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開皇年間廢太子楊勇，立晉王楊廣為太子，是隋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韓國磐先生認為“是隋代由盛而衰的一大關鍵”。本文嘗試考察楊勇對朋友的選擇以及朋友對楊勇的影響，探討廢太子案中的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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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朋友圈：以劉大臻、明克讓為例

據《隋書·文帝紀》，開皇元年（581）二月，楊堅初即位時，就立嫡長子勇為太子，至開皇二十年十月被廢，次年改元仁壽。楊勇任太子近二十年，幾乎與開皇一朝相始終。如果據《隋書·百官志下》載隋代太子宮官的官名及定額，再考慮到楊勇作為太子的時長，這必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但這些人是臣僚、是下屬，他們有為太子服務的義務，卻未必與太子親近，其中能被太子認可為朋友的也不多。《隋書·房陵王勇傳》：

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

同書《劉行本傳》：

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并以文學為太子所親。

綜合兩段引文可知劉臻、明克讓、陸爽、姚察四人為楊勇所親近，被認為是賓友，而親近之由就是文學。以文學見賞于楊勇的當然不止這四人，史傳只是舉例以概其余，卻由此可見他們在太子賓友中的重要性與代表性。這四人或為南朝人，或雖是北朝人，卻與南朝文學都有密切關系。

《隋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平裝本）

劉臻，《隋書》卷七六有傳，新出《大隋故儀同三司饒陽縣開國伯劉府君墓志》則更為詳細地記載了他一生的經歷。據志文，他本名應是劉大臻。據史傳的記載，劉大臻與楊勇的關系似乎特別親近，《隋書·文學·劉臻傳》：

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褻狎之。

同書《柳機傳附柳肅傳》：

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于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誡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愿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后言皆不用。”

巫蠱秘事，劉大臻能參與其中，顯然已經超越了太子宮官匡正得失的范疇，進入了太子的私人世界。巫蠱在歷代都是宮廷最為忌諱之事，隋代也不例外。

章仇太翼是當時著名的占卜師，《隋書·經籍志》記有他寫的《風角》七卷和《風角要候》一卷。據本傳，“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居中聯絡者就是劉大臻。《隋書·房陵王勇傳》載文帝廢太子詔中就提到了“瀛州民章仇太翼”，同書《藝術·盧太翼傳》：

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

章仇太翼之才也就是占卜之才，劉大臻之所以能進章仇氏給楊勇，正如柳肅所說，是因為楊勇此時“有疑”，所疑者自然是他太子的地位是否穩固。占卜得吉固然皆大歡喜，如果占卜不吉，勢必要禳災祈福，這就很有可能事涉詭道。柳肅正是站在這樣的立場上規勸太子修仁孝之道，不要被他人誤導。柳肅既然能知道此事，文帝恐怕也知道，所以開皇十八年的詔書很有可能也帶有警告楊勇的意味。

劉大臻能為宇文護制軍書羽檄，為高颎典文翰，正是因為他“耽悅經史，終日覃思”的才學決定的。他能以一個亡國的南朝人在北周、隋都獲得賞識，靠的也是才學。

正如唐長孺先生指出的那樣，當時北方的貴族間彌漫著師法南朝文學的風氣，雖然隋文帝崇尚吏治，但他的兒子楊勇卻非常喜好文學。

既然當時文學的主流在南不在北，北方文人師法的都是南朝的文風，那么“耽悅經史”的南朝文人劉大臻自然也會得到楊勇的喜愛，而絕不僅僅是出于“禮尊”的目的。楊勇為其墓志撰寫的銘文說：

鄧騭漢崇，張華晉擢，郁此齊鑣，寵加文學。方憑獻替，以寄心期，奄然風燭，凄悼增悲。

就明白指出劉大臻雖然德比前賢，但真正使他從眾人中脫穎而出的卻是文學。

明克讓是經學世家，他的祖父明僧紹、父親明山賓都是南朝著名的禮學家。明氏家族并不是跟隨司馬睿南渡的，但“明氏南度雖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在晚渡士人中算是個例外。究其原因，世代傳經，即所謂“傳家業”大概是重要的一個因素。

“南朝文學發達，習經之士以兼通文史而見推重”，所以無論是否經學世家，經、文、史三者兼通才是為人所重的關鍵。因此，明克讓這種經學世家并不妨礙其文學的出眾。《隋書·明克讓傳》：

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

大概除了《孝經義疏》一部以外，其他都是文學、史學類的作品。《周書·明帝紀》：

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經史。

《周書》

在麟趾殿充當學士的首要條件是“有文學”，明克讓入周之初就入選，也說明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這也正是楊勇的愛好。《隋書·明克讓傳》：

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征天下才學之士，至于博物洽聞，皆出其下。

《明克讓志》：

且明兩毓德，東朝多才……以君博識，用掌書坊。于是湘素致充，恭承匪懈。

志、傳對照，可知傳文并非虛言。“明兩”即指楊勇，“東朝多才”也就是“東宮盛征天下才學之士”。明克讓以其“博識”即“博物洽聞”獲得了太子的尊重，這種博識也必然是經學、文學、史學兼修而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才能為人所知。

不僅劉大臻、明克讓是如此，姚察、陸爽等也以文學為楊勇所賞，唐長孺先生對此已有論證。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例子。《隋故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安平李孝公墓志銘》：

太子洗馬河南陸開明，博物高才，譽重當世。（李）德林愿其敘述，敬托為銘，罔極之心，冀傳萬古。

德林世子百藥，太子舍人。

李孝公即李敬族，他是李德林的父親，李百藥的祖父。陸開明即陸爽，他是齊亡以后與李德林等十余人一起入關的，都是北齊最著名的文人。李德林托陸爽為父撰寫墓志銘，可見兩人興趣相投，文學相賞。

李百藥的文學才能極高，甚至因此招人妒忌，他兩次被楊勇召為東宮學士，可見楊勇對于文學的喜愛。

李百藥畫像

因此，楊勇以文學好尚為擇友標準之一，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隋書·劉行本傳》：

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并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

上引柳肅傳文也說肅稱劉大臻為“書生”，劉行本更是直斥三人僅“解讀書”而已。這里沒有提到姚察，是因為姚察不曾擔任過太子宮官，劉、明、陸三人雖為宮官，卻不能“調護”，僅是紙上談兵，或是以巫蠱占卜等左道侍奉太子，因此受到劉行本的指責。

這些文人是以文學才能成為楊勇的朋友，除此以外，還有另外一批人也聚集在楊勇周圍，他們也是太子的朋友，《隋書》中常稱之為“弄臣”“幸臣”，總之是一些“小人”，他們是楊勇被廢的重要原因。

2

小人朋友圈的真偽：以廢太子詔為中心

《隋書·房陵王勇傳》記載了一份詔書，里面詳細開列了因廢太子而受牽連的人員以及他們的罪名，現征引人名如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凡此七人，為害乃甚，并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可并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并處盡。

這份詔書里記載的毫無疑問都是與太子被廢有關的相關人員，或者說文帝想要表達的以及讓天下后世知曉的直接責任人，就是他們使太子墮落。這份名單按可以是否太子宮官分成兩部分。薛道衡宣廢楊勇詔曰：

（皇太子勇）性識庸暗，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釁，難以具紀。

上引詔書涉及到的太子宮官有唐令則、鄒文騰、夏侯福、元淹、閻毗、晉文建六人，也就是所謂的“小人”。劉行本就曾責備唐令則不能“匡太子以正道”，更是直斥夏侯福為“弄臣”。《資治通鑒·隋紀三·文帝開皇二十年》載：

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李）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

《資治通鑒》（傳世經典 文白對照）

太子宮官當然是太子平時接觸的最多的人員，他們有輔佐太子的職責，所以是文帝問罪的直接對象。楊勇周圍都是些“以弦歌鷹犬娛悅”的宮官，都不是“正人”。但是這些人卻是楊勇的朋友，因為他們能滿足楊勇吃喝玩樂的愛好。《隋書·閻毗傳》：

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于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于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

閻毗也是以技藝取悅于東宮，與唐令則等人沒有什么區別，也是“小人”。既然他“甚見親待”，自然也是楊勇的朋友。

正如李綱所說，太子楊勇是中人之資，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關鍵是看他的周圍是些什么人以及他與什么人為友。《舊唐書·許敬宗傳》：

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僚多被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竊見廢宮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于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于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

楊勇所交，都是“佞人”，李綱等正臣從來都不是楊勇信任的對象，他們雖不預于刑網，卻也無力挽回太子被廢的局面。

李綱畫像

詔書里提到的另一批人則是以左衛大將軍元旻為“魁首”的非太子宮官群。這批所謂的奸佞小人是否都是楊勇的朋友卻很有疑問。蕭子寶“進畫奸謀”，何竦“志圖禍亂”，兩人并處斬。崔君綽、沈福寶事跡不詳，章仇太翼事已見前。高龍義和元衡的罪名是：

副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

高龍義和元衡都被處自盡，這樣的定罪似乎太重了。這里不妨對照一下《唐律》，其中“貸所監臨財物”“役使所監臨”“興造不言上待報”“非法興造”“私使丁夫雜匠”等條的規定，并沒有嚴重到要判死刑的地步。況且他們的違法行為，應該是受到了太子的命令，主從有別，似乎也罪不至死。兩人被判自盡，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帝朝法律嚴苛，“尚慘急”；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廢太子這件事上，文帝主意已定，是非由愛憎所致。除了這份問罪詔書，這些人與太子是否有私人往來，我們無從判斷。而作為“魁首”的元旻，死得就更冤枉。《隋書·元胄傳》：

房陵王之廢也，冑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于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冑帛千匹。

同書《房陵王勇傳》：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于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

《隋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精裝本）

元旻是由于苦諫廢立激怒了文帝，楊素諂于前，元胄陷于后，最終被殺。所謂泄漏文帝在仁壽宮事，明顯是有司承楊素之意編造出來的。從現有史料上來看，元旻是否與楊勇有私人的往來，是否附托于勇都大有可疑，他只是一個被制造出來的朋友而已。

楊勇的罪行，最多也就是近小人、遠君子，要是說他有什么無君無父、犯上作亂之心，實在也沒什么證據。左衛大將軍元旻與楊勇的勾結，意指太子有謀逆之心，大概也是事后編造，疑竇重重。怎樣讓天下后世都相信太子確有重罪，而且是罪有應得，這的確是一個頗費心思的問題。

3

朋友的出賣：姬威的證詞

《隋書·房陵王勇傳》：

晉王又令段達私于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于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

姬威是東宮的“幸臣”，當然是楊勇的朋友，如果按照廢太子詔的定義，他也屬于“小人”。他在段達的威逼利誘之下，答應出賣太子的信息以換取日后的“大富貴”。

關于姬威生平，傳世文獻如《隋書》僅見于楊勇本傳，《北史》《通鑒》等全同，幸有墓志出土，使我們對他的生平有了一定的了解。據《隋金紫光祿大夫備身將軍司農卿敦煌太守汾源良公姬君銘》：

公諱威，字永興，河南洛陽人也。……大象元年，授右內侍。洎皇猷既建，霸府新開，乃授儀同三司、領丞相府右帳內。大定元年，進授開府儀同三司，領右帳內如故。開皇元年，授太子內率，其年九月，又授太子左內率。二年八月，封岢嵐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十二年八月，以相府長上詔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三年又授太子右衛率。仁壽二年正月又授右備身將軍。

志文稱姬威是河南洛陽人，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重新著的籍。他是北周姬源的弟弟，對于這支的籍貫以及世系的考訂，岑仲勉、王仲犖兩位先生已有考論。另據《疏證》，姬威生于西魏文帝大統十五年（549），那么他開皇元年（581）授太子內率時年三十二歲。可能到了當年九月，太子內率才分左右，所以又授太子左內率。據《隋書·百官志下》，太子左內率正四品上，僅次于太子三師三少，與太子衛率、宗衛率、太子左庶子平級，是太子府內的高級將領。姬威三十二歲就做到這個官職，可能與他曾在北周末年楊堅的霸府里任職有關，所以在開皇十二年才會以北周末年相府長上的身份，獲授開府儀同三司的散實官。

隋文帝畫像

姬威從開皇元年太子府建立時就出任內率了，大概到開皇二十年楊勇被廢，一直在太子府任職。他是楊勇的幸臣，甚至可能是密友，大概當時朝廷中人都知道兩者的關系，所以段達才會想辦法對他進行脅迫。朝廷內外關于太子行事的流言，也正是姬威泄漏給楊素的。

在廢立太子這件事上，文帝是主意已定，楊素是推波助瀾。《隋書·房陵王勇傳》：

（開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于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煉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楊素畫像

元旻是左衛大將軍，也就是“近臣”，楊素所陳東宮事狀，看來并不能服眾，文帝也只能以沉默對抗元旻的諫諍，從而表明自己的態度。姬威的出現與控告打破了這一僵局，他的證詞是什么，其實并不重要。如果看看《房陵王勇傳》所載姬威的證詞，其實與此前楊素告近臣的證詞一樣，無非是論證太子早有不臣之心。重要的是，證人的身份不同。楊素是外臣，他在開皇朝根本沒有當過一天太子宮官，所說即使有據，也不免令人生疑。姬威卻完全不同，他從本朝建立就一直在太子府任職，與太子的親密關系也是人盡皆知。他是親見親聞親歷者，他的證詞對太子來說才是最具有殺傷力。所以，在姬威陳說之后，史載“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勇被廢已成定局。

4

余論

《隋書·房陵王勇傳》：

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颎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蓋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

文帝選東宮的宗衛侍官以為己之宿衛，顯然已不信任太子，意指東宮宿衛兵強，或有兵變弒君之嫌，如劉劭弒劉義隆之比。本段史料尚有一事需注意，即高颎與楊勇為兒女親家，文帝既疑勇，必不能不疑颎。勇既被君父猜疑，復失愛于母后，《隋書·房陵王勇傳》：

勇多內寵，昭訓云氏，尤稱嬖幸，禮匹于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

文獻皇后于夫婦之義督責文帝甚嚴，復以此道強求諸子。太子失愛于親母，與此大有關聯。《隋書·高颎傳》：

時太子勇失愛于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颎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颎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

同書《文獻獨孤皇后傳》：

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云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颎，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高颎畫像

后必欲上黜高颎，為何？因高颎為尚書左仆射，總統朝政之故。文帝有廢立之意，明知高颎與楊勇為親家，而不得不謀于高颎者，也是這個原因。文帝當然可以不顧眾臣反對，強行廢換太子，但他并不想這么做，他很希望獲得百官特別是尚書省最高長官的支持，當他從高颎那里得不到這種支持時，他就不能不罷免高颎。所以，開皇十九年（599）八月，文帝借王世積案中泄露宮禁中事免颎官，高颎本傳說“上欲成颎之罪”，可謂道出了其中真相。高颎之被罷免，雖有各種原因，如文帝的猜疑，臣僚的不滿，但是否廢太子一個重要的因素，而高颎本身擔任尚書左仆射使他不能不被卷入這件事的核心。《隋書·高颎蘇威傳》史臣曰：

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縱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

唐人就很明白地指出高颎在文帝朝的得罪，廢太子案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開皇十九年八月，尚書左仆射高颎免，時任右仆射的楊素成為尚書省的最高長官，他本來就是廢立太子的幕后推手，此時再無阻攔文帝的障礙了。

《隋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

楊勇既受文帝的猜忌，復失愛于母后，外有百官之首的楊素積極贊成，內有宮官近臣姬威的告密，廢立一事，再無疑義。

在探討了楊勇的兩個朋友圈之后，再來看《房陵王勇傳》的一段史料：

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

因為楊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所以他將南北雙方精通文學之人聚在身邊，這些人是“書生”“解讀書”，雖然無用，卻也無害。楊勇是“寬仁和厚”的，即使他知道劉大臻將雙方的對話泄露給柳肅，造成柳肅的面折廷爭，他也沒有將劉氏逐出東宮，反而在劉氏死后，親自撰寫了墓志的銘文。楊勇也是“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的，所以他會干犯文帝禁令，召術士入宮占卜吉兇，也會寵信昭訓云氏，全然不顧母后的憤怒。楊勇有文學的朋友圈，也有小人的朋友圈，文學滿足他精神上的享受，小人滿足他物質上的追求，這本來也是人之常情。《北齊書·文苑傳》序：

后主雖溺于群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

如果撇開兩人成敗不論，就會發現楊勇與北齊后主竟是如此地相似。這種相似性的背后，除了個人的心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環境的影響，具體到人，也就是朋友圈是怎樣構成的。

（本文選自《隋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

原標題：《楊勇的兩個朋友圈——對隋代廢太子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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