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午，民法總則草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二審，草案二審稿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18周歲之日起計算。”

目前，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呈現低齡化趨勢。以北京一中院為例，在近7年審理的30余件性侵案件中，14歲以下未成年被害人約占40%，且超過三分之一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而這一比例在猥褻兒童類犯罪中更是高達90%。這一問題早已引起立法、司法部門和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2013年10月，“兩高兩部”聯合印發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對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認定的一些細節作出了明確界定；2015年8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則刪除了備受爭議的嫖宿幼女罪，加大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

但對遭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不應僅僅限于刑事領域，民事權利的救濟同樣不可或缺。這次民法總則草案的二審稿，就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之后，要求民事賠償的起算點作了變更規定。這意味著，如果兒童期遭遇了性侵害，即便當時沒有主張自己的權利、追究侵害方的責任，年滿18周歲后仍可以要求侵害方給予民事賠償。如果以18周歲作為起算點，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就延長后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3年而言，至少可以計算到21周歲。這與原來的訴訟時效起算點相比，在保護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權益上，邁出了很大一步。

現行民法通則規定，因為身體受到傷害要求賠償的，訴訟時效起算點是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侵害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而如何準確理解和把握“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一直備受爭議。

首先，對于被害人來說，“知道”是一種基于個人知識、閱歷的主觀判斷，也就是說，被害人意識到了自己的性權利受到了侵害。而“應當知道”，完全是法律上的推定。至于被害人是否真的知道，則在所不問。在我國性教育還處于遮遮掩掩、深藏閨中的背景下，很多孩子對性權利的認知處于懵懂狀態，難以意識到自己的性權利受到了侵害。如此簡單的規定或者推定，無疑是對未成年被害人權利的無視，剝奪了他們成年后“秋后算賬”的機會。

其次，如前所述，在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較高，由于受到熟人的恐嚇，被害人不敢將受到侵害的事實告知家長。雖說在行為上被害人處于自由狀態，隨時都可以告知父母，但對于他們來說，精神上的恐嚇讓他們處于被控制的狀態，完全沒有反抗能力，他們認為告知家長所帶來的痛苦，可能比自己遭受性侵帶來的危害更為嚴重。甚至，在加害人就是監護人的情況下，如果在監護關系存續期間主張權利，可能難度非常大。

保護遭受性侵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給他們成年后尋求法律救濟保留一線機會，值得點贊。

（原題為《給遭性侵未成年人“秋后算賬”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