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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中國詩歌中的愛情就不夠完整

2021-11-30 19:0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某種程度上，元稹與西方近代哲人盧梭可有一比，他們都喜歡在作品中暴露自我的情感經歷。如我們所知，正是盧梭第一個在西方社會建立起浪漫主義的愛情觀，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道德觀念，曾經被社會倫理否定的情欲，從此成為真愛的體現。

這種對情愛的贊賞也是中唐文人的新價值觀，在他們眼里，玄宗是一位情商和才能都很高的帝王。天子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因而也有普通人的愛情與痛苦。”

——景凱旋

元稹

——取次花叢懶回顧

繼齊梁宮體詩和初唐宮廷詩之后，中晚唐又迎來了一個艷情詩的高峰。只不過詩的作者從宮廷侍奉轉到了外廷士大夫，詩的內容從感官想象轉到了真情實事。貞元、元和時期的元稹，便是這樣一個寫情高手。他在憲宗元和七年自編詩集，稱自己“有悼亡詩數十首，艷詩百余首”，前者寫夫婦之愛，后者寫婚外戀情。在中國文學史上，詩人很少有寫夫婦之愛的，更不用說寫自己的私情，在這方面，元稹大概要算是第一人了。

文變染乎世情，這是文學史上的不易之理。時代上晚于元稹的杜牧在《感懷》詩中回憶道：“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貞元、元和時期是一個新舊價值觀轉折的時代，市民社會對外表的美化前所未有，普通女性也追逐時尚，如當時京城盛行的墮馬髻、啼眉妝。與此同時，鄉貢進士出身的文人地位至此達于極盛，他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成為這個階層的重要標志，這一切都意味著個體意識的發展。

元稹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后裔，算是漢化了的鮮卑人，比白居易小七歲。他幼年喪父，家道式微，八歲時隨母移居鳳翔，依靠舅舅過活。由于舅舅的溺愛，元稹“不以禮數檢”，自小就跟隨姨兄晝夜游宴，混在一群大人中觀看“華奴歌淅淅，媚子舞卿卿”（《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當元稹十五歲入京應試時，他所交游的仍然是像姨兄這樣的浪蕩公子，或是楊巨源這樣的進士文人，終日過著“醉眠街北廟，閑繞宅南營”（《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的冶游生活。

電影《西廂記》

而先世舊業及慈母的訓導，使元稹自小就有志于學，十五歲明經及第后，由于還未通籍入仕，需要繼續努力，因此只是止于游宴，未曾出入青樓。他后來對子侄說：“吾生長京師，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其自傳性傳奇《鶯鶯傳》開頭亦云：“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說的應是實情。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二十二歲的元稹游蒲州，遇見隨母寄居普救寺的鶯鶯，一下墮入情網，難以自制，在三五明月夜攀樹逾墻，最終定情西廂。但不久之后，元稹便赴京應制科考試，與鶯鶯斷了關系。后來元稹寫出《鶯鶯傳》，其中的張生就是他本人。傳奇文中的《會真詩》詳盡描寫了二人幽會的情景：

更深人悄悄，晨會雨蒙蒙。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汗流珠點點，發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

陳寅恪先生曾考證“會真”就是遇仙或游仙，唐代文人常將倡伎稱作仙子，將流連青樓稱作訪仙。此外還可以補充的是，《會真詩》中云：“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東。”后一個典故出自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在六朝與唐代詩中有著特定的內涵。遍檢《全唐詩》，凡是用“宋家東”典故的，無一不是專指歌伎一類社交風流女子。如晚唐崔涯久游維揚，每題詩倡肆，立時傳頌，其《雜嘲》云：“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便分明是描寫倡肆歌伎之作。

在唐傳奇《霍小玉傳》中，倡女小玉母親本為顯宦寵婢，主人去世后遣居于外，改姓鄭氏，居住在長安勝業坊古寺曲，而鶯鶯母女也是在主人去世后寄寓蒲州普救寺。細讀傳文，鶯鶯母系亦為鄭氏，對于崔張的結合，她處處是在故意撮合。這是唐代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顯宦人家的妾媵在主人去世后，常常會被分與資財，遣居在外。鶯鶯的身份類似小玉，這樣的女子仍以嫁人為正途，在社交方面卻比貴族少女有更多的自由，于是才有了張、崔這一段情緣。

京劇《霍小玉》

唐代風氣開放，文人與歌伎關系密切，這在唐詩中有很多例證。中唐文人更是以風流韻事自詡，白居易就曾描寫過自己在京城的冶游生活：

憶昔嬉游伴，多陪歡宴場。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宴余添粉黛，坐久換衣裳。結伴歸深院，分頭入洞房。

（《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

據晚唐孫棨《北里志》記載，京城歌伎主要居住在平康里，舉子、進士及未通朝籍的文人寓居京城，經常流連其間，樂不思家。這些歌伎大都能詩書，善談吐，她們最后的結局多是嫁作官宦妾或商人婦。孫棨在長安應試時，曾在平康里結識了一位歌伎福娘，福娘想要脫籍，于是贈詩孫棨：“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孫棨的回答是舉子不宜，并贈詩福娘：“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后來福娘有了新主，贈詩孫棨：“久賦恩情欲托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這表明，唐代士人是可以與歌伎自由來往的，但為了個人前程又絕不會娶她們為正妻。

鶯鶯的身份當然更類似霍小玉，而不是平康里的歌伎，但孫棨的故事仍然讓人聯想到傳奇結尾處鶯鶯拒絕與張生見面的情節。唐人重視門第婚姻，元稹后來另娶韋叢，顯然是為了聯姻官宦而背棄鶯鶯。然而，即使在元稹的時代，背棄寒女的行徑照樣會遭到崇尚浪漫的士人階層的鄙視，就像《霍小玉傳》中男主人公李益遭到詛咒的結局。所以元稹才會在小說中把鶯鶯寫得像一位貴族少女，使得張生的“忍情”仿佛是出于對強烈愛情的恐懼。盡管這讓作品本身充滿了矛盾，卻于無意識中表現了男女之間永恒的沖突——愛情實現后的倦怠。

《西廂記》插圖

《鶯鶯傳》對后世的影響要比《霍小玉傳》大得多，元代王實甫將這個故事改編成雜劇《西廂記》，崔、張之間情感與道德的沖突被轉換成二人和老夫人之間自由戀愛與禮教的沖突。大眾更愿意接受愛情悲劇的外在原因，而不是內在因素，因為前者更容易讓人幻想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問題在于，盡管始亂終棄是古今社會都難以接受的，但張生遵從的又是從古至今多數人的現實選擇。元稹從真實生活中傳達出某種日常的悲劇性，這個故事的結局似乎無法避免，但它所表達的基本的人性矛盾，又讓我們得以體驗生活中的某種普遍性。

鶯鶯是中國愛情故事中第一個最真實的女性，她那臨時變卦的行為與委婉哀怨的書信，都顯露出她試圖在男女情感中掌握主動權的用心。她明知結局不會完美，卻仍要投入進去，這讓讀者對她充滿同情。相比之下，張生的性格要比鶯鶯更復雜，他絕不是一個無情之人，其熱戀與決絕都符合勒內· 吉拉爾對于文學作品中男女沖突的解釋，即每個人的欲望都是出于對他人目光的依賴。在傳文中，張生面對眾人的詢問，既要表現自己是一個“真好色”的人，又要表明自己是一個“善補過者”。

元稹對于青年時期的這段感情是真摯的，即使鶯鶯已經放下這段情感，嫁與他人，元稹卻始終無法忘卻。元和五年（810），元稹和鶯鶯分手已經九年，這一年他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到任后寫下一首懷念鶯鶯的《夢游春七十韻》：

昔歲夢游春，夢游何所遇。

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

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

元稹把這首長詩寄給在京城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詩中透露了他背棄鶯鶯而娶韋叢的原因：“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

《西廂記》插圖

白居易與元稹于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同登書判拔萃科，又于憲宗元和元年（806）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從此成為生死不渝的摯交。顯然白居易十分了解元稹青年時期的這段情史，并回了一首更長的《和夢游春一百韻》安慰他：

昔君夢游春，夢游仙山曲。

怳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

……

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

須悟事皆空，無令念將屬。

……

這種長篇酬唱正是元、白開創的元和體。白居易在和詩中附和元稹的想法，即用佛教的禁欲思想來壓抑欲念。不過，按照今人的文學觀，無論是《夢游春》還是《和夢游春》，都算不上好詩，雖然不似齊梁宮體詩和唐初宮廷詩那樣出于臆想，但過于實寫幽會的情景，以至于感官的展覽多于情感。《鶯鶯傳》中的《續會真詩》也有這樣的問題，只有當元稹把對鶯鶯的思念轉移到精神層面時，才寫出了一些深情纏綿的詩句，其中就有同樣寫于元和五年的《離思》：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絕句的凝煉形式避免了繁復敘述，轉向較為純粹的思念。“巫山”的典故讓人想到男女間美好的遇合，甚至遠古時代男女歡會祈雨的神話。那低回繾綣，于千萬人中只愛一人的情感表達，浪漫而夸張，足以打動無數讀者的心。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詩藝》中說：“一首詩僅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必須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讀者的心靈。”《離思》就屬于這種“有魅力”的詩。

因為坦誠，所以真實，那是一種靈與肉相結合的感受，是對男女情愛的一種新認識。直到元和十四年，四十一歲的元稹赴任虢州長史，還寫下一首懷念鶯鶯的《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猧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在文學作品里，男女關系中最重要的永遠是情感因素。《離思》和《春曉》這兩首七絕描寫個人私情，情致的婉約和流麗都透出世俗的情欲，這正是世俗社會才有的生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已經是宋詞的句式和口氣，而“猧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則顯得情真意切。在白居易懷念青年時期戀人的《冬至夜懷湘靈》中，同樣能看到這種通常人性的真實表現：

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

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

在描寫情人相思的心理上，這首詩盡管直白，卻細致入微，能觸動人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可以說，將盛唐那種空泛的閨怨詩轉變成自我的戀情詩，正是元、白的功勞，也是中唐文人主體意識的體現。

電視劇《大唐歌飛》

此前的文人在表現對女性的幻想時，都會借用他者的眼光，比如采用樂府舊題等，終不免有些為文造情的意味。到了元、白，一切私情都不需要遮掩了，這種情感觀念上的狂飆突進，更符合生活的實情。蘇軾曾評價元、白的詩“元輕白俗”，正是因為他們的詩更具有人間性。甚至可以懷疑，要是沒有元稹的《離思》和《春曉》，中國詩歌中的愛情描寫是否算得上完整？

元稹顯然是一個用情甚深的人。元和四年（809）春，他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因在任上劾奏不法官吏，觸犯了藩鎮集團，被遣東都洛陽御史臺。正當他仕途遭挫之時，妻子韋叢又突然去世，他悲痛難遣，寫下三首《遣悲懷》。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

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來。

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仆，也曾因夢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

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

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這幾首詩在詩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此前也有過潘岳的《悼亡詩》，卻沒有元詩那樣細致寫實，貼近生活本身。韋叢是太子少保韋夏卿最小的女兒，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嫁于元稹，婚后生活雖貧困，但韋叢十分賢惠，盡心照料家庭，毫無怨言。元稹在詩中回憶夫妻生活的種種瑣事：既有妻子的賢惠——“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也有生活的困窘——“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更有逝后的思念——“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唐代文人對于夫妻生活的心態，在元稹身上充分地表現出來。

詩歌采用散文的敘述句式，毫不追求意象的密度，或者說幾乎就沒有使用意象，而是全部選擇直陳其事。意象的作用主要是引起讀者的聯想，元稹的悼亡詩不是為讀者而寫，他只是在表達自己的心情。七言律詩采用這種明白如話的白描，而能獲得如此動人的效果，原因就在于這情感是純粹私人性的。比起盛唐詩中抽象、普遍的男女之情，元稹的悼亡詩是對真實生活的呈現。

除了這三首《遣悲懷》，元稹還寫有幾十首悼亡詩，如《空屋題》：

朝從空屋里，騎馬入空臺。

盡日推閑事，還歸空屋來。

月明穿暗隙，燈盡落殘灰。

更想咸陽道，魂車昨夜回。

此詩作于元和四年韋叢歸葬咸陽的次日夜晚。當時元稹在洛陽為職務所系，未及躬往，僅遣家人營葬。斯人已去，獨坐空屋，在月下燈前等待亡魂歸來，形影相吊，寂寞可知。同年冬，元稹又在洛陽家中寫下《除夜》詩：

憶昔歲除夜，見君花燭前。

今宵祝文上，重疊敘新年。

閑處低聲哭，空堂背月眠。

傷心小兒女，撩亂火堆邊。

昔日花燭容貌，今日空堂月明，不諳大人心事的兒女依舊歡快地在爐邊嬉鬧，更顯出喪妻的悲悽。《空屋題》和《除夜》都采用賦的手法，如同《遣悲懷》，對生活的細節描寫同樣被運用在五言律詩中。

電視劇《大唐歌飛》

元和五年（810）三月，元稹因得罪宦官仇士良等人，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在商洛道上的驛館里夢見韋叢，寫下《感夢》一詩：

行吟坐嘆知何極，影絕魂銷動隔年。

今夜商山館中夢，分明同在后堂前。

有意味的是，元稹的艷情詩由于隱晦，都寫得華美濃艷，但他的悼亡詩卻極為樸素，絕少華麗辭藻，畢竟這是真實的可以公開的情感。

此后十余年的貶謫生活中，元稹仍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韋叢，僅在元和六年就寫有《六年春遣懷八首》詩，其五：

伴客銷愁長日飲，偶然乘興便醺醺。

怪來醒后傍人泣，醉里時時錯問君。

他依然獨自守護著自己的悲傷，朋友為了安慰他，請他喝酒，他借酒澆愁，喝得大醉，醒來看到旁人在哭泣，原來他醉里一直在喊著妻子的名字。

清人劉熙載《藝概》論及絕句的寫法是“取徑貴深曲，意蓋不可盡，以不盡盡之”。元稹的語言平易淺近，卻能把日常生活寫得曲折委婉，深情動人。這種自我的、白描的詩歌之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共鳴，在于中唐人的欣賞習慣已經改變，接受了寫實的詩歌。

直到元和九年（814），元稹赴潭州拜謁湖南觀察使張正甫，在途中又寫下一首懷念妻子的《夢成之》：

燭暗船風獨夢驚，夢君頻問向南行。

覺來不語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聲。

元稹似乎很喜歡寫夢，因為在夢里，一切往事都情真意切又難以尋覓，就像洞庭湖水一樣浩渺。

然而，當元稹在元和五年寫下思念韋叢的《感夢》時，他還寫了懷念鶯鶯的《離思》和《夢游春》。這說明，元稹的感情并不真的專一，對亡妻的長久思念并不妨礙他對其他女性的感情，并以纏綿之筆寫出一往情深的詩。

白居易曾說：“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看來，元稹的名字當時排在白居易前面不是偶然的。在元稹所處的那個“風流恣綺靡”的時代，才子的身份往往與多情的性格聯系在一起。與白居易相比，元稹更稱得上是一個風流才子，他對自己生命中出現的女性的感情是認真的，而且充滿了激情。那些仰慕文采風流的女性總是喜歡這樣的男人，但也往往會被這樣的男人傷害。

電影《杜十娘》

不過，元稹在后世人眼中的文學地位不高，倒不是由于他風流成性，而是另有政治上的原因。新舊《唐書》中記載，元稹為了飛黃騰達，在被貶謫后寫了許多詩，整理成集，獻給地位較高的人，此后又勾結宦官排斥元和中興名臣裴度。其實，中唐以降，宦官專權，就連裴度、韓愈等人也與宦官有所交結。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當時藩鎮割據的形勢下，與元稹交好的宦官魏弘簡、崔潭峻屬于主張休兵偃武的一派，而正是崔潭峻將《連昌宮詞》推薦給穆宗皇帝，才使元稹得到重用。在這首長詩的結尾，元稹明確表達了休兵偃武的觀點：

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在后世史官眼里，大一統是秦制確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條政治標準，當時許多名臣如韓愈、柳宗元等都反對藩鎮割據，而元稹主張不再用兵，并依附宦官與平定藩鎮的大功臣裴度作對，這才是他最大的“歷史污點”。據正史記載，當時人認為元稹人品低下、浮薄無行，元稹當宰相時，“朝野無不輕笑之”。這恰恰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點，即將政治問題道德化。中國歷史上對官員的評價，一是清廉與否，一是政治站隊，元稹沒有貪墨的行徑，卻因政治站隊遭到后世鄙夷，進而影響到他詩集的流傳。

《新唐書· 藝文志》記載元稹自編《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至北宋已亡佚不傳，建安劉麟父子在徽宗宣和年間只輯出六十卷。這在文學史上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從現存元、白詩集看，白居易的詩歌成就高于元稹。蘇軾“元輕白俗”的評價就是根據完整的白集與不完整的元集而來，這顯然會影響到對元稹的全面判斷。在講究節操的宋代士大夫眼里，世俗味尚可欣賞，而輕薄氣就是令人鄙視的人格問題了。

某種程度上，元稹與西方近代哲人盧梭可有一比，他們都喜歡在作品中暴露自我的情感經歷，一邊炫耀一邊追悔自己的風流多情。如我們所知，正是盧梭第一個在西方社會建立起浪漫主義的愛情觀，他的自戀將激情提升到價值的高度，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道德觀念，曾經被社會倫理否定的情欲，從此成為真愛的體現。這種對情愛的贊賞也是中唐文人的新價值觀，在他們眼里，玄宗是一位情商和才能都很高的帝王。白居易在《長恨歌》后半部分就背離了對歷史教訓的總結，而對李、楊愛情充滿同情。

電視劇《唐明皇》中的楊貴妃

對于安史之亂的原因，元稹同樣認為應當從社會政治角度去看待，《連昌宮詞》中這樣寫道：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里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

然而，當元稹從個人情感角度去看待這場事變時，他的內心卻充滿了感傷：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這首《行宮》的開放式結尾給人無盡的聯想，唐代其他皇帝身后也會留下無數宮女，卻都沒有享受過這種追憶。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指出：“只四語，已抵一篇《長恨歌》矣。”讓元稹傷感不已的不僅是過眼煙云的榮華富貴，更有春夢無痕的人間情愛。

在元、白眼里，天子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因而也有普通人的愛情與痛苦。他們對情愛的贊賞突破了禮教束縛，但同時也使自我情感面臨新的煩惱，從而產生了新的詩歌主題。元稹和白居易畢生結下深厚情誼，相互間有許多酬唱之作，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當白居易在憲宗元和十年（815）被貶江州時，元稹正在通州任上，聽到這一消息后，寫下一詩：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而白居易在此后的《與元微之書》中也再三致意，毫不掩飾他們之間過度親密的關系：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可以說，元、白都是性格復雜的人，又是很真實的人。后人對元稹的人品多有指摘，但他敢于在詩歌中暴露自己的私情，表現出當時新舊價值觀的沖突，從而與白居易一道，將中唐詩歌帶向了一種更加貼近日常生活和真實人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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