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的“承諾”，既不能完全相信其會“兌現”，也不能全不相信其不會“兌現”。從歷史上看，就“兌現”而言，這些“承諾”基本要打個對折。在特朗普面臨國內國際兩場大變革的背景下，其在大選中的那些“承諾”將來被“兌現”的情形（包括在美墨邊境建墻以阻擋非法移民），可能也不會例外。

國內社會力量變化導致美國政治大變革

美國社會力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及社會運動，系社會力量的含義之一，包括必要考慮的人、機構和團體）在一定時期的急劇變化，不時會導致美國國內“戰爭”爆發。例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南方白人的反民權運動，導致了民主黨內部“戰爭”的爆發，從而為尼克松到里根的共和黨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

2016年美國國內的大變革，同樣源于社會力量的急劇變化。具體而言，是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美國社會反移民運動的“如火如荼”。問題是，這一次的美國社會力量急劇變化，就短期而言，使特朗普走向權力頂峰；而就長期而言，美國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并不利于特朗普們或者特朗普們在共和黨內的同路人。且看以下數據：

美國白人人口比例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別為69.1%、63.63%，下降趨勢明顯。而2014年，美國白人、黑人、亞裔、拉丁裔占美國人口比例則分別為62.2%、12.4%、5.9%、17.4%；預計2060年這一比例將分別為：43.6%、13%、9.1%、28.6%。

據此推算，2016年白人人口比例不應高于2014年。但另一方面，2016年大選中白人選民卻占美國選民人數的70%，高于其實際人口比例近10%。

我們再來看看2016年大選中的投票情況。按照族裔劃分，投給希拉里的選民比例分別為：白人37%（白人選民占全部選民的70%，高于其人口比例約10%）、黑人88%（黑人選民占全部選民的12%，基本與其人口比例持平）、亞裔65%（亞裔選民占全部選民的4%選民，低于其人口比例約2%）、拉丁裔65%（占全部選民的11%，低于其人口比例約6%）。

與此同時，投給特朗普的選民比例分別為白人58%、黑人8%、亞裔29%、拉丁裔29%。由此觀之，即便按2014年的人口比例計算，如果拉丁裔和亞裔的選民比例與其所占人口比例匹配，特朗普今年當選總統的可能也會更低、甚至不可能（事實上，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獲得的選民票，已經比希拉里少了超過57萬票：希拉里獲得的選民票為60839992票，占選民票的47.8%；特朗普獲得的選民票為60265858票，占選民票的47.3%），更不用說如今在美國還有1100萬沒有“合法”身份的拉丁裔移民。

從這個意義上說，白人中產階級今年是在為自己的（主體）身份而戰（也許是最后一次有實質意義的發聲發力）。須知，從長期趨勢來看，如果不發生對美國而言具有災難性的移民政策變化（例如開始驅離、隔離移民，這種變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可逆轉。

這種以族裔為基礎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即便是在2016年，也具有豐富的美國國內政策意義——無論是誰當選總統。

僅以移民政策為例，如果特朗普在競選中的“承諾”得以完全“兌現”，無異于會引發真正意義上的美國國內戰爭。這不僅是作為總統的特朗普無法承受之重，更是以移民立國的美國這個國家無法承受之重。更何況，到2020年下一次總統選舉，預計非白人人口還將進一步上升。如今，即便特朗普們還沒有在移民政策上“行動”起來，美國自媒體上已經有人在發出誓言：“今天我們哭泣，但明天我們將反擊”。

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變化導致全球國際政治大變革

在當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纏結在一起的時代，2016年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憤怒”，成為國際政治正經歷大變革的一個很好的注腳。換言之，白人工人階級的“憤怒”不僅是針對美國的精英們，也是針對美國精英們的所謂“不愛國”行為——把大把大把工作崗位輸往他國。

但正如上述美國國內社會力量變化——具體而言是人口結構變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一樣，當代世界的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變化趨勢亦然。由此就會導致美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戰爭”。如果說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是在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未來趨勢而戰——因此長期而言是徒勞的，那么特朗普們將要與外部世界的“戰爭”也是徒勞——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變化趨勢并不以具體個人乃至具體國家的意志為轉移。

當今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變化，體現在實力、制度和理念三個結構維度上。隨著實力結構維度已經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發生實質性變化，新的制度結構也在塑造之中（例如，G7的重要性逐步讓位于G20）；與此相隨的是，歐美政治衰敗之勢日盛，舊的理念結構——西方自由主義俾睨天下——已然松動。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在大選中許下的外交“承諾”——孤立主義，倒是被“兌現”的可能性頗高。這種孤立主義所傳達出的內容，既不同于華盛頓“告別演說”中的精神實質，也難以望“門羅主義”的項背，而是一種“每況愈下”的孤立主義——猶如曾經輝煌的19世紀英國“孤立主義”走向如今孤芳自賞的“脫歐”孤立主義。

換言之，特朗普們要面對的，其實是如何調適的問題——即如何調適自己的角色，以適應正在或已然發生變化的外部世界。

（作者系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