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唐納德·特朗普引人注目地戰勝了希拉里·克林頓，這顯示出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上，美國民主仍舊在發揮作用。特朗普出色而成功地動員了一大批被忽視、未被充分代表的選民——白人工人階級，使他們的議程成為這個國家最優先考慮之事。

不過，他現在必需兌現自己的承諾了，而這恰恰是難題之所在。他辨識出了美國政治的兩大真實難題：其一，日益嚴重的不平等，這對舊有的工人階級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其二，組織嚴密的利益集團對政治制度（system）的控制。不幸的是，對這兩個難題，特朗普都沒有解決之道。

導致不平等的原因，首先是科技的進步，其次是全球化，后者使美國工人和其他國家的億萬人一道競爭。特朗普許下了奢侈的諾言，聲稱要讓工作重新回到美國，回到制造業和煤炭業。他認為只要摒棄目前的貿易協議（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或是放松環境管制，他就可以說到做到。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的是，當美國制造業的就業情況每況愈下，制造業本身其實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一直在擴張。于是，這里的問題在于，是那些高度自動化的工廠承擔了美國本土的工作。與此同時，煤炭業被排擠出局，與其說是因為即將離職的奧巴馬總統的環境政策，不如說是液壓破碎法引起的天然氣革命所致。

特朗普政府能夠實施何種政策來扭轉這些趨勢？他要控制美國公司不讓它們采用新技術嗎？他會設法禁止美國的跨國企業投資海外工廠嗎？要知道，這些跨國企業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外國市場。特朗普手頭唯一真正的政策工具是懲罰性關稅。但懲罰性關稅很可能會引起貿易戰，從而損害出口部門的工作機會，影響蘋果、波音、通用電氣這樣的公司。

強大的利益集團控制著美國政府，這是一個真實的難題，是我在《美國的政治衰敗或更新》（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一文中所說的政治衰敗的源頭之一。然而，特朗普對這一難題的首要解決方案只是他自己這個人：他太有錢了，所以不會被任何特殊利益收買。這顯然不是什么可持續的修復之法，且不說他本人亦有過一段為了自身利益而操縱制度的歷史。他還提出要禁止前聯邦政府官員重新回到私營部門當政治說客。但這治標不治本，問題的根源是：在政治領域有數量龐大的金錢。在這一點上，他沒有拿出任何實在的計劃。因為任何這樣的計劃都不可避免地會要求推翻最高法院關于巴克利訴瓦萊奧和聯合公民案（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的裁決，即推翻這樣的說法：金錢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因此受到憲法保護。

唯有猛烈的外部沖擊（shock）才能修復美國衰敗的政治制度，才能打破目前的平衡，使真正的政策改革變得可能。特朗普的勝利的確算得上是一次沖擊，但不幸的是，他只能提供傳統的民粹主義-獨裁主義藥方：相信我這個擁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吧，我能解決你們的難題。就像貝盧斯科尼政府給意大利政治制度帶來的沖擊一樣，這里真正的（real）悲劇是浪費了一次實現實際（actual）改革的機會。

本文原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