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人物，從戊戌變法時跟隨康有為嶄露頭角，到后來辦報寫政論，“筆鋒常帶感情”，影響了眾多讀者。有關戊戌時期康梁等人的思想，學界已有不少成果，比如張朋園先生的系列作品。

10月31日，著名晚清史學者茅海建做客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作了題為“論戊戌時期梁啟超的‘民主’思想”的講座，與已有研究相比，茅海建更為重視梁啟超“民主”思想的特殊性。在講座中，他從三份史料入手，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和爬梳，考察戊戌時期梁啟超究竟有著怎樣的“民主”思想，以期重新認識已有的知識體系，以考據之力重審當下的思想史研究。

茅海建講座現場

“無議院之名，卻有其實”？

1896年，年僅23歲的梁啟超在《時務報》第10冊上發表《古議院考》，開篇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梁雖然肯定了西方議會制的重要作用，認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但隨即筆鋒一轉，稱古代中國“雖無議院之名，卻有其實”。梁啟超認為，在《易》《書》《周官》《記》《孟子》等儒家經典中均有關于議會思想的表述，到了漢代，甚至出現了相似的議會制度，曰“‘不屬署，不直事’，其職與西國同”。梁啟超在《古議院考》中進一步闡發了其師康有為關于古代議會“通下情而合其力”的思想。

梁啟超的文章常常一氣呵成，極具感染力。然而，茅海建指出，我們應當重新檢視梁啟超引用的文獻史料，他直陳《古議院考》中諸多論述實與議會毫無關聯，純屬比附。例如，“其（議院）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卿士”一句見諸《尚書》洪范篇，強調君王、卿士、庶人、龜、筮對政治決策的全方位影響，然梁啟超將卿士比附為上議院，稱庶人為下議院，從中可見其對議會制的理解頗有斷章取義的色彩。又如，梁認為漢代的諫大夫、博士、議郎等扮演了西方議會制度中議員的角色，然而他所用材料多只能證明其為朝廷的命官，并不能證實中國古代確有議會之實。

茅海建進一步說道，我們不能妄言梁啟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存在著知識性的錯誤，其中固然有一些，但他在這方面的學識也遠超今人，不過梁將古代經典、史籍所言“議會之實”與近代西方民主之下的議會制度相提并論，只能說是“差誤的比附”，實在是源自他對西方民主制度理解的偏頗。盡管他在《古議院考》中稱贊了泰西各國的議會，闡揚了中國古代類似議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但關于是否要設立議會，梁卻持否定態度，因為“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學校才是開啟民智的必經之路。

從今天的知識觀念出發，西方近代議會制度的基本思想與設計，與中國古代經典、史籍中的觀念截然不同，與漢代“諫大夫”、“博士”、“議郎”等更是大相徑庭。但倘若從當時的語境出發，《古議院考》所言的虛實固然重要，但梁何出此言，他對自己的觀點是否有進一步的修正或闡發，均值得深入討論。

“大同三世說”中的“民主”？

1897年春，當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大肆宣傳“古議院”思想時，他收到了嚴復的來信。今天雖無法得見嚴復原信，但從梁回信的蛛絲馬跡中，也可知道大體內容——除卻文人間的客套與戲謔，其中也包含嚴復的批評和梁啟超的自我批判。

嚴復斷然否定了梁啟超以中國古事證西事之法，且中國自古無民主，但西方有。面對嚴復的詰問，梁啟超雖對“古議院考”做了檢討，但仍以其師康有為的思想反駁嚴復關于議會傳統的觀點，此即后來非常著名的“大同三世說”——歷史按照“據亂”、“太平”、“升平”三世交替發展，且不可逆。然而，仔細揣摩梁啟超駁嚴復之論據，并非以西國歷史或西方民主思想之運作來說服對方，而是以理論否定事實，從多君到一君進而無君的三世進替可以完全比附西方民主思想的演變。

從理論出發，而非歷史事實出發，足見梁的胸有成竹。因此事辯駁之激烈，梁啟超后來將回信內容整理成文，刊載于《時務報》第41冊，名為《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此乃梁啟超首次公開在報刊上闡揚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在委婉地承認《古議院考》中的錯誤后，梁正面回應了他和嚴復在西方民主傳統上的分歧：“周厲無道，見流于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為民政。”

茅海建指出，梁啟超眼中的“三世”在中西方并無顯著區別，即便美、法等國的總統制，雖可謂民政之世，但放眼世界，仍處于多君之世中，“三世說”是各國發展的必經之路，不存在嚴復所謂因“胚胎”而致道路不同的現象，“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各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應嚴格遵循三世潮流而不可逆。換言之，要理解梁啟超的思想，應從“大同”思想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著手。此時，以“大同三世說”思想武裝起來的梁啟超，顯露出了高度的理論自信，他以極富感染力的文辭，呼喚著“大同世界”的到來。

從《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反觀《古議院考》，不難發現，盡管梁啟超在給嚴復的回信中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但他并未放棄基本觀點，始終將西國議會制視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且有所強化。但茅海建認為康梁向光緒帝陳述“泰西議院，古有其意，有其制”，并非為宣傳而故意“曲史”，實乃基于“大同三世說”的建構需要。

通往議會之路？

此后梁啟超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和湖南巡撫陳寶箴保持通信往來，梁指出：“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于智也。”由此產生關于“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三策，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的莫過于“開紳智”，以興辦學會的方式，來培養中國的“議員”。

《論湖南應辦之事》即體現了梁啟超有關“議會”思想的論述，茅海建以為其中約有四句話值得深入分析：“通上下之情”，“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后，會中人可任為議員者過半矣”。此四句揭示了議會的性質和議員產生的過程，對議員的職責和考核做了明確規定。雖然梁啟超的論述多源自康有為，但其治理湖南之法不失為一個好方式，對此，他滿懷憧憬地寫到：“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皆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

雖然梁啟超有關西方議會制度的“理念”未得施行，他的闡述與理解和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有顯著區分，但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亦可管窺其中的異質性和差異性。此后，梁啟超在《時務報》《知新報》《湘報》等報刊大聲宣傳西學，富于激情地歌頌“民政”、“民權”，然在其思想深處，卻始終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學、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議會。

維新派報紙《時務報》

茅海建再次強調，雖然梁啟超從中國傳統經典中尋出了“古議院”的模型，但從“孔子改制”說來看，隱藏在《春秋》《易》《書》《詩》中的“大義”，本來就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孔子的自我創造，也是孔子在當時社會中“改制”的方式。

事實不存，意義彰顯。梁啟超此時的“民主”思想，實則是康學的“大同三世說”，與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著顯著區分。我們應當注重對文本史料的解讀和分析，從語境出發，重新審視文本中的思想和歷史。

（本文根據講座現場發言整理而成，未經演講人審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