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遇了嚴重的暴力騷亂侵襲，誘因是特朗普拒不承認在第46屆美國總統選舉中敗北，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聲稱“選舉造假”，煽動支持者們的憤怒和仇恨情緒。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隨后對整個事件展開調查，并要求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臺和電信公司等保存與此事有關的大量用戶數據。與此同時，委員會還特別關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社交媒體平臺上虛假信息泛濫的問題，而美國各界對社交媒體平臺加劇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趨勢和社會分裂的批評與爭議也一度甚囂塵上，但是幾大平臺卻極力否認兩者間存在直接關聯。

近年來，社交媒體平臺逐漸成為美國民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Facebook、Twitter等平臺憑借龐大的用戶群體、海量的用戶數據和多樣的資訊分發方式，基本上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格局，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和思維習慣。其中，平臺根據用戶偏好推送新聞的做法更是將大部分美國民眾圈在了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而平臺快速便捷、影響廣泛的特質又給大肆傳播極端言論、暴恐思想、虛假新聞、網絡謠言等提供了便利條件，導致民主的價值不斷被侵蝕，且不利于國家安全、公眾利益和社會穩定。

“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指的是共和黨與民主黨選民和精英階層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方面的極端化。兩黨各自根據保守和自由主義立場來指導自身政治行為，導致雙方在重大政策和社會問題的判斷上形成越來越大的對立和分裂，甚至相互仇視和沖突。那么，社交媒體平臺是否真地助長了美國當前面臨的政治極化問題？具體影響機制如何？從治理和監管的角度，可以采取哪些應對措施？9月27日，布魯金斯學會官網刊登了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商業與人權中心副主任保羅·巴雷特（Paul Barrett）與另外兩名學者賈斯汀·亨德里克斯（Justin Hendrix）和格蘭特·西姆斯（Grant Sims）共同撰寫的評論文章《社交平臺如何助長美國政治的極化，以及政府應如何應對？》（How tech platforms fuel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what government can do about it），對以上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同時，三位作者在稍早之前發布的同名研究報告中也分別向美國政府和社交平臺提出了具有一定價值的治理策略建議。

保羅·巴雷特（Paul Barrett）等三位作者在文章提出，盡管民主國家內部存在一些分歧屬于正常現象，美國的政治極化也不是現在才剛剛開始，但極化本身會損壞美國的民主，并降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引起立法功能障礙以及現實世界的沖突和暴力問題，因此不可放任這種趨勢任意滋長。通過對50余項相關研究結論的梳理和對40多位學者、政策專家、活動家及業內人士的訪談，三位作者發現，Facebook等社交平臺在年初的美國國會大廈暴力騷亂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可能不是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但確實加劇了這一趨勢，尤其是在美國政治話語中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力，且強化了政治宗派主義和黨派間的相互仇恨。相關實驗結果也表明，社交平臺當前使用的智能內容推薦算法可能會限制用戶接觸到與自己觀點相悖的新聞資訊，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政治極化。同時，人們在平臺上看到與自己一致的政治觀點還有可能令自身觀點變得更為偏激。然而，在停用平臺一段時間后，人們對政策問題的極端看法又會明顯減少。

三位作者認為，導致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平臺為了最大限度提高在線參與度而采用的智能推薦算法。不過，社交平臺尋求提高用戶參與度的本意卻并非是想加劇政治極化。社交媒體平臺盈利的多少取決于它能在多長時間內吸引用戶的注意力，時間夠長才能將廣告順利發布出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社交平臺會實時搜集每個用戶的信息，并反饋給系統，以便通過算法得出用戶喜好哪些內容。以Facebook公司為例，它對政治極化問題已經開展了深入的內部研究，并會定期調整算法，以減少可能激起極端主義和仇恨情緒的內容。但是，為了確保用戶整體參與度不降低，它通常只在特定時間段壓低此類內容的數量，而不是將其永久刪除。

然而，社交平臺的這種做法會導致兩方面的負面影響。首先，通過大數據來刻畫用戶肖像，并使用協同過濾算法為用戶進行個性化推薦，不僅導致用戶接觸的信息日益同質化，還會不斷固化對特定問題的單一思維，容易形成極端和割裂的認知。其次，由于平臺中呈現的內容由算法主導，不同成員看到的內容不盡相同，且系統并不將信息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作為首要關切，這就會導致以人為基礎的社群愈發碎片化。然而，民主制度需要足夠的社會凝聚力才能正常運轉，凝聚力削弱將不可避免地加劇社會分裂。

在三位作者撰寫的研究報告中，他們把對美國政治最有害的極化現象歸納為“情感極化”，即黨派敵意的呈現，其特點是將自己的對手視為不僅在重要問題上是錯誤的，而且是可惡的，不愛國的，是對國家未來的巨大威脅。這種仇恨目前已感染了美國政治，而社交媒體平臺正在幫助傳播此疾病，對美國的民主構成了持續威脅，亟需行政、立法機關和社交平臺本身做出強有力的處置。理想情況下，應主要依靠平臺的自律和自治來解決，但企業逐利的天性和不盡如人意的現狀都呼喚政府干預，加強治理和問責，特別是要對平臺的算法和運行方式進行更多披露，使其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有鑒于此，三位作者為美國政府和社交平臺提出了十條具體政策建議，以減少網絡中政治極化內容的總體水平。其中，給聯邦政府的建議包括：一、采用高能見度的政策工具，對社交平臺加劇黨派仇恨的問題做出密集回應；二、負責調查國會大廈暴亂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應投入大量資源，弄清社交平臺是如何被用于煽動暴力行為；三、通過立法授權來披露更多社交平臺的內部運作情況，提升算法透明度；四、讓聯邦貿易委員會與社交平臺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起草和執行新的行業行為標準，以界定平臺在處理仇恨、極端內容時的職責，并監管不適當的商業行為；五、鼓勵探索當前商業模式的替代方案，以支持數字時代的政治民主。

給社交媒體平臺的建議則包含：第一，主動調整算法，使平臺系統變得有助于消除政治極化和對立情緒；第二，提高算法技術應用的透明度，及時披露有關信息，消除公眾的疑慮和誤解；第三，擴大人工內容審核團隊規模，提高薪酬待遇，以幫助實現更好的內部監督和內容控制；第四，加強與有關民間團體和非盈利組織的接觸，借力識別更多專業領域的虛假和錯誤信息；第五，考慮屏蔽部分發帖的點贊和轉發數量，促進用戶關注內容本身，減少情緒化判斷。

應當看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臺創立的初心原本是為了給那些在現實生活中聯系不便的人們提供一個線上交流的渠道，利用網絡和數字技術來連接用戶、創建社區，帶動世界更加緊密的融合，而不是加劇社會分裂。然而，僅僅實現連接是不夠的，還必須確保人們不利用社交平臺來傷害他人或傳播錯誤信息。廣告主和開發者的需求優先級均不應高于此目的。同時，美國的政治極化本身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社交媒體平臺的作為只是加劇極化趨勢的關鍵原因之一。要解決這個難題，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包括企業自律、行業自治、政府監管以及其他社會力量的積極倡導和共同參與，以保護民主的積極價值，避免重蹈國會暴亂事件的覆轍。在人工智能時代開展平臺治理，我們不僅需要科學的智慧，同時也需要制度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