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邀請，臺灣“中研院”院士、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進興到訪北大；其間，接受了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陸胤的訪談，談及自己的求學經歷、研究理路，及政教文史之間的關系。旁人看起來，黃進興“年輕的時候是西方理論觀念的急先鋒，走在最前沿的，現在怎么在批判西方的理論？”他說并非如此，對待西方文化，不可一味排斥，但也不能東施效顰，學些西方所謂文化跟哲學的皮毛；應以持平的心態領略中西文化優點，也看到各自缺點。在孔廟研究之外，黃進興近年著力研究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究竟我的心態跟現代的美國人比較近，還是跟三百年前的顧炎武比較近？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2016年11月11日《文匯學人》刊發了此次訪談的后半部分內容，題為《臺灣“中研院”院士、史語所所長黃進興：我們不能永遠亦步亦趨》，因篇幅所限，刊出時有所刪節。澎湃新聞此次發布的是未刪節版，標題、小標題系編者所擬。

孔廟研究是“一條大魚”

陸胤：我想請您談談孔廟研究。您在臺北孔廟“約會”的故事，已經成為學術界流傳的佳話。然而，除了個人際遇的偶然因素，您從圍繞“觀念”的傳統思想史研究，轉入注重制度儀式和祀典空間，甚至帶有“人類學面向”的孔廟研究，是否也有一條“內在理路”可循？這方面轉變的契機為何？

黃進興：那是一個意外。所以我對方法論不太迷信，我找到孔廟（的題目），完全是一個偶然。后來我慢慢自己做，但剛開始的時候，坦白講，中文系跟歷史系的老先生都不支持。包括到大陸來，碰到一些名學者，他們就說你研究的這個是“臭老九”，是“封建迷信”，你一個年輕學者，不要把時間浪費在上面。所以兩岸學者都不是太鼓勵。

直到后來碰到一個人，對我比較鼓勵，就是張光直先生。我跟他講，自己學問遇到了一個瓶頸，再上去要花很大的力量，所以我想做孔廟。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在“中研院”，那時候他當副院長，我們兩個在一起笑談人生。他說：“聽你這樣講，我直覺地感到，你看到了一條大魚，你要補網把它撈起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當時我自己只是有興趣而已，不知道這個題目可以解決多少問題。當然現在不同了，像我下個禮拜要去清華大學講演，說反思儒教研究，其實是反思我自己。現在我當然會講得冠冕堂皇，套上理論、很多的學術，事實上不是那回事，那是事后重建的邏輯。在當時，我的這個發現過程其實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我就是對它有興趣。你問我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坦白憑良心講，我真的不知道，但冥冥中孔廟這個議題就是你來研究吧，好像孔子一直在叫：研究這個。——也不要講得太神秘，就是一直吸引我，我要一探究竟，所以我就一直做下去。

后來當然有一些初步的結論慢慢出來。有一個洋教授問我：“進興我問你一個問題，是孔廟本身就非常地重要，還是因為你研究它才變成很重要？”他問我這個問題，我也呆了，我說它應該本身就是很重要吧，只是沒有人去注意這個問題。后來我才發現，今天來看，我做的只是很基礎的工作。很多年輕人都做得比我有深度，寬廣得多。孔廟的研究，現在當然還談不上是顯學，但絕對是方興未艾。很多人把稿子、消息寄給我評審，我大概會看得到全世界孔廟研究的動態，包括法國、日本、美國，大陸這邊。所以我常常會審很多的有關孔廟的議題，這批資料讓我了解傳統中國的很多政治、文化、學術，還包括經濟的內容。孔府檔案里面有很多地方，把當時吃了哪些食物、花了哪些錢，明清以來孔廟跟政治和社會的關系，都記載了下來。孔家一直是明代以來很難管，讓地方官員很頭痛的一個家族。有時候孔家又要做點“生意”，常常要求到朝廷去覲謁。他們當然要帶一些地方土產，皇帝就要有所回報，假設我們用金錢來換算，你帶來了一千兩白銀價值的物財，皇帝不能說我給你五百兩，皇帝是回給你五千兩。所以孔家常常要來看皇帝，皇帝就說，可以免了，以后再來，因為來的話，皇帝總是要表示，我高高在上的皇帝，出手不能很小氣的。像這樣，你可以看到很多趣聞。但學問上，一般我們研究儒家哲學、儒家思想，不太看到這些事實，這些事實跟我們今天坊間所寫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是有落差的，就是有不協調的地方，也不能說完全不一樣。

這些政治因素背后，也是儒生在運作。我最近審了一篇文章，覺得很好，他講地方的一個讀書人怎么從祀孔廟。作者抓到要訣，講一個人的從祀，地方上要動用多大力量。比如說水利建設，就要突出這個人的貢獻，還有地方治理，還有他書籍的整理、年譜的編定，從地方官到朝廷京官的關系怎么運作。寫得好極了！他用了很多地方志、大家看不見的資料，把歷史的真實感跟具體感做出來。所以我就極力推薦。在我當初所做的只是一個中心觀點，一個骨架而已，現在一些人就把這個肉填上去了。從祀孔廟的有一百多個人，還有那些罷廢下來的人不算，還有一些中間被提議而沒有進入。你看清代有很多人被提，但是后來沒能進入，這是很可貴的材料。為什么進不了？地方為什么提這些人？好幾個人，我覺得道理上應該進去，但還是沒能進去，就飲恨終身了。又如在清代的時候，荀子已經越來越重要，讓荀子進入孔廟的呼聲已經很高了，但最終還是沒辦法，沒能進去。所以我自己寫一篇《孔廟的缺席者：荀子從祀考》。我有一次無聊打電話到余英時先生，問：“老師你覺得荀子怎么樣？”他說荀子當然非常了不起，漢代荀子還比孟子重要。今日我們常常說孔孟，其實孟子還是一千兩百年后才進孔廟。我說：“你就寫一篇文章呼吁把荀子從祀孔廟。”余先生說：“現代學術哪有人這樣做？你要做你去做，我才不要管這個事情。”——被他訓了一頓，很迂的事情。

陸胤：您前面提到史華慈教授最后的贈言，希望您把中西學問融會貫通一處。您關于孔廟的研究，我感覺還是體現了一些西學的視野。

黃進興：多少有一點，但是我研究孔廟，我老師沒看到，他已經沒辦法知道我后面做的東西。

儒學是哲學，還是宗教？

陸胤：不同于清末民初以來將儒教“去宗教化”的思路，您的研究似乎揭示了另外一種更寬泛的“宗教”定義，讓人想起韋伯（Max Weber）的比較宗教學研究。那么，在世界諸宗教文明的比較視野下，您如何定位“儒教”的特點和位置？儒家從什么意義上可以成其為“教”？

黃進興：清末民初那一代知識分子，剛好遭遇基督教大規模進來。事實上“宗教”這個問題很復雜，那時候基督教在中國的呈現，已經是以私人宗教的方式。而基督教在兩千年來，不完全是這樣，當初也曾經有過國教的階段。但當時這種基督教是啟蒙運動以后改造下來的，所以清末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百姓，從廣東、上海，到山西，他們所接觸的基督教已經都是私人宗教，就是為了個人的祈福——生老病死，財源廣進，科考高中這種事情。這種私人宗教，跟傳統儒教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你不能到孔廟說保佑我考試高中。孔子說言義不言利，你談的不能是自己的私利，應該都是集體、國家的事情——國泰民安，文運昌隆，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國家公共儀式的地方，它是一個公共宗教。所以這就解釋為什么孔廟之外有文昌、梓潼、魁星，為什么讀書人一科舉，就要跑到這些庇護個人考運、學運的地方，而不是要到孔廟去。當然，傳統讀書人小的時候，常常會刻一個三寸的孔子像放在那里，你讀的都是跟他有關的經典，不管是著述還是后來整理出來的東西。但是真正祈求對你私人命運的保佑，并不是在孔廟，而是在文昌、魁星這些地方，所以是另外有一個私人的領域。

清末以來的知識分子所謂的“宗教”，是拿當時的基督教范式當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講，他就說儒教不是宗教。而且后來“宗教”已經變成一個貶義的名詞，跟康有為那時候不一樣，康有為那時候以為西方之所以富強是因為基督教，但是很快一二十年的轉移，整個西方也好，中國也好，宗教成了一個貶義詞。你看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來中國講學，基本上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還有些人是無神論者，尤其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更認為宗教跟迷信等同，是一個要祛除的對象。從名詞的變化也可以看出來，在傳統社會一般講“儒教”，進入五四以后，“儒教”的說法就少了。只有在日本到現在還常常叫“儒教”，所以日本人就覺得奇怪：中國人為什么稱儒家為“儒學”，而不叫“儒教”。

我們認為只要扯上“教”字就是一個貶義的名詞，所以今天這個儒家和儒教，已經完全被知識化，變成一個知識。包括現在的“新儒家”，也很少把它當作一個信仰，當作是宗教信仰更是他們所不屑的。“新儒家”其實是模仿西方哲學的樣式，講得非常精微。而傳統儒家的看家本領，成德的要方，修身的面向，就被擠壓到很少。我也受西方哲學家哈多（Pierre Hadot, 1922-2010）的影響，我有一篇文章，叫《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登在《文匯學人》2014年的某一期上（按：見2014年10月31日《文匯報》）。我就講中國近代哲學的方向，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要走向一個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這個是不是未來中國哲學發展的康莊大道？

你把老祖宗擅長的東西丟了，所以現在有些學人會感覺到，不要把儒家思想哲學化。另一方面，你心里隱隱會覺到，要是把儒家思想哲學化的話，那個精彩跟復雜度，還是比不上近代西方的哲學。為什么教中國哲學的人，即使到現在的西方，也很難進入哲學系，都是在東亞系跟宗教系？這就是西方知識成見對我們的定位。這是西方的認識，他們覺得儒家就是講了一個信仰的斷言，談不上論證，但是我們都很不服氣，你歧視我們，我們為什么不是哲學？

我們一定要說自己是哲學。這也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但是我覺得，中國文化到現在應該有自信站起來。我這個態度，現在常常被人家說是“反動分子”，他們說你年輕的時候是西方理論觀念的急先鋒，走在最前沿的，現在怎么在批判西方的理論？我說不是，在中國，比如唐朝，也是到一定的時候，過個一兩百年，甚至幾百年，才有自信，慢慢到宋明理學，才開始對佛學有一個回應。我們不能永遠亦步亦趨。跟著西方最新思潮，這是對的，我們不是要排外。但是現在也到了一個時候，要平心靜氣下來，理性地思考我們的傳統文化到底有哪些缺點? 哪些優勢? 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它，或者東施效顰，學些西方所謂文化跟哲學的皮毛。這一點是我自己幾十年來接觸西方文化，最終的思考。我自己非常欣賞西方文化，我有時間還是讀讀“蝌蚪文”洋書啊，但是我現在的心態就比較持平，我領略他們的優點長處在哪里，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忽視傳統文化的一些好的地方。不是說對方好了，就必須要用他們的好來說中國的壞，這個態度我是不贊成的。

什么是儒家文化的真正特色？

陸胤：在您有關孔廟祀典的研究當中，指出一般老百姓對于孔子是“尊而不親”，孔廟作為“圣域”，不是所有人都能涉足；像您剛才所說的，在孔子之外，有文昌、魁星等民間崇拜，儒教主要是一種國家祀典和士大夫信仰。然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國學熱”漸起，儒教重新獲得關注，甚至有成為一種全民運動的勢頭，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黃進興：我想大陸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因為兩岸分隔六十年，要談這個問題，就不能一桿子把兩個打在一起。我自己也在觀察這些現象，國學熱，還有更早的“文化熱”。大家現在覺得說，中國好不容易經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可以站起來，總是要找一些自我認同，尤其在文化上面。在文化認同方面，最容易找到的，就是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國學當然遠超過儒家的范圍，詩詞、元曲、藝術、繪畫，這些都是國學，不是儒學可以局限的。

從這個背景來理解，可以知道我們除了要在物質、經濟方面趕上西方，更希望在精神跟文化方面可以與西方有所抗衡，這樣來講，（國學熱）并不錯。但是這種東西最怕跟其他目的發生干系。我覺得應該是要制造一個氛圍，鼓勵大家對傳統文化進行了解和欣賞，但是不要人為地去主導它，主導它的話，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對知識分子會有一個反作用。經過清末，尤其五四運動的洗禮，有多少人從內心真正地由衷地感佩孔子之教？但你敢說孔子學術是不對？這個大家都講不出來。有一個漢學家去世了很久，叫作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他的一些話我覺得還是有些的道理。他說，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在理智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是疏離的，但在感情上還是一種不可言喻的依附。你說作為一個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人，要全盤地去否定傳統文化，我想在感情上是困難的。但是在理智上，你又說不出來它真的是在哪里，尤其在跟外來文化比較，你說它有多大的了不起？以前的一些人，像梁啟超他們講，墨子還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看他們說墨子了不起在哪里，都是用西方的標準判據，像邏輯學之類的來講；也有些人說，孟子非常了不起，使得我們有民本主義，再繼續發展，也許會有民主主義出來，但是他的價值判據，事實上還是西方的民主，不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

現在新儒家很喜歡講“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或者中國文化的特色，道家也講天人合一。但是在講這句話的時候，要非常地小心。因為你從人類學來講，非洲絕大部分的部落都是“天人合一”，即使美國的印第安部落，也會講“天人合一”。我講得很籠統，意思就像艾默生說要跟大自然在一起。你要是用“天人合一”來講的話，真的能凸顯儒家或者道家的學說嗎？這里面當然要進一步地分析了，雖然說“天人合一”，跟非洲的某個部落的天人合一如何地不同，再深入地講，細講，恐怕還可以看出不一樣的地方。但是你若只用一個籠統的觀念，講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特色，就不太夠。所謂特色就是獨特的地方（uniqueness）。這個必須要很謹慎，尤其是做跨文化比較的話，你要知道其他文化真正的情況，而不是籠統，不是概化（sweeping generalization）。這一點，我覺得業師史華慈教授給我很大的警示，他常常講，學者很喜歡說西方文化怎么樣，中國文化怎么樣。這個要非常地小心，西方文化是幾千年，你在講哪里的西方文化，哪一個時段的西方文化？中國文化也是幾千年，領域這么大，你拿出一個人或一種學問，說就可以代表亙古以來的中國文化，這種觀念叫作整體觀點（holistic view），這個是非常危險的。這方面，我受益于史華慈老師，他一直跟我耳提面命。所以當人家在講概化斷言的時候，我總是非常警惕。我們中國文化怎么樣，西方文化怎么樣，這種東西都要非常地注意，仔細分析起來都經不起考驗。到底你真正對西方文化了解有多少？你了解的西方文化哪一部分？藝術嗎？哲學嗎？是文學的哪一部分？西方文學有幾千年，你在講什么東西？

孔廟在傳統中國的地位

陸胤：您關于孔廟制度的研究，揭示了“政統”和“道統”之間的升降。關于傳統政治實踐當中“政教二元體系”的起源和內在張力，前輩學者從不同角度作過梳理。您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從“人類學的面向”，通過考述孔廟制度的變遷，能為我們觀察政教、道勢、德位等二元關系的內涵，提供哪些新的角度？

黃進興：對，我的前輩的學者都講過很多。我的做法是把這些“道統”、“治統”——當然談起來都是恍兮惚兮，概念上當然可以做一些分梳——用一個更具體的辦法，把它們投射到一個有形的制度。這個有形的制度就是孔廟，因為孔廟這個制度綿延了兩千多年之久。把一個抽象恍兮惚兮的概念，投射在一個有形的制度，就像一個溫度計一樣，它的變化就可以落實，而不是只有概念上的議論。我就是利用這個技巧，利用了一個有形的祭祀制度，從這里來觀察，不然就變成口說無憑。我們現在談的（道統），往往成為現代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投射，但它在傳統上的表現，是要在制度上才能看得有血有肉，而且更具體生動。

比如明代的“大禮議”，以前我就很感慨：過去很多中文系的老先生就把這個事件當作禮制來談。但禮制是想象的傳統，（爭論的時候）大家都是利用《儀禮》《禮記》這些材料，在禮制里面找根據，這樣每一家都可以找到根據。所以（同理），我要來討論儒家或“儒教”說到底是不是宗教這個問題，（就要知道）基本上它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哲學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當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問當時的儒家儒學是在哪一個階段？你現在跳過時空，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談儒家或者儒學，它當然不是一個宗教，它已經被解體了，被去宗教化。

你也提到“人類學的面向”，人類學的面向是什么？是一個信仰者的觀點。所以從他們所留下的文字，比如說祭先師文、祭先圣文，你就會看得出來，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講在《儒教的圣域》（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12月版）這本書里，我就用到一些新發現的材料。例如說我以前就看到朱熹還有其他的文人，只要他有科考，做過地方官，他就留下這樣一類文字，叫作祭先師文、告先圣文……等等。這種文章第一不精彩，又很短，常常一頁而已，甚至有時候三四行字。事實上，你會看到朱熹也寫了“辭先圣文”，就是地方官卸任的時候，要告訴孔老夫子，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我那時候覺得，為什么有這些文章？首先文采也不高明，看起來又是有一個定式。后來我又找到元朝、金朝的材料，還有律令。不管文人的文集里面，還是律令里面，地方官視事之前，都先要晉謁孔廟，地方上的孔廟。我就覺得好奇，這兩個都是異族，就是所謂的“夷狄之主”，為什么會規定這樣的制度？勢必在之前的時代早就有了。

后來我有一次去上海復旦大學演講，我就拋出了這個議題。有一位復旦大學的朱溢博士，隔了一年多，突然發一個郵件，說老師你要找的東西我找到了，在北宋文彥博的集子里面，替你找到一個東西。文彥博要到一個地方就任，不知道應該進行哪些祭拜和官方儀式，他的師爺就幫他找，找以前的圖經——不僅有圖，而且告訴你應該做什么，治理這個地方你要有一個根據，哪些廟在哪里，哪些神祇要祭祀。里面記載有一條，必須要晉謁孔廟。你想讀書人都在搞科舉，怎么知道做地方官的辦法？而圖經里面就有規定。到南宋，律令里面就有了相關規定，有了北宋的這一條材料，我就好找了，所以就找到很多。我想這個材料太可愛了，對了解地方行政很關鍵，所以我非把它寫出來不行。后來我越看越多，又找到明清。看《明史》，為什么朱元璋登大統的第一年，就要派人到曲阜去告訴孔老夫子？朱元璋這個人，本來是非常鄙視儒生的，我想這個一定不是他開始的制度。結果我找到元朝的皇帝，就已經規定，凡是繼承皇位的人，一定要去祭告孔廟。所以你看，都是從異族王朝開始的。現在我們到孔廟，文武官員要下馬、車，這是金朝皇帝的規定。反而是外來的人，對中國原來的文化特別敏感。蒙古人剛進來的時候，都是擄掠燒殺，孔廟被燒掉；等到蒙古人要治理中國的時候，他就發現，不行，沒有儒教這個東西沒辦法做有效的治理，所以就開始修孔廟。

最厲害還是滿洲人，他們更敏感，把孔廟的祭典加到無以復加，所以你看康熙、雍正、乾隆。雍正可能是有點心不甘情不愿，他是要追隨康熙。但乾隆你看，我的統計，事實上晉謁曲阜孔廟，不算京師的孔廟，乾隆占了九次。本來一次就夠了，交待交待就夠了，他為什么要九次？這個就牽涉到很復雜的因素。

以前出兵或者打勝仗回來，都要告宗廟、告武廟。你看到最后，看清代康雍乾三朝，他們要干什么？他要告太學，而且遣官要告曲阜孔廟，這些都在這里舉行。所以孔廟的象征是擴大了。原來是很單純的，一個人開始讀書，行個禮就結束了，到唐朝以后，越來越復雜，就是“釋褐禮”。讀書人要改變身份的時候，比如說考上進士，要把平常老百姓的衣服換下來，換上官服。這個動作是在孔廟進行的：我考上進士，今天開始我是官方一分子，不是民間老百姓了。到明清，因為舉人的關系，就變成在地方孔廟舉行這個禮。

還有一個例子，叫哭廟。我們讀書人受了地方官的欺負，就去哭廟，在明清以來的東南地區是相當盛行的。只要有這樣一個舉動，地方官就沒辦法私了，就吃不了兜著走。對讀書人來講，我沒有錢，沒有權，沒有勢力，但我做哭廟這個舉動的話，官員就有麻煩，朝廷就要派欽差大臣，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地方孔廟已經變成保護士人的一個精神堡壘，我就哭給孔老夫子聽，我受到冤屈，我受到壓力，這是一個抗議的舉動。所以你越了解它，越知道孔廟在傳統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不但讀書人，對統治者也是如此。康熙帝寫了“萬世師表”，孔廟要掛上去，就要照那個方式，找最好的木頭，趕快來臨摹，知道這個東西要怎么刻上去。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可以透過中央來控制地方。這些御賜的匾額，當然在太平天國、“文革”等運動中被破壞掉很多，唯一殘存的實物，就在臺南孔廟。

我的書里提到過，孔繼汾作《孔氏家儀》，被族人告到皇帝去，兩千年來那個“家儀”變化很大，他要整理整理，結果跟族人不合，就被告了。朝廷馬上深加追究起來，幸虧他死了，從墳墓把他挖出來，鞭尸，九條大鏈捆一捆，再放回去。幸虧他死了，要是沒有死，那還得了？你看朝廷就講，這個不是你孔家一人的事，這是國家大典，不是你可以師心自用、一家自主的東西，它完全都已經官方化了。

到了民國初年，我舉的例子是劉大櫆（夢醒子），在山西。你看他最可笑，他留下了日記，寫到民國二年，還說“人生至死，沒有吃一塊冷豬肉”，非常遺憾。都“夢醒”了，已經到民國了，還擺不脫那個。從中可以慢慢看到比較生動、真實的傳統社會。《儒林外史》不用說了，這些東西都可以反映傳統讀書人的心態。不是道德的善惡，而是人生的百態，《儒林外史》有一個章節也談到孔廟。

陸胤：我注意到您近幾年的研究，漸漸轉向“清末民初的道德意識”這個新領域，并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從理學到倫理學》一書。我拜讀此書的感受是，您似乎并未采取時下流行的學科史或知識轉型研究的路數，而是更強調“意識”和“思維結構”的轉化。比如您分辨從宋儒貶低“有心為善”到現代學者注重“有意識的向善”的變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否簡單描述一下這種道德意識轉化的趨勢？

黃進興：坦白講，這個題目跟孔廟是差不多同一個時候開始的。只是人的精力有限，我一定要處理孔廟的研究到一個階段，才回過頭來做。其實我二十幾年前就想寫這個。就像我在序言所講，我到美國去的時候，就問自己：究竟我的心態跟現代的美國人比較近，還是跟三百年前的顧炎武比較近？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當然我覺得，在某些現代中國人來講，包括現在的大陸學者來講，很多思維方式，恐怕都比較接近所謂近代西方的一些新的想法。你要講衣食住行，你看我們兩個穿的，哪一點是傳統中國？都沒有了。但是你要講精神價值的話，就難以說清楚，講明白。

試舉我媽媽的例子，我媽媽九十歲過世，她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只讀到小學畢業。他們那一代很難的，女的能夠小學畢業，在臺灣就很不容易了。我寫到她有一次生病的時候，長期臥床，要吃藥，吃藥很辛苦，她不愿意吃。我說你一定要吃，醫生說的，就要強迫她吃。她就說：“我有‘人權’，我可以不吃。”她一講這話，把我嚇一跳，她這么老的人，怎么會用“人權”這兩個字來駁斥我。可見“人權”這兩個字，已經深入到華人心靈的底層。她不會說兒子因為你要孝順，所以你不能這樣。她用“人權”二字來罵我說，我有人權我可以不吃。所以那時候我就感覺到，這個不是只有知識分子說說而已，一個這么老的人，九十歲的人，沒讀什么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人權論》什么的，還是很直覺地受這種影響。（這些新概念）已經深入到大眾文化的語匯去。就像有一次我在香港坐計程車，一個師傅就說，我們現在處于“后現代”的時代。他看起來是四五十歲，是一個司機而已，竟然“后現代”瑯瑯上口。可見這個“后現代”也滲透到人心里去了。所以上下之間是一個交匯，有時候民俗文化上升變成精致文化的一部分，所謂精英的一些思維，有時候也普及化為大家的想法。所以并不是一個截然兩分的世界。

后來我看到美國有一位任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華裔學者，他最近做一個測驗，對大陸人做了一二十年的調查，主題是大陸道德思維的變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我的書，大概是不謀而合都提到：中國大陸有從一種群體的人倫的思維，朝向一個權利的個體的思維這樣的趨勢。

在歷史與文學之間

陸胤：最后的問題：我是文學系出身，讀您的著作還有一點特別的體驗，就是您的文字不同于一般史家撰述，別有一種“潛氣內轉”在里面；而且在學術論文之外，還另有一副散文筆墨，據說將來還會寫小說。聯系到您對后現代史學理論的研究，突出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歷史語藝學”，對于史學中“敘事的復興”更是再三致意。在您看來，“歷史”和“文學”是怎樣一種關系？在當前史學日益社會科學化，借重數字技術、量化手段的分析史學仍然大行其道的情勢下，敘事史學有無可能成為一條有效的學術路徑？

黃進興：傳統中國文史不兩分，最經典就是司馬遷的《史記》，文采斐然，他也是歷史經典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至于我自己，從小本來是想學文學的，跟您應該是同行，后來高中受了一個歷史老師的影響，才改學了歷史。曾經有位出名作家跟我講，他說你一輩子沒有搞清楚自己的才能在哪里。你應該是一個文學家，不是個學者，但是你怎么誤入歧途去當一個學者？另方面，我并不習慣做行政的，這也不是我人生的規劃，也不是我人生的價值所在。我希望趕快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寫小說。但因為一直做歷史研究，沒辦法（搞文學）。我這個人比較笨，一心沒辦法兩用，比如（沒辦法）左手寫散文，右手寫學術文章。即便是做研究，我現在做著一個東西是西方的，中國的東西就全部忘記；我要做中國的東西了，西方的東西也都不介入。我最近寫了一個俏皮的小文，關于王冕，就想在文學的真實跟歷史的真實之間，做一點探索。我們常常說歷史要去“考鏡源流”，要知道歷史真相，事實上也是沒法做到的。我這個小文就講，你從文學的取徑，反而更能夠把握到這個所謂的歷史真實，能看到人物真正的心志（ethos），他這個人真正的精神特質。

我寫文章，會比較注重布局和文字，我會把它當作一個文學的東西來處理。我的文字并不是特別漂亮，人越老詞匯越少，常常為了一個詞匯在那想啊想，找不到適當的詞匯表達我內心的意念，但是我總是希望把文章寫得有一點符合美學的感覺。

像懷特說的，歷史和小說，同樣都是自然語言。歷史號稱要追求真實，文學是要追求美或者善，但是我覺得所謂歷史上真正的真實，坦白講也遙不可及了。我那篇小文，就是用王冕做個例子，用了這么多的原始資料，但還是沒辦法百分之百確定它的真實性。我關注他這個個案所牽涉到的復雜性，覺得他可能是遭受到比較不幸的劫數，但是落到文字上，人家就可以挑剔你，那是你自己想象的。因為綜合上給我這樣的感覺，他是遇難而死的可能更大一些，當然也可以想象另外一種可能。

文學在這個意義來講，比歷史還要真。

（感謝陳茂澤同學協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