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原標題為《全球化、地方自治與美國大選》，其中部分內容曾以《特朗普勝出：不必對全球化太悲觀》為題發表于《鳳凰評論》，后作者進行了大量增補，即成此文。

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的結果可謂令人大跌眼鏡，很多人都不看好、民調當中也處在不利地位的特朗普，居然獲得了大勝。有專家分析，此前人們對于希拉里如此看好，對特朗普如此看衰，很大原因在于人們的眼光都被主流媒體吸引走了；關注一下非主流媒體和自媒體的話，會發現特朗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是相當高的，這個領域的聲音很多都是期待著特朗普能帶領美國走出目前的困境。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主流媒體上不大聽得見聲音的沉默的大多數，居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逆襲。

這個逆襲的結果，是繼英國公投脫歐之后、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大潮的又一個新鮮例證。有意思的是，仔細觀察一下會發現，這一輪逆全球化與以往不同。以往的反全球化主力拉丁美洲，在去年以來左翼力量式微，右翼政權紛紛上臺，對全球化的態度明顯更加積極；而原本的全球化的主力推動者發達國家，反倒在最近這幾年陸續開始呈現出反全球化的態勢。這樣一個態勢，正說明了全球化當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要素，即，分配問題對于政治的影響，對于此種影響的歷史分析，會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

為什么反全球化態勢從拉美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關鍵是財富分配問題

全球化并不是近年才開始的，而是始自地理大發現，遠洋貿易的發展帶來了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市場”，全球化的進程轟轟烈烈地展開。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國家通過三角貿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最終發生了工業革命，從而一舉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業革命使得人類獲得了從未夢想過的經濟發展速度，人類財富極大增加，社會結構急劇變化，西方世界從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在此過程中，滾滾而來的財富的分配問題遂成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當中，財富分配雖然很不平等，但是擁有財富的貴族，其財富上附著有很多的社會義務，窮人因此能夠分享到財富的好處，社會不至于產生撕裂。但是工業社會當中，現代法權意義上的財產權建立起來，財產上附著的社會義務都被剝除，窮人因此喪失了在過去的時代所能獲得的財富使用之分享機會，社會于是開始產生了階級對立，嚴重到一定程度，就會走到要發生社會革命的地步。社會主義的理念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浮現出來。

但是，西方社會的分配問題，在19世紀并不是通過社會主義運動解決的，而是通過經濟的發展解決的。這種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技術創新、工業革命，它使得經濟發展的效率變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對外征服的能力也因此變得更強，讓西方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可供內部分配。財富分配的主要途徑也不是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過技術革命拉動出新的產業部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工人階級便能夠獲得更多的收入。比如，蒸汽機的發明，拉動了采礦業和冶金業有更大的發展，拉動了鐵路事業的發展，拉動了遠洋貿易的發展等等。或者，內燃機的發明，拉動了汽車產業的發展，拉動了橡膠業、石油化工產業的發展、拉動了公路建設的發展，等等。如此一來，則創新部門在此過程中可以獲得超額利潤——依照熊彼得的概念——而其他被拉動出來的部門至少也可以獲得平均利潤，并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西方社會滾滾而來的新財富的分配問題因此而獲得解決。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產生的分配問題，引發這些地方的政治與社會的動蕩，則會在西方國家的對外擴張與征服當中，被壓制住。這一壓制過程，反過來也激發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識與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戰之后開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風起云涌。

二戰之后，西方社會又發生了原子能、航天技術、電子技術等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繼續用創新的辦法來拉動新的產業，全球化的進展可以給它們提供更大的市場，所以它們會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國家，在沃勒斯坦所說的“中心-外圍”體系當中，并未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對于全球化并不熱心；其本國在全球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通常是礦業、種植園等等第一產業——往往處在一種飛地經濟狀態，與西方世界的聯系比與本國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這樣一種經濟結構，就會在非西方國家的民間社會引發較強的反全球化沖動，這是左翼政權在這些地方一直很風光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進入到20世紀后期和21世紀初，全球經濟格局出現了一個全新的變化。西方世界進入了又一輪的創新周期，這一次的創新已經超越了以往的工業技術創新的階段，而進入一種不太容易清晰進行產業劃界的創新——諸如蘋果、谷歌、臉書、特斯拉等等模糊了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界限的產業創新。此種類型的創新會有一個特征，就是它必須能夠迅速地用各種全新的創意來不斷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創意，觀念層面的創新遠遠大于生產層面的創新，于是它就必須將生產流程外包出去，否則創新的效率會大受影響。

中國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獲得了迅速的崛起。通過承接來自西方的生產外包任務，中國經濟以一種非線性的速度，在21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西方的新一輪創新經濟于是帶來了一種很怪異的結果，它仍然能夠拉動大量的產業發展，但是被拉動出來的產業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國。這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卻并未讓西方本土的工薪階層同樣受益。

創新經濟本身的超額利潤仍然存在，它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從總量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細看其內部的分配結構的話，卻會發現社會的貧富分化正在拉大。西方社會的草根階層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并未獲得相應份額的收入增加，他們直觀地會感受到，是中國人奪走了他們的就業機會。于是，西方社會的內在撕裂開始出現了。精英階層在全球化過程當中，繼續大量地獲益，通過在全球尋找工業生產的成本洼地，而讓本土的創新經濟源源不斷獲得動力；而草根階層并無法參與到這種財富的分配當中去，甚至不斷地有受損感。這樣一種社會撕裂，是近年我們可以看到的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呼聲日漸高漲的重要原因。也是特朗普在大選中不斷地打中國牌能夠卓有成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可以說，這一輪創新所帶來的社會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幾次創新，它大概很難通過衍生出來的產業拉動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內部通過經濟途徑完成財富分配上的再均衡。既然經濟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會被提上臺面，以對沖掉經濟過程所帶來的問題。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曾經談到過，在西方近代工業革命大規模發展之際，保守的力量如何對抗工業經濟所帶來的社會失衡問題。可以說，正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們在后來所看到的歐洲發展，自由主義發展著經濟，保守主義保護著社會，兩者保持恰當的均衡，現代政治當中的“權利”才得其正。至于這個恰當均衡的均衡點究竟在哪里，可以說，誰都無法預先說明白，只能在具體的歷史和政治過程中，等著它自動地浮現出來。特朗普此次的上臺，頗可以與波蘭尼所關注的保守主義的對沖作用相比擬。

希拉里代表的是美國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階層，特朗普這個大富豪，其政綱代表的卻是美國的草根階層。這個草根階層在主流話語當中難以有效地發出聲音，但是其訴求卻被特朗普敏感地把握到了。從經濟學的理想狀態來說，全球化的繼續發展，終將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均衡效果，使得美國的草根階層也能同等受益。但是這種新的均衡究竟要用多久呢？凱恩斯曾經說過，“從長久來看，我們都將死去”，將均衡結果推到過于久遠，就會在實際上讓其喪失對于大部分人的說服力。號稱能夠解決眼下問題的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綱，于是就能夠獲得受損的人們的追捧。草根階層因此將選票投給了主流媒體并不看好的特朗普。

別把自己喜歡的叫民意，不喜歡的叫民粹：倘若自由如此脆弱，它就不配存活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這次的選舉結果會構成美國政治的一次重大挫折嗎？筆者完全不會做如此推論。

美國的政治決策機制決定了，特朗普的大嘴巴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綱，最終的實施并不是他自己能說了算的，而是要受到更復雜的制衡機制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支持自由主義的朋友們大可不必對于特朗普的上臺感到多么難過，仿佛自由主義走上了末路。倘若美國如此脆弱，它就不是美國；倘若自由如此脆弱，它就不配存活。實際上，自由恰恰應該是最為強韌的，否則它面對自由的敵人根本無力保護自身。即便自由派并不喜歡特朗普，但美國的制度設計上并不會排斥特朗普這種人，愿意認同這種制度，就要愿意接受特朗普上臺這種代價，沒有兩頭都能占著的好事。——更何況，這究竟是不是代價還很難說，在大選結果揭曉之后，美國股市反倒漲聲一片，經濟界已經表明了態度。倘若拒絕接受這種代價，認為特朗普天然就該被排斥出去，那么這已經不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態度了。畢竟，能夠兌現美國夢之承諾的，從來不是具體的哪個人或者哪一派，而是超越所有個體和派別之上的制度。特朗普倘敢在實質意義上挑戰這一制度的話，美國的司法機構和暴力機構會分分鐘做出反應。認為特朗普上臺便會導致美國前途灰暗，無疑是對美國的一種極為膚淺的理解。

同時，也完全不用因為這次共和黨同時拿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個中央行政分支而感到憂慮。因為美國的制衡機制并不僅僅是基于中央的三權分立，同時——甚至在更根本意義上——還基于地方自治，中央權力的正當性完全來自自治的地方，中央是不敢、也無法挑戰這一原則的。從另一角度說，美國的地方自治的最強大基礎恰恰在于那些態度保守、信仰虔誠的鄉鎮居民。他們可能文化不高，眼界不廣，但也正因為此，他們不會信任來自無論哪一陣營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更愿意堅守信仰，服從自己的鄉土經驗所教給自己的直覺判斷力。他們恰恰是這次特朗普的大票倉，也可以說是特朗普上臺的政治基礎。換句話說，特朗普的政治基礎，恰恰是構成美國的自由之基礎的地方自治的力量，所以特朗普勝選也可以說是美國的自由的一次勝利，這很可能與自由派的直覺相反。特朗普的選票數量，證明了這就是民意。我們切不可把自己喜歡的才叫做民意，而把自己不喜歡的就叫做民粹。倘若是這樣，那也就用不著民主這個勞什子了。更何況，民粹是要用一種意識形態口號來煽動底層的，而特朗普的政治基礎恰恰是一群不會信任意識形態口號的人，用民粹來形容他們，實在是不得要領。

全球化的自我矯正：對于危機的直面，是解決危機的前提

進一步的一個問題是，特朗普勝選，會構成全球化的一次重大挫折嗎？筆者同樣也不會做如此推論。

咨諸歷史，可以看到，全球化從來都不是線性前進的。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拉動著人類總體福利的更高速度的發展，但倘若落實在具體區域來看的話，它經常會在某些區域引發一些很不可欲的經濟-社會不均衡，并引發區域性的危機。這些區域的受傷害者可能會進行一種自力救濟的努力，一如前述，倘若無法通過經濟手段消化掉不均衡，便要通過政治手段來自力救濟。這種自力救濟有著高度的正當性，因為沒有哪個區域、哪些人群天然地就應該為其他人而犧牲；當然，人類也沒有義務和能力一定要照顧特定的區域或人群。所以，這種意義上的自力救濟，便是值得認真對待乃至值得敬重的一種努力。它從外觀上看來，有可能像是全球化的倒退；但實際上，這些人群不會真的從全球化中退出來，因為倘若退出全球大市場，其經濟能力會大大受損，進而損害到其自力救濟的政治-財政能力。他們只是在努力克服本區域的不均衡而已，即便他們未必對此有清晰的政治自覺，但其政治效果無疑會是這樣一個方向。這頗類似于波蘭尼所談到的那些保守主義者在現代化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只不過此時的“保守主義”是以國際政治的方式呈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讓全球化所帶來的福利以更加可欲的方式完成其分配過程，全球化才能以更加可持續的方式繼續向前推進。

同樣，具體的某一個自力救濟的努力，是不是一種合適的方式，這種意義上的“保守”（逆全球化）與“自由”（全球化）的均衡點究竟在哪里，也是無法預先設計出來的，只能在政治、歷史過程當中等著其自發地浮現出來。特朗普的方式，有可能是一種不合適的方式，但實際上外部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一個絕對堅實的判斷標準來斷言，特朗普的方式一定是個壞方式。特朗普以一種不那么“政治正確”的方式，將危機給直白地揭示出來了。對于危機的直面，是解決危機的前提，這是全球化的自我矯正的必要過程。特朗普的政綱有可能并不是解決危機的藥方，但是他以比希拉里深刻得多的方式，讓人們不得不直面問題。從這個角度說，此次讓人大跌眼鏡的大選結果，很可能正是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而必需的一次深蹲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