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李師景林先生榮休的消息，雖說不上有多么意外，卻還是內心一震動，往事紛至沓來。

1985年，又或是86年，我第一次在吉林大學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史課堂上見到了剛剛碩士畢業留校任教的景林師。作為主講先秦哲學的老師，景林師是這門課程中第一個登場的老師。很多年后我還是驚訝于“初登講壇”的景林師那種老成持重的風范，后來才得知他原來曾擔任中學老師多年。

景林師的課堂上，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在自然與文明斷裂與連續的視野中對于“絕地天通”的解釋，那是我此前聞所未聞的。很快，我與景林師熟悉起來，并有了與他的“過從”——確切地說，景林師當然是我大學四年中最為重要的一位老師。那時，我最感興趣的是中哲，先是在景林師的指導下寫作了一篇題為“王弼貴無論述義”的學士學位論文，接著又毫不猶豫地報考了中哲方向的研究生。

那時，景林師正處于學術上開始起飛的階段，每有論文殺青，他都會送我油印本，有時還有發表后的抽印本。間或還會在油印本上寫上題贈，或是在上面做些修改，記得有一篇“儒家心性論述義”就是如此。景林師發表文章的重要陣地是《吉大學報》和《孔子研究》，在學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好像是關于荀子哲學的。景林師的文章，如同他之講課，細致入微而又娓娓道來，而其文字雅凈，舉重若輕，無疑是我師法的典范。

后來，景林師搬到了八舍旁剛落成的青年教師公寓，我時不時會跑去和他聊天。那時我對于馮友蘭先生剛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四、五冊特別佩服，而景林師則似多有保留，其“豪言”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似無形中打開了一片天地。

與景林師的聊天，除了“學問”，自然也會涉及個人生涯和“出處”“去就”。1988年春天，因為外語差幾分，我考研失敗了。景林師知道后積極為我出主意，想辦法，雖然其籌劃最終并未成功，但他的古道熱腸讓我頗為感動——那時吉大哲學系缺少教佛學的師資，景林師設想過把我送到社科院哲學所跟張春波先生學佛教，再回吉大任教。這些事，如今回想起來頗有“如夢幻泡影”之感，但都真實地發生過。

景林師對我的扶持并沒有隨著我畢業離開長春而結束，無論我在舟山工作，還是在上海社科院讀研，甚至在杭大攻博，期間我們都保持著書信聯系。“小叩大鳴”用在景林師身上很合適，他寫給我的信經常不短，甚至很長，我不禁猜想他或許是剛剛完成了一篇論文的寫作，精神很放松；又或者在醞釀某篇文章，所以思路很活躍。年前，我在從紫金港運到舟山的書籍和文件中翻出景林師給我的一些信，其中一封最后寫道因為手抖不能疾書，所以不能多寫。我當然是一直記得這句話和這一幕的，對照自己作為師者，總難免有些慚愧。

1993年秋天，我來到杭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確定以彼得·斯特勞森（Peter Strawson）作為論文的主攻對象后，開始四處尋覓斯氏的原著，居然還曾寫信向景林師求救。當時The Bounds of Sense這本書特別難找，最后是景林師幫我在吉大哲學系資料里找到的——曾在吉大短期任教的周柏喬先生在那里留了一些復印資料，于是我做博士論文用的那部斯特勞森的“康德書”就景林師在復印件上幫我再復印的。

畢業離校時，景林師曾把77和78級學生臘刻油印的鄒化政先生的康德哲學講義送給我，慷慨曰：對康德哲學，我也已經把握得差不多了！回想起來，我之所以會向景林師求助，多半是因為直到其時，我也還是像個小孩子一般與他無所不談吧。

在我博士畢業從教若干年后，景林師從長春轉到了帝都任教。于是我每到北京就多了一個去處。那以后，景林師的“事業”上又上了一個臺階，學問上漸臻爐火純青之境。有一次，我送給他自己編譯的一部書，附錄里有篇我寫的文章，記得是在他家里，他翻了翻，一語就點破了我的要點和“命門”。

更多時候，我都是和在京工作的朋友一起去看景林師的，一次是和趙嵬兄，我們一起游覽了居庸關，領略了京郊的早春；一次是和崔偉奇兄一起在師大附近和景林師一起喝酒，完了稀里糊涂跳上出租到香山參加另一個會議。席間，我談起對于景林師的“論‘可欲之謂善’”一文的理解，景林師頻頻點頭，我記得他眼里的光芒，就好像長春之后，他就再無如我這般的“解人”了也。這當然是玩笑的話，不過，“論‘可欲之謂善’”的確是景林師的甚至當代中哲研究的名篇。

《孟子·盡心下》有云：“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景林師以為，對于“可欲之謂善”，無論是如趙岐以“忠恕之道”解之，還是朱熹那種“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的“形式的說法”，皆未對“可欲”之善的內容做出實質性的說明，從而難以澄清和安頓孟子這段話的“內在因果關聯性”。相形之下，景林師對張栻《癸巳孟子說》以“惻隱、羞惡、遜辭、是非”此“四端”及其所表征的“仁義禮智”四德解“可欲之謂善”獨有會心，并從人性論的角度對之做出了精彩的闡釋和發揮，使得孟子此句中之千古疑難渙然冰釋，可謂大有功于圣學矣。更為重要的是，此文中透露出景林師與牟宗三先生高自標舉的湖湘學派的親和性，這就更是值得引起意欲深入探究景林師之致思取向者所深切關注的。

景林師以倡導和闡發“教化的哲學”或者儒學之教化義著稱于世，但他看似散置的哲學名篇其實并不少。有一年，我偶然在一本論文集中讀到他的“聽：中國哲學證顯本體之方式”一文，此文首先從文字學的角度，指出“圣”與“聽”本一字之分化，由此儒家論圣之“原初意義”出發，精細辨析了以“聽”涵“視”這個對于理解孟子所謂“聞而知之”為“圣”極為重要的根本觀念，深度闡明圣之“通”天人、天道，乃與人之聽覺意識高度關聯，從而體現了一種將視覺的空間意識內在地歸屬于聽覺的時間意識的原初智慧，凡此種種，皆思及人所未達，發人之所未發，所謂“金圣（聲）而玉振之”，良有以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綜合運用文字學和文獻學的材料和路數，多方采證取譬，而其思致則仍然一以貫之，從容綿密，展示了一種博大精深的學問氣象。

步入信息時代之后，我和景林師也早已不再寫信了，但是在使用微信之前和之后，我們有時候還是會用手機和語音聊天。景林師其實是一個頗有幽默感的人，例如他談到雖然我們平時很少自稱哲學家，但是比如說與夫人（也就是我師母）一起散步時，就會說“你和哲學家說話會覺得太累”云云，這時我們就是在“自稱”哲學家了；他會調侃我，說我是做哲學的人中散文寫得最好的，寫散文的人當中哲學做得最好的；有一次我問他啥時候退休，還打不打算上“資深教授”，他先是用南陽話隨口應了一句“‘資’不上啦！”，稍頃又補了一句“自問也并不夠”。

多年前，景林師來紫金港參加馬一浮先生思想研討會，并獲贈一套蠲戲老人法書集，看到我艷羨的神色，他不無得意地說：“只有能稱馬先生為太老師的人才能有此幸運和榮幸”。的確，景林師經常談到曾在復性書院師從馬先生的金景芳先生對他的“再造之功”，在他心目中，曉村先生度人之金針即在于其史料功夫，景林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是金景芳先生讓他走出了往日“空疏”的學風。

景林師這番話當然是有所為而發的甘苦之言，不過據我粗淺的認知和體會，所謂如其所是的 “客觀性”其實一直就是景林師念茲在茲的一大目標。雖然缺乏歷史感和現實生活滋養的思辨性的概念語言難免流于干枯空疏，但這并不等于所謂“義理”就一定是“主觀”的。從這個意義上，景林師的“轉向”——如果有此“轉向”的話——就是在追求“客觀性”之途上的“進階”，而不是從“主觀性”向“客觀性”的“轉向”。套用景林師關于教化的論述，景林師為學境界上的“進階”既是金景芳先生“教化”之“成果”，也是他自我“教化”之“成就”。而我有幸的是，在自己學思生活的重要階段，也曾得到來自景林師的重要“教化”。

《下學集腋》是景林師的門生為其所編的一部學思小集，我是從景林師為其所作的序言中得知他已于今年“五一”正式退休。大約一周前，在我轉發了這部小集的信息后，一位朋友告訴我景林師將在榮休后發揮“余熱”，入川執教，我衷心期待著有機會到成都再“聽”景林師坐而論道，再次沐浴他的“教化”之功。

（辛丑十月廿三午后兩時寫畢于滬閔之大荒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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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