆蓋的人群范圍、提供的服務，以及自己機構的愿景，卻很少有足夠時間和精力梳理項目的商業計劃。

畢竟，“想個賺錢的好法子”不那么容易。讓徜徉在情懷和愿景中的公益人，在賺錢的荊棘上撒歡奔跑，無疑意味著價值觀上的沖擊和能力上的挑戰。不過，通過2015年社會企業認證后，發展較好的幾家社會企業，例如上海的第一反應、深圳的信息無障礙協會，均在認證前就已根據可行的商業計劃獲得市場認可。畢竟，如果沒有合適的商業計劃，即便拿到了社企認證，獲得各方肯定和背書，也難以通過商業運營獲得市場，依然沒有跳出“發紅包”式的公益創投模式。

社會影響力的第一大痛點，是評估所需數據的數量缺乏和質量不足。要么是需要的數據拿不到，要么是拿到的海量數據雜亂不堪，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閉環難以達成。

數據數量的缺乏，主要體現在缺乏透明的國民經濟指標體系作為社會效益換算參考系。這就給精準核算公益機構和社會企業的投入產出帶來很大障礙，尤其是在中國政府信息公開程度不高的環境下。

筆者參與過李嘉誠基金會、中國綠化基金會的社會影響力評估項目，雖然能從項目執行方了解到項目投入成本，但項目撬動的其他利益方的投入成本則難以獲取。例如某貧困縣的扶貧項目，由林業局牽頭發起，扶貧辦跟進支持，林業系統對該項目展開社會影響力評估。要單獨評估林業部門的社會影響力投入產出比，相關數據較易獲得；但如果要獲得扶貧部門的相關數據，則會因項目權限的關系難以獲取。

數據質量欠佳，主要因傳統的公益項目評估多以“數人頭”式的結項報告模式展開，也更多傾向于報喜不報憂的選擇性評估，而數據收集的方式也是非數碼化的。國家扶貧辦明確要求精準扶貧需要為貧困戶建卡立戶，也依然是入戶填表，記錄家庭收入、房間數、田地數量，大量紙質表格收回后，還需要人力錄入系統。

相應一系列人力、時間成本消耗巨大。因為沒有同一的數據收集體系，不同階段、不同人員采集的數據，內容存在差異和缺失，又以不同的表單格式存貯。這些都給評估的數據清洗、數據標記和數據核對帶來巨大的工作量。即便如湖北采用大數據反腐，十來分鐘便分析了兩百萬條相關數據，但數據分析前的數據清洗、匹配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數據分析之后，更需要安排3.4萬人進行入戶核查。

對口扶貧干部采用紙質問卷，入戶收集貧困信息 （攝影：梁浩揚）

因為數據數量和質量的問題，導致人力成本激增，成為社會影響力評估機構最痛的痛點。在收集“大數據”的同時，收集和分析“厚數據”，是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殺手锏。但國內目前能同時應對大數據和厚數據的專業人才匱乏，在時間有限、預算不足、人手緊張的情況下，要收集到質量兼備的社會影響力評估數據，對數據收集者來說是巨大的工作壓力。

影響力云計算項目，在2016北京設計周期間，投入了十余位全女班的調研團隊進行數據收集，這些女孩子每天頂著太陽，在胡同里工作6-7個小時，當天數據采集工作完成后還要進行近1個小時的小組討論，梳理非結構化數據，提煉數據洞察，工作難度和強度都非常高。

影響力云計算數據收集團隊在北京設計周期間的例會 （攝影：任玨）

關系到社會發展的影響力算法抉擇

社會影響力評估遇到的最大挑戰，來自那些影響評估算法的因素。因為影響力并不僅僅只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

如何整合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在多方影響中辨識個體影響、研判短期與長期的影響力，以及單人評估和集體評估的標準差異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影響力評估的算法選擇。

在2016年北京設計周期間，買完菜之后拎著大蔥遛彎逛展覽的大姐，獲得了近距離接觸藝術和設計的機會。但菜市場減少之后，她們買菜的便利性降低了。城市更新帶來的新業態，未來也可能導致大蔥漲價，影響到她們的菜籃子。

買完菜順道看展覽的白塔寺居民 （攝影：任玨）

展覽的物料定制為住在白塔寺的大叔帶來了生意，但直到送完物料，他也不知這個展覽和自己生活的社區有什么關系。

布展前被閑置的白塔寺公共空間，依然掛著2015年展覽的二維碼（攝影：任玨）

閑置已久的公共空間，以快閃形式，打造成年輕人和外國人喜歡的戶外Party空間。閑坐的老人不過是游客拍照留念胡同文化的活道具。影響力云計算項目的調研員們發現，由于語言和文化上的隔閡，白塔寺的一些居民羞于主動前往外國人密集的展覽區域觀展。按照他們的說法是，“怕進去丟中國人的臉”；也有的居民認為，“那天外國人開Party，中國人圍觀，丟人”；還有的居民認為“再生計劃”中的再生，是“生二胎”的意思；小字號和滿是外國字的海報，也讓想去參觀的居民望而卻步。

開Party的年輕人、外國人和靜默的白塔寺長者 （攝影：任玨）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白塔寺再生計劃”，同一個項目對不同利益相關方產生的影響不同，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好。而不同的意見，在整個項目的社會影響力評估中，如何計算權重，是非常普遍而微妙的問題。基于社交媒體的數據的人工智能，預測美國大選，也是有的猜準了，有的猜錯了。

放到城市治理、國家治理的層面，難以找到全面平衡不同意見的權重標準，才是智慧城市決策預測系統在未來充分感知城市痛點之后，仍然會左右為難的算法難題。

比如美國大選。主流媒體贊助希拉里再多的媒體影響力，也改變不了川普支持者的投票態度；川普很多年前做的好人好事，終于給他送來相當多的選民支持，這可以看做他個人社會影響力的巨大回報。川普的選民已對川普做出他們心目較為積極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結論，但在川普勝選之后，美國社會的相應動蕩，也是全球范圍內的巨大消極影響。

也就是說，對社會影響力評估而言，重要的不是個人的社會影響，以及相應獲得多少社會價值投資回報，而是要以不給社會帶來消極影響為標準。

《黑鏡》第三季第一集里的智能點贊積分系統，可視作一種虛擬的“社會影響力評估”應用場景：多做好人好事、獲得高質量人脈背書、贊人品信譽積分，便能獲得云端智能評分系統提供的出行和住房的優惠政策；一旦被積分算法判定為降級處理，積分綁定的社會福利則均灰飛煙滅。這告訴我們，評估算法可以成就一個人，也可以毀掉一個人。

部署怎樣的算法，決定了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研發出大量能進入人體內部的納米機器人，固然是科學的貢獻，但究竟是指揮這些納米機器人治療癌癥，還是把它們當做殺人機器，在于人如何選擇這些算法。

聯系到與算法相關的創業和投資。個人的消費大數據可以用來推薦消費者心儀的寶貝，但個人數據也可能被一些無良的大數據公司以低成本“收割”，包裝之后，偽裝成自己的KPI，獲得投資人的巨額投資。這跟稻米批發商壓低價收谷子，然后制成高端精品米，送往超市賺取高額利潤的商業模式沒什么兩樣。賺錢的途徑是剝削，而不是影響力。

這也正是人工智能學者們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深深憂慮的人工智能盲區。Kate Crawford和Ryan Calo在Nature雜志撰文指出，這一盲區主要是因為缺乏對人工智能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和相關評估工具的制定，忽視了附著在人工智能算法上不可見的負面價值，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

因此，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全球都迎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機遇。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適用范圍包羅萬象，不論公益項目、文化藝術還是人工智能，都需要進行社會影響力評估。

在社會經濟發展方方面面，社會影響力評估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重視社會影響力評估的盲區，解決社會影響力的痛點，部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影響力決策預測算法，有助于幫助城市治理者對城市進行全面深入、精準的智能評估、更好地打造城市活力，創造更積極的城市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