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在銀川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邊上，

那里有我的爹和娘，

黃河的水呀，在遠方流淌，

風沙伴我在成長。

從哪兒來呀問我的爹娘，

來歷不明到邊疆，

生活太簡單，年年都這樣，

幸福總是在前方。

路邊的野草不停地長，

伴我一起迎接陽光，

還有那夏天空蕩蕩，

我走在小路上。

春天又來呀秋天又往往，

這城市已經不一樣，

姑娘們漂亮，馬路也寬敞，

冬天還是野茫茫。

路邊的野花不停地長，

伴我一起迎接陽光，

還有那夏天空蕩蕩，

我走在馬路上。

看不見雨阿，看這的希望，

我走在老路上，

我就是沙中，疾飛的鳥兒，

飛在那原野上。

蘇陽2006年第一張專輯《賢良》里的《長在銀川》，像一首自傳式的歌曲，里面有他和父母從南到北的遷徙，有他兒時關于銀川的記憶——空曠、蒼涼、又充滿希望，也有銀川這些年的變遷。這些都藏在一首歌里，被他唱了出來。

蘇陽第一張專輯《賢良》（2006）封面

蘇陽1969年出生在浙江，7歲半的時候，跟著母親從浙江到了銀川。在蘇陽的記憶中，那段路程很遙遠，很曲折。某次演講中，他曾回憶：“先坐船，然后坐汽車，坐火車，再坐汽車，再坐火車。到的時候是一個深夜，然后我的父親，就用一個二八自行車，捎著我和我母親從火車站，一路黑黑地就回家了”。

蘇陽第二天早上把門打開，看到滿眼的黃色，和之前在江南所見截然不同。去了銀川一個月之后，蘇陽學會了銀川普通話，至今未改。

蘇陽的父親是河北人，母親是浙江人。五十年代末，他們來到銀川，開始建設祖國的大西北。父母所在的工廠是個氮肥廠，在銀川的郊區，里面的人來自五湖四海。

蘇陽在廠礦區長大，在那附近上小學、初中。高中沒畢業他就輟學了，之后以廠礦子弟的名義去了西安的一個技校，學習電工。

蘇陽

在西安，他第一次接觸到了吉他和音樂。蘇陽回憶：“我對面宿舍有個男娃，吉他彈得特別好，我就迷上了吉他。”

之后蘇陽從西安回到銀川，在一個工廠實習。沒過多久又回到了西安。

在西安呆了一個夏天之后，他來到陜西隴縣當小工，給人篩沙子、推斗子車。當時有一個寶雞人在隴縣開吉他班，這人曾在西安彈吉他獲過獎。有一次下工了，蘇陽看到他帶著幾個人在彈吉他，就找他們玩兒。

寶雞人覺得蘇陽吉他彈得好，把他推薦到西安一個叫新蕾樂團的地方。新蕾樂團是當年西安頗有名氣的走穴團體，但蘇陽去的時候，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蘇陽在新蕾樂團當了一段時間的學員，之后跟著河南的一個走穴團體，從西安出發，到陜西，繞過了四川沿途，進入河南，在河南呆了一個冬天。

蘇陽

蘇陽對不斷輾轉的那幾年沒什么時間概念，始終記不得這些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他只記得自己的十八歲生日是在西安那個技校度過的。班上所有男生在蘇陽的宿舍喝酒，“我們喝了好幾瓶城固特曲，那時候很便宜。”

1990年的時候，蘇陽回到了銀川。24歲那年，他結婚了，妻子是唱秦腔的。婚后他留在銀川，在當地的歌舞廳彈伴奏吉他。

上世紀90年代初，搖滾樂在中國剛剛開始流行。歐美的搖滾樂通過北京、西安傳到銀川，傳到蘇陽的耳朵里。1995年，蘇陽在銀川組建了一支樂隊。他還記得當時一個打鼓的哥們兒是個詩人，蘇陽計劃讓詩人寫詞，自己作曲。

但不到一個月大家一哄而散。從此，樂隊徹底由蘇陽接手，蘇陽給它起名為“透明樂隊”。由他負責詞曲，找主唱來唱。

1999年末，唐朝、張楚和超載去寧夏體育館參加“世紀狂飆——中國搖滾勢力演唱會”。演出商把蘇陽的樂隊叫過去，一塊演了一場。

演完不到一個月，蘇陽把樂隊解散了，去了北京，成為一名北漂搖滾青年。在北京，他加入了“北極星樂隊”。

北極星樂隊

三四個月后，蘇陽離開樂隊回到了銀川。用他自己的話說，一是當時生活比較困苦，樂隊沒什么演出；二來他發現自己已經不習慣離開銀川太長時間了。

當時從北京回銀川的時候，蘇陽拿磁帶翻錄了兩張專輯和一張合輯。其中一張是Yngwie Malmsteen的新古典主義的吉他彈奏，他很喜歡，每天都聽。另一張是恐怖海峽 （Dire Straits）的歌。蘇陽不懂英文，不知道恐怖海峽在唱什么，幫他翻錄磁帶的人也沒有在磁帶上寫名字，但他就是喜歡他們的聲音。直到前年，他才在網上查到了當時最喜歡的那首歌的名字——《私人調查》。

帶著從北京翻錄來的搖滾音樂回到銀川后，蘇陽的朋友開始慫恿他把自己寫的一些文字變成歌曲。“要是做成歌了，肯定特別牛逼！”他的朋友們這樣說。

于是2000年，蘇陽獨立錄制了個人專輯——《生命的故事》。專輯里只有三首歌，一首有十幾分鐘長。

蘇陽《生命的故事》專輯（2000）封面

現在回憶起來，蘇陽說那張專輯里的東西可能更適合用文字表達，而非音樂。里面有大段大段的吉他solo和一些嘟嘟囔囔的詞。“那些音頻還在，但是我不想披露，因為太難聽了。后來我都沒勇氣打開了。但是作為背景音樂還不錯，有的時候我會提供給電視臺，他們以為是國外的背景音樂。”

那張專輯的封面是一只手，像是透過毛玻璃去看的一只手，邊緣粗糙，上面充滿了黑色的噪點。五指伸開的手掌上寫著Life。專輯的名字和蘇陽二字分別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紅底白字，讓人想起那個年代的中國搖滾。

回憶這段時光，蘇陽說，那時的音樂不像現在這么豐富，那時每個人都聽一樣的歌，全中國某一個時間段可能也就流行一首歌。所以每個搖滾青年都差不多，留長發，玩樂隊，覺得自己特牛逼。

“那會兒大部分的搖滾青年都是這么過來的，稀里糊涂的。”回想當年，如今平頭、一身棉質黑衣、一雙黑色運動鞋的蘇陽這樣說。

蘇陽近照

二、寧夏川

寧夏川，兩頭子尖，

東靠黃河西靠嗎賀蘭山，

金川銀川米呀糧川，哎黑……

米呀米糧川呀米糧川。

糜子黃，山丹丹花開,

黃河的水流富呀嗎富兩岸，

盼只盼那個吃飯不靠天，哎黑……

米呀米糧川呀米糧川。

地當床，天當個被被，

血埋在地下長出那并蒂蓮，

中衛城的丫頭子固原的漢，哎黑……

米呀米糧川呀米糧川。

寧夏川，兩頭子尖，

東靠黃河西靠賀蘭山，

金川銀川米呀糧川，哎黑……

米呀米糧川呀米糧川。

2003年，蘇陽迎來了自己音樂上的一次轉型。當時在寧夏地區，有一首十分普遍的歌曲，體制內的歌舞團演出時經常會唱——《寧夏川》。

這首歌在寧夏地區廣為傳唱，大人、小孩兒一張口就能哼幾句。其中最常被大家唱起的兩句是“寧夏川/兩頭尖/東靠黃河/西靠賀蘭山/金川銀川米糧川”。

蘇陽

蘇陽在一席的講座中說，這兩句先是體現了寧夏的地貌，接著表達了寧夏人民的真實愿望。在后來的采風中，蘇陽發現，其實除了銀川平原真的是米糧川外，寧夏很多其他地方并非如此。

“在銀南銀北更多的地方，常年干旱，他們春天播下種子，然后就等老天爺下雨。如果不下，他們就吃救濟糧，等政府救濟，這樣已經成習慣了。有意思的是，很多這樣的地方的名字，反而都跟水有關系。比如有些地方叫‘大水坑’，還有的地方叫‘喊叫水’、‘草泥洼子’。”蘇陽說，每次聽到這樣的地名，就覺得特別苦，都缺水到了要“喊叫水”的地步，還在唱著“金川銀川米糧川”。

想到這些，他覺得應該有另一個版本的《寧夏川》，更接近于真實、更接近于土地的表達。這才有了2006年《賢良》專輯里那首傳唱甚廣的《寧夏川》。

“我記得我當時用一把特別破的吉他編前奏的時候，實際上已經確立了當時音樂的路子，就是受小曲的影響。民間有很多特別短的小曲，跟花兒（注：西北的一種民歌）是不一樣的。小曲可以類似宋大哥、李大姐這種。”

蘇陽演唱

改編完《寧夏川》后，蘇陽覺得自己應該更多地了解西北民間音樂。于是2003年春節，他去寧夏海原縣聽花兒，拜訪花兒歌手。此后每年夏天和過年，他基本上都會去海原、鹽池、固原一帶。

過年的時候恰逢農閑，當地人不用干農活，有的是時間，蘇陽就去和他們喝酒，讓當地人唱歌給他聽。喝完酒后，在當地人家里的熱炕頭或是村子的小山頭上，他們唱，蘇陽一邊聽，一邊用容量不大的mp3把歌曲錄下來。

蘇陽說，自己不是專業的田野調查者，所以那些記錄只是記錄生活而非音樂，“音樂是不用記的，它給我的感受會被我消化、吸收。它的旋律習慣、包括人為什么會有那樣的聲音，我的身體會吸收這些。我實際上是把文字獨立出來。文字就是文字，就是描述當時的情景，甚至可能和他的歌沒有太大的關系。”

《黃河今流》蘇陽當代藝術展海報

在《黃河今流》的展廳一側，放著幾本蘇陽采風時寫下的文字。固原縣下面村子里唱花兒的馬風山，他這樣寫道：“山上的風很硬，唱了一會兒，凍的，就趕緊都回到他家里，圍著爐子，他家給我們做的洋芋面，還有洋芋紅薯和甜蘿卜，很暖的氣味就在屋里把我們圍了。”

《黃河今流》蘇陽當代藝術展現場

蘇陽也寫旅途中聽到的除了民歌以外的音樂：“我們開過灰蒙蒙的小馬路，固原的司機師傅放著世界的中國風，火了火了火了中國火了火了火了。”

在一次次的采風中，蘇陽漸漸發現了花兒之美。“花兒的歌詞特別美，它很野，但隨口出來都是韻文，而且那種修辭在我們今天的語言習慣里已經沒有了。”

蘇陽說起了河州地區特別流行的花兒《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遠山照成近山；阿哥是孔雀虛空里旋，尕妹子是才開的牡丹……”

他講到，歌里的前兩句是起興，就是他來勁兒了，來情緒了，在做鋪墊；而前兩句和后兩句，其實并沒有邏輯上的因果關聯，而是用此說彼，從遠山近山想到了阿哥和尕妹妹。

蘇陽演唱現場

還有一段花兒大師朱仲祿唱過的《雪白的鴿子》：“左邊的黃河，右邊的石崖，雪白的鴿子，水面上飛來；阿哥連尕妹倆，一對的鴿子，尾巴上連的是，惹人的哨子。”從“尾巴上連的是”開始一直到“惹人的哨子”，中間的全都是擬聲詞，模仿鴿哨的聲音。

這段獨具特色的花兒讓蘇陽想到了《詩經》里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關的解釋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應該是象聲詞，和這里模仿鴿哨的擬聲詞類似。通過這些擬聲詞構造了一個場景，喚醒了人們，也喚醒了人們的情感。與此同時，這里還用到了比興的手法，用黃河、懸崖和鴿子的場景引出阿哥和尕妹妹，借此說彼，這在花兒中十分常見。”

這個發現讓蘇陽興奮不已，也成為他眾多創作中的靈感來源。他借用這種比興的形式，陸續完成了兩張專輯中大約一半的歌曲。

三、像草一樣

我要帶你去我的家鄉，

那里有很多人，活著和你一樣

那里的鮮花呀，開在糞土之上

干枯的身子喲埋在地下喲

像草一樣，像草一樣

陌生的人呀，經過我的村莊

聽我像風中的樹葉為你歌唱

這歌聲啊，是黑夜做的衣裳

你聽見我的心跳和血在流淌

血在流淌，血在流淌

血在流淌，血在流淌

這首2010年同名專輯里的歌，興許能反映蘇陽當下的狀態。

蘇陽《像草一樣》專輯（2010）封面

對于當下的蘇陽來說，他希望帶著更多的陌生人——不僅是中國的，還有世界各地的——到他的家鄉銀川，去聽他唱歌。而流淌的血，就是一種蘇陽認為的文化基因，也是他經過十多年在音樂上的探索和實踐逐漸系統化了的一些想法。

這些想法在最近的一兩年，開始慢慢被公眾知道，而今年十月初始于美國的《黃河今流》展覽，算是這些想法的一個初步的系統化的呈現。

在蘇陽看來，文化基因說白了就是一種表達習慣，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表達習慣，要在遵循這種表達習慣的基礎上進行創作。

談到自己的音樂，蘇陽認為自己是在不破壞本質的基礎上解構：“解構是讓音樂穿了件衣服。穿西裝還是穿袍子，不還是一樣？其實音樂最首要的是情感，它就是一個感受，只有這個感受才是真的。這就像面條，你拿盤子盛還是拿碗盛，都是面條，只是改變包裝的問題。把碗做得像草帽一樣這面就能賣到國外去，蘭州拉面弄得臟乎乎的未必好賣，我的理解就是這樣。但是面的傳統方法還是要在。即使有一天面的配方變了，但基本的流程還應該是用小麥做成面粉，這個過程中可能把自來水改成了礦泉水，但本質不變。同樣的道理，你拿電吉他彈，這段旋律還是秦腔的旋律，但它可能更豐富了。”

再具體一點，中國的基因，取決于中國的基本語言是什么。“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和西方的語言是不同的。中國的語言押韻是因為韻腳決定了旋律的走向。其二，我們的語言不僅是語言，而是超越了語言，可以引出一個畫面。其三，前后的類比關系，也就是比興的手法并非一種線性的邏輯關系，而是一個藝術邏輯，由此及彼，但兩者之間不一定要有邏輯聯系。”

蘇陽

蘇陽覺得從唐詩宋詞到元曲，再到后來的皮影戲和花兒等，都有一個立體化的過程。“皮影其實是本地的道情（注：道情是我國曲藝的一個類別，多以唱為主，說為輔）。道情就是民歌，本來是一段一段的，每一段都有個名字。文人有時候會起更好聽的名字，比如水調歌頭，這種詞牌其實指的是旋律。內容可以自己往里面放。文字和音樂結合在一起，要講一個故事。講故事的同時再搭配上一個畫面，就是聲光像三方面。從民歌到成型的文學作品，再到立體化的戲曲作品，實際上就是一個立體的過程。 藝術家未來肯定是越來越立體地表現自己。當然在立體表達的每一個層面，不是說你做得不專業或者某部分是殘缺的，恰恰相反，應該是每個部分都是獨立的，就是你把它抽出來應該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把一張畫拿出來看是非常好的一幅畫，把歌詞拿出來是非常好的文學。”

立體化表達，這將是他接下來持續努力的方向。

同時，蘇陽也在籌備自己的第三張專輯，目前已經在棚里錄了六首，預計年底能夠完成后期。從2006年第一張《賢良》到2010年《像草一樣》，再到六年后的今天，蘇陽出專輯的速度在這個一切都在加速向前的市場中顯得另類。

蘇陽演唱

蘇陽坦言，速度放慢的原因之一是那種創作的沖動期過去了。“一開始，人在轉型的時候覺得特新鮮，覺得有很多種開始沒想到的可能。但當新鮮感過去之后，就開始追求另外的東西，追求以前你覺得看不上的、太大眾的東西，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以前我追求個性，要風格鮮明。現在我覺得，其實世界化還是很重要的，共性非常重要。不管是黑人唱歌還是印度人唱歌，最后傳到耳朵里的還是那些東西，這個東西是超越民族的。這個當然需要長時間的積累作品，所以我的問題是，作品的量還是少。”

蘇陽覺得，這種所謂的共性，就是全球化，就是一種共享。他希望更多的人能聽懂他的音樂，他希望打破地域上的、文化上的劃分，他覺得好的藝術就應該最大化地分享。而他所有自認為并不專業的理論——關于比興、關于立體化表達——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談到未來，蘇陽打了一個十分鄉土、十分接地氣、十分“蘇陽”的比方：就跟種地似的，先刨眼前這一塊地，需要說話的時候站起來看看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