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25日，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九屆學術年會上發布了2021年度推介論文。“年度推介論文”活動由上海市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并連續多年推出。該活動是對近一年（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以來，上海學者發表于國內學術期刊、引起學界高度關注的原創性研究成果作出推薦，旨在探索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建立優秀成果推介制度，把優秀研究成果真正評出來、推廣開。與目前大多數評獎活動不同，年度推介論文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主要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推薦，最終產生10篇左右的推介論文。

2021年度11篇推介論文涵蓋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藝術學、語言學等哲學社會科學主要學科，涉及新文明形態、正義內涵、貧困治理、民法典、核心素養、江南研究、文學制度、漢語國際化、以“家”為方法構建中國社會理論等重大時代主題與學術前沿問題，體現了上海社科界專家學者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不懈努力與最新成果。 

以下是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摘編的上海市社聯2021年度推介論文之一：“城鄉二元結構轉化視域下的中國減貧‘奇跡’”，以饗讀者。 

減貧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主題。中國的減貧歷程呈現出三個特征事實：減貧在全球范圍取得了“奇跡般”成就，減貧成就主要發生在改革開放后的高增長階段，減貧歷程與城鄉二元結構轉化過程相伴隨，二元結構轉化是中國減貧的主要驅動力量。為此應在二元結構轉化、經濟增長和減貧成就之間形成邏輯內洽的分析框架。在邏輯推演層面，二元結構轉化通過勞動力再配置效應、農業生產率提高效應、人口結構變遷效應、財政資源配置效應影響農村減貧，前兩者意味著經濟增長，后兩者則體現為扶貧政策，經濟增長和扶貧政策相結合是形成減貧績效的主要原因。

二元結構轉化影響減貧的四種效應能夠得到中國經驗證據的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體制轉型為效應發揮提供了制度基礎。2020年之后，中國減貧戰略將進入“下半程”，即應依靠常規方式和長效機制的構建來解決城鄉相對貧困問題，這在發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動減貧戰略與二元結構轉化的再銜接。 

值得強調的是，二元結構轉化能否進行、能否形成經濟增長和扶貧政策的有機結合，與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相關。中國二元結構轉化之所以能夠取得顯著優于其他國家的減貧成效，就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制度有利于上述四種效應的充分發揮。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為本質特征，中國共產黨領導則為動員各種力量實現發展目標提供了政治基礎和組織保障。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依靠國家力量恢復了經濟秩序并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之后，為了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這個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瓶頸問題，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戰略，在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農村人民公社制轉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制轉向市場化流通體制，戶籍制度的就業管制功能開始逐步放寬，企業所有制也從公有制“一統天下”轉向多種類型共同發展。經濟體制轉型使城鄉形成了數以億計的微觀經濟主體，并使其可以依據價格機制進行城鄉間的商品交換和要素流動，這為二元結構轉化、進而產生減貧效應提供了制度條件。 

同樣地，在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高度關注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將增長導向的發展觀轉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并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公共產品供給功能解決分配問題，而社會主義制度也使中國可利用“五級書記抓扶貧”等組織優勢來切實推行精準扶貧政策。總之，二元結構轉化通過四大效應形成減貧“奇跡”，這些效應發揮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體制轉型密不可分。 

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元結構轉化使中國創造了減貧“奇跡”，2020年底中國實現全面脫貧目標，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得以徹底解決。然而，“現有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并不意味著今后不再有貧困問題，也不意味著反貧困的終結”。它只意味著減貧戰略站在新的起點，并面臨新的目標。這是因為：部分脫貧人口對外部資源具有較強依賴，依托自身能力形成“造血”功能和脫貧長效機制還不突出，這意味著，其面臨著脫貧的“脆弱性”和返貧的“風險性”。中國現行貧困線是按照2010年不變價計算的每人每年收入2300元，這低于世界銀行定義的中低等收入國家貧困線（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支出3.2美元），以及中高等收入國家貧困線（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支出5.5美元），“我國現行貧困標準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且與發達國家的貧困標準差距較大，即使相比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也不高”。 

按照現行國家標準，中國在2020年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減貧戰略將轉向更復雜的相對貧困問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需要改變貧困人口識別機制，更加凸顯微觀主體的內生能力和長效機制建設，不能將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方案直接移植到解決相對貧困之中。此外，中國二元結構轉化也為新時代的減貧戰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伴隨著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動和城市化率的攀高，貧困人口在城鄉的分布結構會發生變化，城市相對貧困問題開始成為減貧戰略新的關注點。 

在農村內部，農民的分化特征日益加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2000?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高收入戶和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從6.47倍增至8.21倍，2014?2019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高收入戶和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從7.41倍增至 9.29倍。農村老齡化率急速提高并超過城市，1997?2018年農村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6.75%增至13.84%，而2018年全國老齡化率為11.9%，農村收入差距拉大且老齡化率快速攀高，為農村貧困人口形成脫貧內生動力帶來了新挑戰。 

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分界點，中國的減貧戰略將進入“下半程”，即以激發微觀主體的內生動力為主線，將政府集中式的幫扶政策轉向更具常規性、持續性的長效機制，以此解決城鄉居民的相對貧困問題。在重點解決相對貧困的新階段，貧困人口由集中于農村轉向分布于城鄉，特別是，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因制度性和個體性因素，短期內存在著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困難，容易成為城市相對貧困人口。盡管如此，二元結構轉化仍通過勞動力再配置效應、農業生產率提高效應、人口結構變遷效應和財政資源配置效應影響減貧成效。 

區別在于，在解決相對貧困階段，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既發生在城鄉之間，也發生在城市內部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財政資源配置效應的對象也從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轉向城鄉相對貧困人口。二元結構轉化及對減貧的影響與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轉型緊密相關，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強大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經濟增長和扶貧政策之間的協同功能。特別是，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此推動經濟增長并形成減貧的堅實基礎；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以此提高扶貧政策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有效性。 

在減貧戰略的“下半程”，中國不是要放棄或延遲二元結構轉化，而是要調整完善政府?市場關系，加快推進更深層次、更廣范圍的二元結構轉化。這是一個減貧戰略與二元結構轉化“再銜接”的過程，也是一個通過加快二元結構轉化來回應減貧新目標的過程。

在解決城鄉相對貧困的新階段，中國實現減貧戰略與二元結構轉化的再銜接，可以考慮如下思路和政策取向。

一是動態形成貧困群體的認定標準。精確識別相對貧困群體是新時代中國實施減貧戰略的前提，相對貧困人口是一個伴隨整體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狀況變化而變化的概念。世界銀行在刻畫貧困狀況時，除了 1.9美元、3.2美元和 5.5美元三個貧困線之外，還提出了另一種貧困認定方法：即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人均收入（或支出）水平，這可視為識別和判定相對貧困人口的依據。按照該標準，2013年、2016年中國相對貧困線分別是3.92美元、4.99美元（2011年購買力平價）。中國可借鑒這種思路，將收入最低某比例（例如：3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或人均收入中位數的某比例（例如：40%）作為相對貧困線。這有助于動態地識別相對貧困群體，并形成城鄉統籌的系統化減貧方案。

二是將增強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作為減貧的核心機制。解決相對貧困主要應增強貧困人口的內生能力，而人力資本是貧困人口內生能力的主要來源。為此，中國應進一步增強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教育和培訓投入，在鞏固基礎教育成果的基礎上，將職業教育和培訓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為低收入者參與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更多政策支持。進一步增強勞動力和人口的流動性，依托信息化和基礎設施建設，促使城鄉、城際、農村之間的人口流動性得以提高，促使勞動力有機會配置到對其評價更高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加快推進二元結構轉化、促使農村勞動力流轉從規模主導轉向質量導向，對中國減貧績效仍具有驅動作用。 

三是深化戶籍和金融制度改革以推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農村人口進城從事非農產業，很可能面臨著因融入困難而導致的城市相對貧困，中國二元結構轉化的重心應從農村“走得出”轉向城市“留得住”。為此必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解決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加快放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落戶條件，并探索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方式。二元結構轉化不僅意味著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而且意味著城市要素與農村產業廣泛結合，為此應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強對要素所有者的產權保護力度，激勵城市資本、技術、管理、信息、數據等要素下鄉，在農村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基礎上解決農村貧困問題。 

四是以土地制度改革為載體實現減貧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土地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和人口脫貧具有直接影響，今后農村仍可能是相對貧困人口較為集中的地方。解決農村相對貧困問題，要將強調長效機制的減貧戰略與凸顯持續性的鄉村振興戰略結合起來，為此應加快推進耕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試行并推廣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改革，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以土地的社會化配置為牽引，使農村土地與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有機結合起來，以提高農村產品的服務業功能和產品的附加值水平。這是農村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過程，也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產業興旺實現的過程。

五是增強社會保障制度在減貧戰略中的“兜底”功能。任何時候均可能存在因個體因素導致的相對貧困，減貧政策應避免社會成員掉落到維持生存水平線之下，同時避免社會成員產生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中國應借鑒國外普遍實施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CCTs），明確受益人在接受貧困救助時需承擔某些家庭義務和履行尋找工作的承諾，這對規避扶貧政策“反向激勵”、扶貧資源“福利化”是重要的。

此外，中國更應關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格局，將加快二元結構轉化從經濟領域拓展到社會領域，加大農業農村的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大農民基本教育、基本醫療、基本養老等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保障，逐步提高城鄉公共產品配置的均等化程度，增強社會保障對貧困人口的保護功能，進而依靠內生能力增強和社會保障資源“兜底”的協同來有效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作者高帆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文章首發于《學術月刊》2020年9月刊）

上海市社聯2021年度推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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