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下午，在美國大選結果揭曉之后，中國兩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與林毅夫教授之間就產業政策問題進行了一場精彩的PK。林毅夫強調政府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說明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問題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如何成功地應用產業政策。張維迎認為由于人的無知無恥，產業政策行不通，基于企業家重要性的認識，對林毅夫的“第一個吃螃蟹說”、“要素稟賦說”，“比較優勢說”等進行了批駁，指出產業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外部性”與“市場失靈”都是不成立的。我們說，在經濟學發展的歷史上，不乏不同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如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辯論，哈耶克、米塞斯與蘭格等人之間的社會主義大辯論，以及更早的門格爾與德國歷史學派之間的辯論，張林兩位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在辯論的內容上與這幾場辯論有某種類似性。兩位經濟學家雖然是在辯論“產業政策”，但“政策”的背后是理論，是方法，理論與方法最終決定政策。所以，與其說他們是在辯論政策，不如說是在辯論理論與方法，比如林毅夫是實證主義或歷史學派的方法，張維迎是理論與邏輯的方法。下面進一步從經濟學方法角度說明為什么產業政策是靠不住的。

“目標-手段”方法的錯誤使用

當林毅夫教授談產業政策的時候，隱含了政府的目標就是大眾的目標，政府的目標實現了，大眾的福利也就改善了。但這里有兩個錯誤的前提假設，一是政府知道無數個體的目標是什么；二是不同人的目標（偏好，效用）是可以加總，可以比較的。用單一的目標去代替無數個體的目標是不成立的，也是背離經濟學常識的。經濟學家談目標與手段時只能是從無數個體的目標與手段出發去談，而不能從經濟學家自己的目標與手段出發去談，那意味著別人都被你“代表”了。產業政策與其說是滿足無數個體的目標，不如說是滿足政府（經濟學家）自己認為重要的目標。

在這種“目標-手段”方法中，“市場”實際上被看作是一個“抽象的整體”，是經濟學家可以“整體”把握的東西，有了這樣一個虛構的整體性市場之后，自然地，經濟學家（政府）就可以對它做出“最優的”反應，制定相關政策。然而，真實的市場是由無數的個體與規則構成的，不能視為一個整體，政府達到自己的目標并不意味著市場其他主體福利的增進，“產業政策”所采用的“目的-手段”方法明顯地忽視了上述事實。

在林毅夫教授的理論中，除了“市場”概念是“虛”以外，“要素稟賦”的概念也是如此。林毅夫認為政府可以根據要素稟賦選擇適當的產業，然而絕不存在客觀意義上的“要素稟賦結構”（只有無數個體的目標與手段），如有的話，那也只是某個經濟學家（或政府）眼中的稟賦?！胺A賦”只存在于個體的頭腦中，只有個體認為某種資源可以被他用于實現某個目的時，該種資源才會構成他的“稟賦”，這也同樣適用于林毅夫強調的“基礎設施”。如客觀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就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話，那么全世界都會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就是非常簡單的事了。中國并不是投資基礎設施取得了成功，而是如張維迎所強調的，是大眾獲得了發揮創造性的自由取得了成功，基礎設施應該視為市場本身的產物。同樣，對科研來說也是，科研更多地是科研人員好奇心與創造力的產物，不是政府的金錢能夠激勵出來的。

在市場中，企業家根據價格利潤信號做出反應，調整自己的目標，那么制定產業政策的政府根據什么制定目標呢？政府（經濟學家）顯然不是根據價格或利潤信號確立目標，而是根據自己認為的重要性確定目標的。如果僅僅是提供法治等純粹的“公共品”，那么政府不對價格作出反應沒有什么問題，但實施產業政策意味著參與資源配置，這時如不把價格、利潤信號考慮在內意味著資源的胡亂配置。

另外，任何產業政策背后，都預設了市場的“缺陷”，這我們就要問了，經濟學家憑什么說市場存在缺陷，或某個產業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實際上，他們虛構了一個并不存在的“理想市場”，用這個“理想市場”去參照現實，由于這樣的“理想市場”完全是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知識設想出來的，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有不同的“理想市場”，這也意味著他們設定的產業政策的目標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甲經濟學家說這個產業需要扶持，乙經濟學家會說那個產業需要扶持，他們可能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也即普遍適用的產業目標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

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撇開“規則的合理性”談“目標的合理性”沒有意義。只有存在約束政府行為的規則已經存在的情況下，討論目標與手段問題才有意義，如這樣的規則不存在，意味著政府可以制定任何自己想要實現的目標，采取任何自己想要采取的手段，這是相當可怕的。這里所談的“規則”是指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主體都受之約束的那個一般性規則，也可稱之為“元規則”。這種規則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政府該制定什么樣的目標，該實施什么樣的手段的問題，它是政府采取任何行動的前提，而這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被林毅夫教授忽略了，或他在“方法上”假設這樣的“元規則”已經存在。

雖然林毅夫教授也會涉及制度改革問題，如在“產業政策思辯論會”上他說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法律、制度等均不健全，需要不斷完善，但他在討論制度改革問題時，是把“制度改革”作為“目標”來談的（和“產業政策”的目標類似），也就是說，他不是在“元規則”的層面談制度改革，而是在“元規則”之下的“政府層面”談制度改革。假如沒有元規則，無論是“產業政策”的目標，還是“制度改革”的目標，政府都有可能為所欲為。在“元規則”的規范下，政府如何確定目標，那是政府官員的事，與經濟學家無關。

林毅夫教授在提“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時預設了（制定產業政策的）政府是獨立于市場的，是處在市場之外的一個東西，這是對市場的嚴重誤解，市場是法治、秩序概念，其核心是所有主體都遵守的“元規則”，假如有某個主體可以獨立于市場，那也意味著它是不受“元規則”約束的，是可以為所欲為的。盡管經濟學家不會贊同政府的“胡作非為”，但不得不說，產業政策在“理論上”支持了政府的“胡作非為”。

客觀價值論

以上的論述表明，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不應是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產業政策）目標，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不同主體之間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協調，使得分工合作的效率更高，我們能夠以成本更低的方式獲得所需要的產品。實際上，即便對政府自身而言，假如沒有分工協作所創造的財富，它將沒有財政收入，從而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知識分散在無數的個體之中，把無數個體的知識利用起來，社會的福利才能增進，市場正是分散地利用每個個體的知識的機制，而“產業政策”假設政府可以“集中”地利用知識，這與知識的分散性是不符的。市場分散地利用知識比政府集中地利用知識更有效，這其實是“分工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產的效率”的另一個說法。分工要求每個主體按照市場價格信號行動，而如上所述，政府對價格信號不敏感，產業政策不是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的產物，這意味著產業政策很有可能會阻礙分工，降低總體的效率。

假如說分工合作（協調）是大眾福利增進的關鍵，那么，在遵循一般性規則的基礎之上，充分發揮個體的創造性又是分工合作得以可能的關鍵。企業家的每一個行動，都是一次“協調”，比如商人的每一次交易活動，都使供需雙方的目標得以實現，使雙方的效用都得以增進，相反，如果僅僅是生產出產品，而不能為消費者所接受，那就不是福利的增進，而是社會財富的浪費。所以，“利益”是效用的滿足，是一個主觀意義上的概念，這一點很重要。然而，產業政策的支持者從“客觀”的角度理解利益，他們認為某個產業被扶持起來時，大眾的利益就增進了，沒有考慮到“產出”是不能與“利益”劃等號的。

當大眾的需求被“經濟合理”地滿足時，才是社會福利的增加，這需要企業家去發現，去創造，去撮合供需各方，當然更離不開價格的作用。政府配置資源與企業家配置資源有根本的區別，除了對市場信號不敏感外，還在于政府沒有機會成本意識，沒有利潤核算，因此，即便政府真的成功地扶持了某個產業，它在事實上也可能是消滅了財富，而不是增加了財富，所以我們不能從“看得見的方面”去衡量政府產業政策的成功。

產業政策不僅通過破壞價格損害市場效率，而且還通過破壞道德損害市場效率。良好的協調依賴于制度，其中最基本的是道德，而“產業政策”將對道德構成根本性的破壞。因為“產業政策”意味著確立了一個集體的“目標”，“實現目標”的重要性已經壓倒了“道德”的重要性，任何人只要他的行為有助于實現政府設立的目標，那么無論他的行為是多么的不道德，也被視為是合理的，正當的。實現一個人為給定的目標來獲得利益與實現自己的目標來獲得利益，其道德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在后面這種情況下，假如一個人采取了不道德的行為，那么他將受到市場的懲罰，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

結語

與計劃經濟一樣，產業政策某種程度上也是錯誤思想的產物?！澳繕?手段”的方法僅適用于魯濱遜世界，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問題不是主體（如政府）如何最優地實現其目標的問題，而是不同主體的目標（行動）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其中必然牽涉到“相對的”成本與價格，林毅夫雖然也談價格與成本，但明顯是誤用。

另外，支持產業政策的學者不是不重視市場的作用，但問題在于他們不理解市場的含義?！罢迸c“市場”不是并列關系或對應關系，政府只是市場中的一個部門，與政府對應的是“其他市場主體”，而不是“市場”。政府與其他主體在共同的一般性規則下構成了“市場”。所以，我們要慎用“政府與市場”這樣的“修辭”，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林毅夫）以及“政府主要在提供公共產品中發揮作用，市場主要在配置資源中發揮作用”等等這樣的說法，這些都是有誤導性的，是對市場的誤解?！靶揶o”的改變是觀念變革的重要一步，對中國改革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