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段祺瑞舉身以聽徐樹錚，極心腹之，寄以為是可以始終助予者矣。今據本報北京通信所言，段氏此次賣國密謀之破露，于徐樹錚不能無疑。賣國是何事？徐樹錚是段祺瑞何人？據彼兩人情感而言似不宜有此，然而亦足以利相結者矣。

這是一則登于1918年4月15日的《民國日報》第2張第7版上的時評，題目是《小徐忍負老段耶？》，作者署名湘君。凡是稍懂近代掌故者，必知徐樹錚乃段祺瑞的得意門生和親密戰友。既如此，那么此則時評為何稱小徐“負老段”，言“賣國密謀之破露，于徐樹錚不能無疑”呢？

時評內容及寫作背景

此則時評內容簡單，字數寥寥，其中卻自有玄機。若欲解之，最要者便是厘清段氏之“賣國密謀”究竟所指何事。以時評時間1918年4月15日推之，可基本確定段祺瑞政府之“賣國”情事主要有二。

段祺瑞

其一為向日本借款一事，借款時間橫跨1917年到1918年。此事主要交由曹汝霖、徐樹錚處理，因有日人西原龜三為寺內內閣之中介，故稱“西原借款”。段意圖通過此一借款維持政府基本財政需要，同時鞏固實力，實現其“武力統一”之夢想。而日本則以此獲得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大量權益。臺灣學者徐炳憲對借款的大體情形進行過較全面地統計，形成下表：

其二乃與日本商討共同防敵之事。所謂“共同防敵”是指中日兩國共同抵御新成立之蘇俄政府。雖遲至1918年5月才正式簽署《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但在此前已醞釀許久。日本企圖以此干預俄國革命，同時擴大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段政府亦亟需日政府之支持，故協定之簽署實為雙方各有所圖。“共同防敵”事交由靳云鵬負責。

這些“賣國密謀”在當時激起了相當大的反響，也引發輿論的廣泛關注。僅《民國日報》在4月10日至20日之間有關“段氏賣國”事件的報道即有將近50篇之多，且持堅決反對之態度，對于“共同防敵”一事抨擊尤力。直斥段政府此舉是為掩壞法之罪，戢護法之爭，移義軍心志，欺國民耳目，是“盜賣中國”、“憑恃外援壓服異己”的無恥行徑，并認為“國本所關之大問題，不能輕遽決定者也”。感情之激烈可見一斑，而開篇之時評便是在此全國嘩然之背景下誕生的。

三對關系

“湘君”為何會將段祺瑞賣國密謀的破露與徐樹錚牽扯上呢？二人之間究竟為何種關系？

徐樹錚

1901年時，21歲的徐樹錚便結識段祺瑞，受段賞識，成為其書記官，后又被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后入段幕府，先后任第六鎮軍事參議，第一軍總參謀。民國后先后任陸軍部軍學處處長、陸軍部次長、國務院秘書長等職。其在反袁稱帝、府院之爭、討平張勛、武力統一等問題上都堅決擁護段，為段出謀劃策，人稱“小扇子軍師”。即便在對日問題上也與段態度一致，贊同借款與《協定》。在直皖戰爭中為段之總參謀長，1922年代表段策劃了孫、張、段的“反直同盟”。二次直奉戰爭后，又被段派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

由此可見徐樹錚是立場堅定的皖系人物，徐段二人關系極為密切，段對徐有知遇之恩，徐亦是段的重要幫手。段徐二人既是上下級，又兼師生以及幕主與幕僚。如此，“湘君”所言泄密一事則越發令人不解：關系如此密切且利益糾纏的兩個人，會出現“出賣”情事嗎？“以利相結”又當何解？

刊登于同一天的《民國日報》上的另一篇新聞報道，為問題的解答提供了另一條思路。

中日秘密交涉原是非常秘密的，但中國人之秘密總帶有幾分滲透性。……而滲透性最大者，莫如頭等活動之政客，及愛逛窯子之任職人員。

……原此次中日秘密交涉尚未為各方所注意，……及內閣問題起，小徐（徐樹錚）老靳（靳云鵬）洶洶欲一決雌雄。靳在段前之資格不深于徐，而徐在今日之勛業遠大于靳，照例老段宜委屈以從徐，涕泣以罷靳，才算得情義兩全。段竟寧使小徐動氣，不肯放老靳下朝。其間固已有一片隱情，足與靳代表外交之委任相呼應矣。小徐一戰不勝遂忿忿以出，不及三日，京報即有登載此秘密行動者。于是一孔漏百孔穿，種種亡國條件逐漸披露于外。……余所以有頭等政客滲透性之說也。

外交部司員某某，友朋中多稱之為小刀口三者，言其快口也。……昨某于酒酣耳熱后告記者曰：“......總長（陸徵祥）裝病，司員落得偷懶。”又詰以何以裝病，某更得意曰：“我們這位陸總長何等漂亮，他肯替人家背賣國惡名么？”……余所以又以滲透性人物之佳號贈諸此公者也。

此則材料所欲言者，即賣國消息之“滲透”乃分兩途，一是“頭等活動之政客”，另則是“愛逛窯子之任職人員”。最要者，則是其提到了徐樹錚與另一名段祺瑞心腹“老靳”靳云鵬之間的矛盾，段竟“寧使小徐動氣”，也要袒護靳云鵬，使靳“代表外交之委任”。尤值注意的是，文中言小徐“忿忿以出”，之后“不及三日”，“京報即有登載此秘密行動者”，于是“種種亡國條件逐漸披露于外”。言至于此，似明指小徐因老段派靳云鵬參與中日交涉（共同協定之事）忿忿不平，進而出賣老段，如此一來又恰好與“頭等活動之政客”相呼應。

若憑此便認為小徐出賣老段“鐵證如山”則為時尚早。要弄清此則報道的真實性，尚有兩對關系亟待梳理，即徐靳關系及段靳關系。

靳云鵬

靳云鵬于1898年入袁世凱新建陸軍附設炮隊隨營武備學堂學習，當時的學堂監督即為段祺瑞，1902年時靳任北洋軍政司參謀處提調，總辦又為段祺瑞，故二人關系漸密。1909年靳云鵬赴昆明擔任第十九鎮總參議也是經由段之舉薦。民國后靳任北洋軍第五師師長，之后任山東將軍，與段之關系日趨緊密，尤其是黎段府院之爭時頗受段倚重，被列為段手下“四大金剛”（其余三個是徐樹錚、傅良佐、曲同豐）之首。在討伐張勛、參戰問題以及武力統一政策上亦全力支持段，并主持與日本簽訂了“賣國密謀”之一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雖然在1919年后兩人關系滑向冰點，并最終徹底決裂，可畢竟是后話，在1918年，兩人尚親密如常。就兩人關系的發展脈絡而言，段靳關系頗與段徐關系相類，同樣包含了上下級、師生以及幕主與幕僚等多重關系，就師生一層關系而言，段靳甚至要親于段徐，段可以算是靳的老校長。不過在派系上靳似乎不如徐純正，靳與其余各派關系較為復雜，他與馮國璋是同學兼同事，與曹錕是拜把兄弟，與張作霖是兒女親家，關系網遍布直奉皖三派，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徐樹錚可能更得段祺瑞之信任。

徐靳之間的關系則單純的多，實質就是同僚之間爭奪政治資源與上司青睞的競爭關系。二人同為段祺瑞之親信，自段氏掌權起，矛盾便日益激化。據靳的老友譚志清回憶，徐樹錚對于靳的攀升頗為不服，初則遇事意見分歧，繼則相互排斥，二人同任參戰陸軍辦公處主任，徐則處處攬權，故意使靳難堪，兩人的矛盾逐漸表面化，靳竟負氣常常不來辦公。段祺瑞從中調解也無濟于事，只得將靳外放以減少徐靳摩擦，這反而令靳覺得是段有意在疏遠自己，遂更加恨徐。徐于1918年8月21日致倪嗣沖之電文中曾提到兩人之間的沖突：

翼青（靳云鵬）前托云沛（曾毓雋）轉陳芝揆（段祺瑞），謂：用又錚即勿用我，用我即勿用又錚云云，芝揆斥其妄謬。翼青辦事雖無長才大力，然心術確非壞人。此不過小人唆使，弟決不置之心坎，近與往還商事，頗稱融洽。

可見兩人之間的明爭暗斗已經到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地步，雖然徐自稱兩人“頗稱融洽”，字里行間仍不免對靳的嘲諷，稱靳辦事“無長才大力”。

段氏偏袒老靳之事亦非空穴來風。《申報》上的一篇報道也反映了在這一階段，段徐二人關系因靳云鵬而略有緊張：

徐樹錚為段總理所最器重、最信任之一人，此為全國之人所共知者。最近徐樹錚之舉動，如不滿意于張志潭之為國務院秘書長，并不滿意于靳云鵬諸人，又不滿意于現實之各閣員，此均有事實可因。以上種種原因，段總理對于徐樹錚遂不免退有后言，以其恃功而驕，于自己面子上未免下不去也。……昨日有人言謂：徐樹錚不知從何處又扣得一批軍火，或云系給與山東者。段總理聞知此事，大有微言，有“又錚要是如此干法，我的總理是不能做了”。

可徐樹錚會因此而出賣老段嗎？似還不至于此，至少徐刻意散布“密謀”的可能性不大。一則因為兩人在此事發生之后的關系如舊，若真有出賣之事發生，老段被人人喊打，焉能再與小徐共事？且以小徐的政治頭腦，斷不會因與靳云鵬之競爭而辜負段祺瑞多年之信任，行出賣之事，況且對日問題小徐也參與其中，多加擘畫，刻意散播恐會自污其名。排除了徐樹錚主動泄密的嫌疑，答案仍有多種可能：或是小徐無意間說漏嘴，或是小徐的部下親友在小徐未知的情況下泄密，一如前文所言“外交部司員某某”；參與對日計劃的不止徐樹錚一人，其他人員也有泄密之可能。

那么，在多種可能性并存之下，《民國日報》為何獨獨咬住徐樹錚不放？在時人目光皆聚焦于段政府的賣國問題時，為何卻筆鋒一轉，在同一天的報紙上花費兩篇文章的力氣提及出賣老段的“嫌疑人”呢？“要聞”一直是《民國日報》中緊扣時事的部分，時評雖反映作者本人主觀情感更多一些，但也斷不至于制造花邊新聞博人眼球。所以，《民國日報》此舉，背后必有更復雜的動因。

《民國日報》與民初革命

“湘君”葉楚傖

前文尚未提及時評作者為何方神圣。其實，“湘君”乃該報創始人之一的葉楚傖（1887－1946）之筆名。葉氏祖籍吳江，是同盟會會員，也是著名報人、小說家。早年是蘇州著名革命文學社團南社之中堅，1916年又與同是同盟會會員的邵力子（1882-1967）合辦《民國日報》，1924年以后進入政界，主要在文化宣傳方面任職。

報紙是用來反映辦報者的意圖的，兩位主編既均是同盟會會員，且該報最早由同盟會元老陳其美倡議興辦，其后更發展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報，故其政治立場與政治性概可知矣。

實則從發刊之日起，《民國日報》便旗幟鮮明的站在革命黨一邊。時值袁氏稱帝，《發刊詞》首句即言“帝制獨夫暴露之春，海內義師義起之日。”在之后的報道中，不斷稱呼袁世凱為“獨夫”，其政府為“惡政府”，其復辟行為是“神奸竊國”，并以“大登殿”諷其登基鬧劇，斥其“恬不知羞”者比比皆是。袁殞命之后，該報仍稱其為“惡貫滿盈之袁世凱”、“袁逆”、“袁賊”，行文中亦頗有喜色，認為袁死使“吾民究多一息生機矣”。且稱呼護國軍為“義軍”，并持續刊登《西南義軍紀聞》，政治立場躍然紙上。在這期間，該報還專門對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創始人宋教仁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日進行了報道，借緬懷逝者來抨擊袁氏。

1917年的護法運動，該報也是進行了持續的大篇幅報道，旗幟鮮明的反對段祺瑞政府無視約法的行為，直斥段政府為“非俟依據臨時約法組織之正當政府”，稱段祺瑞“僭竊總理”，“目無法紀，膽大妄為”，“段派之唯一計畫在假共和”，并發出了“誓死推翻武力主義”的呼吁，頗具煽動性。

“賣國密謀”一事亦發生于護法期間。在此將當時幾大報紙對“賣國密謀”一事的報道進行了統計，時間范圍限定于4月10日至20日之間，因此一時段基本涵蓋了此事從披露到沉寂的過程。

首先是數量上的對比，《大公報》關于此事的報道只有6篇，《益世報》有20篇，《申報》21篇，《順天時報》最少，竟無一篇，大概因其為日資報紙，對于中日敏感話題自是少提為妙。然而《民國日報》竟有將近50篇，數目實在驚人。就標題與內容觀之，《大公報》所涉內容均系“要聞”，筆調較為客觀平和，無過多政治色彩與個人感情；《申報》報道數量不可謂少，但是態度較中立；《益世報》稍微激進一點，然亦止于將借款斥為“亡國借款”而已。反觀《民國日報》，從標題到內容幾乎都充斥著瀕臨“亡國滅種”之憤恨，矛頭直指段祺瑞政府，而其“務必速開國會”的呼吁也正響應了護法政府的訴求。

綜上所述，《民國日報》所涉政治活動頗多，而作為革命黨的輿論陣地，在報道數量上保持壓倒性優勢，在報道內容上情緒激進、極富煽動性則是該報“維護革命”的兩種實現形式。至于“小徐負老段”的問題，大體可以斷定，無論是從情誼上還是從利益上小徐都不會做出出賣老段之事。小徐對于段祺瑞來說實在是難以或缺的重要幫手，故小徐的“出賣”之舉極可能是該報的污蔑，用以引導輿論，實現離間徐段、分裂北京政府的意圖，由此似又可總結出該報實現其政治利益的第三種形式，即捕風捉影、煽動輿論。不過觀“小徐負段”一事，在當時并未引起轟動，故這一形式在此事上并未成功。

參考資料

《民國日報》（1916-1918）、《申報》（1918）、《大公報》（1918）、《益世報》（1918）、《順天時報》（1918）

李新、孫思白 主編，《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

徐友春 編，《民國人物大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新 總編，韓信夫、姜克夫 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一冊?第八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

徐炳憲著，《段祺瑞與民國初年的內閣》，傳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近代史資料專刊?徐樹錚電稿》，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

王云五 主編，徐道鄰 編述，《民國徐又錚先生樹錚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35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