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作家野夫收徒、弟子對其行跪拜禮的照片流傳于網絡，引發了爭議：支持者認為收徒行跪拜禮是傳統文化中的禮數、是江湖規矩，公眾應尊重無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自由；反駁者則認為這是封建糟粕，是尊卑有序的等級思想在今天借尸還魂。作家野夫撰文《我就是江湖——關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回應輿論風波，先是舉出歷史上國學大師拜師行禮的美談佳話，和自己曾經拜師行弟子禮的早年經歷，宣稱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的同時，也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同時認為自己堅持的弟子禮并不屬儒家、也不屬皇家，而是傳承的江湖規矩。最后，他認為私相授受的民間私學，行跪拜禮表達對學問的尊重是個人自由，兩廂情愿，礙不著天下人的權利。

騰訊文化發出一篇文章《同樣是跪拜，為何郭德綱比野夫更有道理》，作者陳阿嬌認為，野夫收徒拜的是關公而非孔夫子，打出冠冕堂皇的文化傳統大旗，卻混淆江湖道統和文化傳統，求學問卻拜關公是不倫不類。其次，作者認為，所謂文化保守主義的三教九流的江湖規矩，與自由主義奉行的社會契約和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野夫標榜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收徒一事上，卻要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邏輯混亂，只是要占盡所有便宜。作者認為，社會契約和法制精神，應該大于所謂的江湖道統。傳統文化中的尊師重教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儀式上，而更多的是在于“誠心正意”，否則磕再多的頭，也沒有辦法樹立師父的權威，更不可能矯正所謂的“數典忘祖”。

澎湃新聞發布一篇文章《誰說人在“江湖”，行跪拜之禮，就天經地義了？》，作者王斌認為，跪拜本質上就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變體，是對人的精神與心理的柔性占有并侵入，并以絕對權威之形式實施對被跪者的精神駕馭與統治。盡管辯護者會說跪拜者是自覺自愿的，然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表征卻是：精神綁架看起來無人在場，貌似是你自愿作出的選擇與決定。在作者看來，江湖也屬小型化的專制體制，只是與大集權在利益分配上有了沖突，但本質如出一轍，甚至同構對應——它們都需要一個絕對核心，都需要講究絕對忠誠與服從。

新京報發出的《下跪，是禮節還是糟粕？》一文認為，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需要區別下跪在江湖語境下和在官府語境下的兩副面孔。在作者羅東看來，中國歷史上，除了宗教信仰，在世俗世界，下跪也是從兩支脈絡里延續下來的，除了官府（朝），還有江湖（野），共同構成了朝野下跪的宏大畫面。官府語境之下，明清以后，跪逐漸成為嚴格的尊卑和服從禮節，皇帝跪天，朝廷跪皇帝，衙門跪朝廷，草民跪衙門，子跪父母，弟跪長兄，妻跪夫。下跪，由此被烙上了權力等級的深刻印記，即便是家庭成員間的下跪，也不過是權力的一種延伸。也因此，“跪禮”是近代革命的重點批判目標。辛亥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廢除了跪拜禮，民國制訂的“禮制”核心是以鞠躬禮和脫帽禮代替跪拜等舊有禮節。然而下跪在江湖語境中，則完全不同。在作者看來，崇尚自由而拒絕權力的“江湖”，同西方的“社會”這一概念具有同構性，在中國走向現代的征途上，公民社會還未成熟的時刻，同樣崇尚自由的江湖據此兼職了拒絕正式權力干預的角色。江湖中的下跪，與官府和家庭的下跪不同，根源在于它同正式權力保持距離，以追求道義和自由而為內在的游戲規則——師徒行跪拜禮，報恩下跪行禮，道歉下跪等，象征著道義和仁義，被贊譽是知恩圖報，是道德修養的表現。然而作者同樣指出了今天在江湖語境下理解下跪的困境，雖然“官府”意義的下跪被革命掉了，江湖的下跪卻難以被理解成一種單純的禮儀。因為下跪在當下中國還是一種政治實踐——無權者用下跪喚起古老的臣民記憶，迫使地方政府官員不得不做出回應。這種艱難實踐，實際上延續了封建中國“官府”意義上的下跪。

上周，世界上兩位女性政客的負面新聞——韓國女總統樸槿惠的“親信門”和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郵件門”刷爆了國內的社交網絡，而兩位女政客的事件中又分別卷入了各自的女性親信，于是，被國內各大媒體冠名為“閨蜜門”。一時間，國際政壇的風云在中國吃瓜群眾眼中成了“宮廷戲”。

女權主義時評人侯虹斌在公眾號“冰川思想庫”發表一篇文章《你也配談閨蜜干政？先糾正下旁觀姿勢》，文章認為，這事件發酵并被中國公眾冠以“閨蜜干政”之名，蘊含著這樣的立場：人們很容易會因為這種關聯而認為，女人不合適當領導人，否則就會被她的閨密干政?！伴|密干政”在侯虹斌看來，類似于“女人是禍水”的話語。事實上，領導人身邊都不乏幕僚為其出謀獻策，而政壇上普遍男多女少，所以在這些幕僚身上加上性別來定義。而因希拉里和樸槿惠的女性身份，更容易親近女性幕僚，于是就產生了“閨密干政”這個新詞，而以往卻從未出現過“哥們干政”的說法。侯虹斌進一步指出，政治家性別并不代表其天然的立場。一些國家的女性領導人之所以脫穎而出，可能除去其個人能力之外，更因為她是作為父族或夫族的代理人而當選。所以作者也并不會因自身女權主義的立場而支持女性領導人，因為政客到了一定階段，是沒有性別的，選誰只是因為誰帶來的好處比另一個人多些、可靠些。在侯虹斌看來，兩件事表面上看起來都是跟女性政治家的女性密友有關，但實際上只是一種誘因，危機爆發是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對現政府的不滿情緒累積而導致的結果。

公眾號女權之聲發出一篇文章《韓美雙陷“閨蜜門”？吃瓜群眾在女性領導人身上的圍觀悖論》，轉發無數。作者鄧蔚玲指出了“閨密門”或“宮廷戲”之指稱背后的父權框架和吃瓜群眾隔岸觀火背后的犬儒主義?！伴|蜜門”和“宮廷戲”這兩個詞在作者看來，讓人瞬間感覺到“女人的氣息”撲面而來，它的作用是用概念化的女性形象去構建女性氣質，讓女性淪為被父權文化凝視的景觀。作為景觀，女性角色需要呈現出視覺的愉悅，女性氣質需要對虛構的、想象的空間開放。觀眾則帶著預設立場等待著觀看女性帶著其“特有的”極端情緒和做事風格與公領域要求的情緒控制沖突起來，從而證明男性“特有的”男性氣質是公領域權力把握的唯一選擇。因而當女性進入政治場域，觀眾都會預先忘記她作為政治家犯的錯其實男政客也會犯，預先判斷她的錯大多因為她是女人。而吃瓜心態的犬儒主義，要求對政治的觀望有一個自認為有安全保障的距離，確保自己不要看到太過真實的東西。威權教育是用劇場或屏幕把群眾變為觀眾，最好讓觀眾自己學會把現實場域變為劇場，觀而不思、視而不動，吃瓜就好。這在作者看來，是“智力懶惰”的表現，完全自宮在白人中產階級美國夢的幻境中，放棄了去感知現實的能力，在劇場中變成不能動的觀眾，最終走向無動于衷的政治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