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收徒，徒弟向師父行跪拜禮。圖片來自網絡

近見一號稱土家野夫的人物張羅收徒，本也無可厚非，收幾個徒兒乃其私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無關他人。但我注意到了其收徒儀式的荒唐：居然讓他弟子為其行跪拜之“禮”，這就有點茲事體大了。顯然，此一行止多少觸犯了現代社會所倡行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之原則?；诖?，我有點按捺不住，必須說幾句了。

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讓人跪拜，這是我堅持的基本理念，雖然我不反對別人這么做。就像在開明社會，我們允許小人的存在，并同樣賜之以自由之權，但是，這并不等于小人一旦獲了此權就不再是一個小人了——從社會人格而論，你還是小人，只是你有權利做一個小人而已。

所以，土家野夫所行的跪拜一事本不必討論，一如郭德剛、趙本山之流的“收徒”不值得我們討論一樣，因為不入高貴者流。但是，土家野夫在面對眾家的質疑與非議時，居然信誓旦旦寫了一篇辯護詞，拿出“文化傳統”為其臉上貼金，招搖過市，這就顯得格外滑稽了。也正是因了他的這一公開辯護，這個跪拜事件成了一個人們紛議的準公共事件，既然“公共”了，那么我們似乎也就有權對此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了。

跪拜，本質上就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變體，或曰變形反應，它是對人的精神與心理的柔性占有并侵入，并以絕對權威之形式實施對被跪者的精神駕馭與統治。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乃是因了一次發生在斯德哥爾摩某銀行的搶劫事件，社會與心理學家不無驚異地發現，被劫者居然忠貞不渝死心塌地地愛上了搶劫者，這一奇異現象引起了學者的注意，由此進入了心理與社會學之研究，此一研究的結果就是誕生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一說——它仿佛是嵌入我們人性中的某種精神基因，與生俱來，一旦遇上合適的時機、條件與場合，便會發作與發酵，從而左右人的精神與心理。但被左右者卻對此一無所知，而且誤以為被該綜合癥所左右的心理并非來自“被左右”，而是出于自我選擇。

嚴格說來，這就是一種精神病癥。此一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之發現，警示著現代人必須對發生在內心深處的、不為一己所知的、對某物或某人的崇拜與依附需要有所認識，因為它是一種你所看不見的精神綁架形式（比如現代青年對某女神、小鮮肉、偶像的精神迷戀與崇拜，就屬于這類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所以說，清醒者必須對此一病癥保持高度警覺，無論它以什么樣的形式、面目出現實施這類綁架，我們都必須警惕且遠離它對人的操控。

跪拜儀式，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式的精神綁架。盡管為此辯護者會說跪拜者是自覺自愿的，無人綁架。我在上述中已說明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典型特征：它的精神綁架貌似無人在場，貌似是你自愿作出的選擇與決定。不過，這一“綜合癥”有一個存在性的前提條件：被綁架者對其行為的選擇，其實是出自于對另一存在體——你所崇拜的物或人——的崇拜，于是便有了一種被催眠般不由自主的精神依戀與依附。這時，他會變得對此一“對象”無體投地，個體之存在性與理智已在無形中喪失，只有惟命是從。而跪拜這一姿勢，就已然經典性地或象征性地說明了“五體投地”的存在事實。

在辯護詞中，土家野夫還口出狂言，號稱“我就是江湖”，看了讓人啞然失笑。

先說有“江湖”嗎？所謂江湖，不過是從《三國演義》與金庸小說中衍生出來的一個虛構的存在?，F實存在的只有民間社會，即自組織性的相互合作與協調的小共同體。那么這位土家野夫為什么要宣稱他代表了“江湖“呢？不外乎江湖中一老大式的人物存在，可以呼風喚雨，可以操控江湖，以至江湖上可以風生水起。同時，江湖因有其傳說中的神秘性與另類感，讓一眾不明真相者亦無腦之人容易被這一“傳說”所擄獲和追隨，甚而被洗腦。

為了讓此一“江湖”變得煞有介事，像模像樣，一如《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我們的“傳統”又制造出一套符合江湖規則的儀式，由此，江湖一說便誕生了，其實它仍然是民間社會的一種另類存在形式而已?？梢坏┍蝗斯谥浴敖?，那些人生中的失意者、青春期的騷動者、負氣仗義者，便堂而皇之嘯聚在了一起，共同推舉或擁戴一橫空出世之老大，然后排排座次，立個山頭，這就可俯視天下了。其實呢，他們還是置身民間社會中，只是為了嘩眾取寵換一說法而已，此一說法的“合法性”追溯其源頭，還是來自虛構中的《三國演義》。

熱議中還有人說，跪拜是拜“義”。果真如此嗎？君不見跪拜者的頭頂上還坐著一居高臨下的“老大”嗎？那是在拜人。義，在這里是被扭曲的。義，向來是抽象的，存在于我們的一腔熱血中、我們的心中，沒有一個需要跪拜的“老大”。若有了，那就是跪人而非拜義，這中間是有本質區別的。另外，沒了跪拜就沒了所謂的春秋大義嗎？再者，義之本身，我們是否也須重新審視與質疑？還有，一個具體的存在者（所謂受跪拜的師傅或老大）能說明他就是大義的完美體現者嗎？能說他就代表了“義”？

所謂荒唐乃在于此。

即使說到傳說中的“義”之鼻祖——關公，也本是個地地道道的投降者，更無所謂千里送皇嫂與千里走單騎。據史書《三國志》記載：“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劉備）奔袁紹。曹公禽羽（關公）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在《三國志-武帝紀》中又寫道：（劉）備走奔（袁）紹，（曹操）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曹操）復進攻，（關）羽降。”

一句“羽降”足見關羽當時是降了的。而《三國志》中亦不見關羽義薄云天地送皇嫂與千里走單騎。顯然，那一出自《三國演義》，看著讓我們感慨不已血熱衷腸的段落，乃是出自虛構。拿一個虛構之義來壯一己之私，這多少有點沽名釣譽了。

二十一世紀了，人還活在江湖，我不知這是悲是喜？

其實說穿了，江湖亦屬小型化的專制體制，只是與大集權在利益分配上有了沖突，但本質如出一轍，甚至同構對應。比如它們都需要一個絕對核心，都需要講究絕對忠誠與服從，為什么讀書人就看不到這一點呢？有人會說，江湖之人行跪拜是正常的。那么我想問了，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所謂江湖，莫非就等同于跪拜？無跪拜則無“江湖”嗎？又有人說，江湖有道義規矩。那我想強調一句：道義規矩并非僅在江湖，江湖之外亦存規矩。江湖只是某些人瞞天過海一托詞。甚至還有人說了，江湖一旦滅了，民主思想也無存了，此一說法實屬荒謬。我想問的是，我們是因了江湖，還是基于我們獨立的個人存在而秉持民主思想？可見思想啟蒙在中國，道路依然漫長，我們還陷在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中。

圍繞“收徒跪拜”事件，還有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此一跪拜僅屬私域，既是私域則別人無權干預。在我看來，所謂私域無權干預一說，指的僅是權力者無權涉入，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皆可進入社會批判的視野與范疇，不能因其屬于私域就獲得了無權者之批評的赦免。畢竟，批判與揭露跪拜陋習無關干預，它僅涉及對現代道義與人之尊嚴的捍衛。

但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堅持你之跪拜。但批評自會在其文化批評中履行它的必要之職責，別人同樣無權干預——這也包括一意孤行的“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