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俊智

6月21日，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系、生物工程系主任廖俊智教授就任臺灣“中研院”院長，因前任院長翁啟惠涉嫌“浩鼎案”而起的新任院長選舉的紛紛擾擾似乎終可告一段落，不想7月4日召開的院士會議上，項武忠院士仍不認可廖俊智，表示已連署五十多位院士，要求修改“組織法”。201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廖俊智，大多數院士此前并不認識他，人望似乎不夠。雖然他就任院長時曾表示不參與政治，只專注于學術，但他多被認為屬于蔡英文一系。作為最高專門學術機構，“中研院”一直尋求學術獨立于政治，但在過往近九十年的歷程中，政治無時不侵擾著學術。2008年，“中研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際，為表慶賀，曾出版《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一卷為陳永發院士主稿的《任重道遠》，“以歷任院長為經，任內重要事跡為緯，交織成篇”，其間就披露了不少政治干涉“中研院”院長選舉、任命及其學術發展的事例。

“學界尚可行democracy”

蔡元培

“中研院”的成立被認為是國民黨新貴與以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為代表的國民黨元老為了共同對付國民黨左派而達成的一種政治妥協，是政治斗爭的產物。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自然眾望所歸，但“中研院”在其治理下卻是步履維艱。從1927年5月9日成立籌備處，到翌年6月9日在上海亞東酒樓召開第一次院務會議，宣告正式成立，延宕一年有余。一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沒有像樣的辦公場所，卻在觥籌交錯的酒樓召開成立大會，實在有失學術尊嚴與體統，可以想見“中研院”成立初期的窘境。當蔡元培與蔣介石度過“蜜月期”，因政治理念背道而馳，漸行漸遠，基本不往南京，日漸疏離于中央政府，在上海全心全意謀劃“中研院”發展，借助中基會資助巨款建設理工實驗館（物理、化學和工程研究所辦公樓）時，蔣介石要給這個“桀驁不馴”的學界泰斗與表率制造麻煩，不實際劃撥建筑用地與建設經費情況，下令“中研院”在滬建筑停工、全部機構限期搬遷南京，無事生非弄出“院址之爭”的鬧劇。最終在各方協調與雙方妥協之下，“中研院”在上海的地質、社會科學研究所遷南京，駐滬辦事處撤銷，理工實驗館的建筑計劃也得以完成。

胡適以為，“中研院”這般遭遇，主要是缺乏一個保障其學術獨立的“憲章”。“中研院”組織法規定其“直隸于國民政府”，院長為特任長官，經費每月由財政部頒給，“全無一點保障可以使政治勢力不來干涉”。院址之爭使蔡元培及其門徒認識到，“中研院”已有法規雖已確立其在研究所人事權上的獨立，但在院長選舉與任命、學術研究的獨立與自由上沒有法理保證。因此更加努力為“中研院”建章定制，1935年5月，《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條例》頒布，規定“中研院”“研究學術之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互助”由評議會決定，繼任院長由評議會推舉三位候選人，呈請國民政府遴選。這樣，“中研院”無論是學術研究的自由，還是院長選舉都建立了法理基礎。蔡元培和朱家驊都認為“評議會條例”奠定了“中研院”的“百年大計”，胡適認為由此將“中研院”“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

可以說，“評議會條例”是“中研院”院長選舉與任命的“憲章”，也成為“中研院”在院長選舉中抵擋政治侵襲的武器。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繼任院長選舉過程中，蔣介石先是讓他周圍的王世杰、朱家驊等人活動，選舉與“中研院”毫無關系的顧孟余為候選人，作為顧未隨汪精衛叛逃的“獎賞”。后在選舉前，突然下條子要求選出顧孟余。評議員以學術自由與獨立的原則，憑據自己的學術良心，頂住最高權力壓力，推選出他們心目中的學術領導人翁文灝、朱家驊與胡適。這次選舉無論如何都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極其罕有之事，也是學術反抗國民黨政治侵擾的勝利，實在值得“大書特書”。因此，傅斯年對胡適說，“此番經過，無組織，無運動”，“全憑各人之自由意志，而選出之結果如此，可見自有公道，學界尚可行democracy！”

從朱家驊到胡適

朱家驊

對學術界這民主的“表演”，蔣介石自然“懷恨在心”，他在院長人選的遴選與任命上的行為，充分顯現了學術獨立與自由的限度。三位候選人此時都肩負抗日大任，翁文灝是蔣介石經濟方面最為倚重的助手，朱家驊為國民黨黨務第一人，胡適擔任爭取美國支持的駐美大使。最初，蔣介石似乎屬意排名第三的胡適，由此各路人馬四處活動，演出撤換駐美大使風波，直到8月初才最終確定胡適留任。至此，“中研院”已五個月沒有院長，其運行遭遇極大困難。9月18日，蔣介石最終頒令朱家驊代理院長。他沒有選擇在學術上成就卓著、在國際學術界也具有聲望，而且愿意擔任院長的翁文灝；而選擇了在學術上毫無建樹、純粹的官僚朱家驊，而且是代理。

對院長一職并不熱衷的朱家驊雖“一再懇辭”，但“未蒙允準”，只得勉為其難接任，迎接他的是更為逼仄的學術發展空間。蔣介石本欲借助蔡元培去世將“中研院”降格為行政院下屬機構，院長等同于部會長官，可以直接任命而非民主選舉。因優先考慮顧孟余，未能立即實行。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提出議案，將“中研院”劃歸教育部或考試院。雖經私下斡旋，議案未能通過，但“中研院”的發展境況可以想見。

朱家驊一代理就是十八年。1957年8月4日下午五點多，蔣介石夫婦突然光臨南港“中研院”，朱家驊自然不在，工作人員也大多下班，大門緊閉。衛士入院交涉，只有身穿汗衫短褲，腳拖日本式木屐的嚴耕望隨衛士前來報告。日后成為隋唐交通史大家的嚴耕望，陡然間面見蔣介石自然不知所措，蔣介石見嚴耕望裝束，以為“中研院”研究人員服裝不整，缺乏規矩，拂袖而去，并歸罪于朱家驊。不得已朱家驊只得“心不甘、情不愿”上書辭職，9月初獲準。

朱家驊一生對“中研院”貢獻甚大，如在大陸時期擴展研究機構，選舉首屆院士完成“中研院”體制，赴臺初期苦心孤詣維持，并以自己掌控的中英庚款救助，恢復評議會和院士會議等。后任院長胡適去世后，他“仍有廉頗之志，頗思當仁不讓”，一洗自己從未正式擔任“中研院”院長之恥，在評議會選舉中票數第二。但蔣介石對他偏見極深（主要是對朱家驊追隨代總統李宗仁南下廣州耿耿于懷），圈選了票數名列第三的王世杰。

胡適

蔣介石強令朱家驊去職后，示意選舉胡適接任。（新竹）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便心生不滿：“胡先生如能當選，自會選出，我們并不奉他人的意見而選舉。”評議會選舉時，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四處拉票，梅貽琦不得已也投了他一票。結果是胡適、李濟成為第一、第二候選人，第三候選人難產。1957年11月，蔣介石任命胡適為院長，因胡適生病住院，以李濟代理。為表誠意，蔣介石允諾胡適可以不必長年待在臺灣，并從《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外譯版稅中拿錢在“中研院”園區興建一幢帶有庭院的小洋房，作為胡適辦公和住宿樓（現為胡適紀念館）。胡適回國就職時，蔣介石親到南港主持典禮。可見，蔣介石對胡適的殷殷期望與借重。不想，蔣介石在典禮中無意批判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直接反駁說：“總統，您錯了。”

胡適作為學術領導人和自由主義大師，在威權時代的臺灣，其言論和行動也受到限制。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引起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批評和聲討，甚至引起情報部門的不滿，說他是國民黨丟失大陸的罪魁禍首：因他鼓吹全盤西化，造成思想真空，中共乘虛而入。胡適任內，克服各種困難，使“中研院”“在開放中一步一腳印地進步”。

1962年2月，胡適在院士會議晚宴興奮過度，心臟病突發去世。朱家驊、王世杰都鉚足勁拉票，結果脫穎而出的是具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吳大猷，“中研院”似乎可以迎來第一位真正的科學家院長。不想吳大猷因家庭原因拒任。王世杰這位蔣介石的“秘書”（陳寅恪語），放棄政府職位，專任院長。

腹背受敵的王世杰

法學出身的王世杰，曾任武漢大學校長，后棄學從政，歷任教育部長、軍委會參事室主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外交部長等重要職位，1948年當選為首屆“中研院”院士。到臺灣后，任“總統府”秘書長，因處理香港兩航案被蔣介石免職，轉任陳誠內閣政務委員。王世杰到“中研院”后，備受內外“質疑與掣肘”。院內有力人物如史語所所長李濟、植物所所長李先聞，都是純粹的學人，向來厭惡學而優則仕，“尤其不樂見政治人物回到學術機構擔任主管”。他們從不給王世杰顏面，事事與他過不去，會議時一言不合即離席抗議。甚至王世杰自己從臺灣大學理學院院長位置上帶來的總干事、地質學家阮維周也不與他合作。

王世杰塑像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院外，“立法院”準備了巨量的火炮，李敖、張其昀、何浩若等更是武庫滿滿。1963年，王世杰初次到“立法院”，被“立法委員”圍攻，甚至有人指責史語所研究人員“不識字，看不懂古書”，引起王世杰的強烈反彈：“任何政府機關無權干涉私人著述古書。”1965至1966年間，李敖指控王世杰當年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賣國”，在香港兩航案中“蒙混舞弊，不盡職守”。1967年，有報紙反對王世杰以高薪延聘美國學人的計劃，接著“立法院”“炮聲隆隆”，張其昀在中央黨部讕言攻擊。年底，“國防研究院”（張其昀為主任）講座教授何浩若指責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在王世杰庇護下，勾結費正清，“出賣國家利益”。不久，李敖再次發文攻擊王世杰有賣國前科。翌年年初，“立法院”委員匯集張其昀、李敖的不實資料，誣稱王世杰與胡適、蔣廷黻、蔣夢麟、葉公超形成“勾結費正清導致中國大陸失陷”的賣國集團。與此同時，罹患嚴重偏執幻想狂的史語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也公開發表文章，指稱王世杰正統帥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年輕學人許倬云、李亦園等陰謀改造“中研院”。內外夾擊，蔣介石并無鮮明支持態度，王世杰引為奇恥大辱，屢次提出辭呈，不得獲準。

鞠躬盡瘁的錢思亮

1970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已成全面掌權態勢。為控制臺灣大學，指派與黨政關系密切的閻振興替代已執掌臺大二十多年的錢思亮，為安排錢思亮，蔣介石明諷暗示王世杰辭職。4月，王世杰再度提出辭呈獲準。繼任院長候選人選舉時，謠言滿天飛，多以為蔣經國屬意閻振興。評議員多為官員，海外院士害怕他們受擺布，曾聯名推舉候選人。選舉結果，錢思亮第一，吳大猷和閻振興隨后。錢思亮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深受蔡元培學術獨立思想的影響，總是竭盡所能抵擋政治對學術侵擾，但任內還是免不了受制于權力。他出任院長期間，正是臺灣多事之秋。隨著尼克松訪華，臺灣當局加強對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命“中研院”創設三民主義研究所。雖有評議員根據“中研院”組織法，指稱三民主義研究所不在規定范圍之內，予以“杯葛”，但籌備處還是如期成立。主事者選取人才時始終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所聘人員并無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專家，他們拒絕成為為“國民黨思想控制服務的所謂御用學者”。

錢思亮

隨著北京與華盛頓關系的解凍，大批“中研院”院士訪問大陸，當局和輿論都要求懲治這些院士。錢思亮以院士是終身名譽職務，不具備公職人員身份，堅持不予公開譴責或懲處。直到1978年2月，臺大數學系教授項黼宸院士由臺灣潛往大陸，院方終抵擋不住外來壓力，將其除名。此后，何炳棣、張捷遷、顧毓琇等先后被中止院士職權。因錢思亮一直堅持反對公開除名院士，為日后大批赴大陸參觀院士回歸臺灣奠立了基礎。在吳大猷時代，被拒絕往來的楊振寧、李政道、何炳棣、張捷遷、陳省身、顧毓琇、林家翹等相繼到臺灣參加院士會議，為臺灣科技發展獻計獻策。

“壽則多辱”的吳大猷

1986年6月，錢思亮積勞成疾，一病不起。繼任院長選舉風潮涌動，評議員中政府官員和教育官僚都有所行動，海外院士害怕蔣經國強力介入，再次連署推薦。投票結果，吳大猷以接近全票名列第一，第二、第三分別是蔣經國心腹閻振興與其心臟病醫生余男庚。吳大猷是中國培養的第一批物理學本科畢業生，是第二代物理學家的代表人物，國際聞名的物理學大師。他從1956年開始就深深介入臺灣科學事業發展中，曾任規劃臺灣科學發展的科學指導委員會（“科導會”）主任。在此期間，他認為原子彈目標只針對大陸，是“同胞相殘”，勸阻蔣介石發展核武器計劃，支持原子能和平利用，建議設立原子能委員會管理核能研究，以免軍方擅權用于軍事發展。因此與蔣經國產生矛盾，并被人罵為漢奸，“科導會”主任一職成為閑職。1978年，吳大猷從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退休后全職回臺，也基本上被閑置。

蔣經國雖有意直接控制科技政策，但他深知學術界公義不可輕侮，只得任命吳大猷為院長。吳大猷以他的國際聲望，積極尋求“中研院”學術研究領域的擴展與研究水準的提升，他主張科學研究與政治分開，努力推進兩岸關系的發展，并于1992年夏天在李政道的陪同下回到闊別半個世紀之久的大陸，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外，訪親問友。雖然如此，他的決策與舉動仍不斷受到“立法委員”的質疑，特別是隨著臺灣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預算會議也有民進黨立委出席，“他便戰戰兢兢，有時為了準備質詢，忙得滿頭大汗”。1993年5月3日，八十六歲高齡的吳大猷從上午九時到晚上八時（中午休息兩小時）在“立法院”預算審查會議上連番受到民進黨“立委”的冷諷熱嘲甚至語言侮辱，被陳永發先生名為“吳大猷院長最長的一天”。年高德劭的吳大猷自然受不了這般恥辱，當年10月向李登輝提交正式辭呈。翌年1月，獲準辭職。

功敗垂成的李遠哲

吳大猷提交辭呈后，一些“立法委員”不顧“中研院”院長候選人選舉規則，三度臨時提案，推舉李遠哲擔任院長，直接干預院長候選人的選舉。在院長候選人臨時評議會上，有人建議候選人發表政見。吳大猷聞言勃然大怒，強調學術自有其尊嚴，院長選舉不能政治化與世俗化，候選人是靠學術聲望得選，不是靠迎合取寵的演講，更不能像政治選舉一樣，請客送禮、拉票拜票、人身攻擊。選舉結果是李遠哲獲得四十九票中的四十五票，成為第一人選。

李遠哲

李遠哲是臺灣土生土長的化學家，1961年獲（新竹）清華大學碩士學位后留美，1974年加入美國籍。1986年因“在應用分子束技術方面做出突出貢獻”與另兩位化學家榮膺諾貝爾化學獎。“中研院”此前在臺時期的歷任院長都來自大陸，終于出現了一個學術成就和學術聲望都可堪任院長的臺籍人物，自然被寄予厚望，李登輝也全力邀請他回臺服務。1994年，李遠哲接受任命，放棄美國籍，全心全意為臺灣學術發展服務，并修改“中研院”組織法，規定院長一任五年，可連任一屆。

李遠哲是“中研院”第一位諾獎院長，他希望以十年時間使“中研院”更上一層樓，成為亞洲第一、世界一流的學術研究機構。與以往各位院長盡力維護學術獨立，阻隔“中研院”與政治權力不同，他積極介入政黨政治。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前夕，他發表文章為陳水扁背書，并擔任支持陳水扁的國政顧問團團長。陳水扁當選后，擔任跨黨派小組召集人。他不僅自己參與政治活動，也鼓勵院內科研人員批判時政，甚至兼任政治職務，走向學官兩棲或棄學從政。因此，在他任內，不少的“中研院”科研人員被借調擔任各種政府職務，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金融監督委員會主任、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省政府委員、“國史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財政局長等等。李遠哲支持學人從政的初衷，是認為“中研院”同人進入骯臟的政治圈子之后，“白的進去，把紅的也變成白的”，不僅自己能全身而退，而且還能改善政治。可事與愿違，有些人積極求官，千方百計延長借調時間，一些人不僅沒有以他們的專業素質改善政治，反而貪贓枉法，成為階下之囚，使學界蒙羞。

李遠哲的政治態度，自然也給“中研院”的發展帶來影響。李遠哲上任之初，受到“立法院”委員的一致尊敬和愛戴，這是此前各位前輩沒有的禮遇。但他助選陳水扁，自然引起在野黨“立委”的反感，曾遭遇“立法院”凍結“中研院”總預算的危機。2006年10月，李遠哲任期屆滿，基因體中心主任翁啟惠等六位院士發起留任連署，被“立法委員”批為“馬屁文化”，并援引袁世凱謀求稱帝時所謂的“六君子”譏諷李遠哲及六位院士。李遠哲深受刺激，選擇離開。

行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翁啟惠

翁啟惠在繼任院長選舉中票數最高，被陳水扁遴選為新任院長。翁啟惠是國際聞名的生物化學家，臺灣大學畢業后，曾在“中研院”任職。后留美，199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2年榮膺美國科學院院士。李遠哲殷鑒不遠，他就職以后宣布不介入任何政治活動。不想在第二任任期最后階段，卷入“浩鼎科技”案，牽涉利益輸送，將“中研院”拋入輿論漩渦，自己也不得不宣布辭職。翁啟惠是“中研院”歷史上第一個因為這種原因去職的院長。

新任院長選舉過程中，評議會需要在現任副院長王汎森、廖俊智、郭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馬英九同學）及吳茂昆（前東華大學校長）四人當中選出三人。選舉過程中，因臨時改變程序，致使爭議不斷。據說，李遠哲有操控選舉的嫌疑。無論如何可以看出，自李遠哲以來，三位“中研院”院長全是化學出身；自錢思亮以來，五位院長全是科學出身，而此前的四位院長，只有朱家驊是地質出身，但還是官僚政客。

廖俊智就任后，對“立法院”、外界批評“中研院”院士涉入政治過多（如連署陳水扁保外就醫）的質詢，表示院士是名譽職，他們有個人政治理念和社會關懷，院長沒有權力管。其實，愛因斯坦也曾積極參與政治，痛斥納粹的反人類行徑，呼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還花不少時間撰寫無聊至極又天真之極的政治小冊子。但其間有一個需要把握的度，不能因此而荒廢學術。愛因斯坦就從不把政治看得那么重要，正如他對助手所說：“我們不得不把時間分一下，一些給政治，一些給咱們的數學式；不過，對我來說，數學式比政治重要多了，政治都是關注一時的事，一個數學式可以永世長存。”

政治追求的是實用，是個人或團體之私利；學術追求的是真理，是人類知識之擴展，學術與政治之間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問題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學術研究已經完全不同于它早期以個人愛好為特征的時代，已完全體制化與職業化，進入所謂的大科學時代。特別是隨著國家科學政策的出現，政府與政府資助在學術發展上的作用與地位越來越重要。學術一方面要求獨立于政治，一方面又需要政府的大量經費，如何把握與界定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值得不斷探討與思考的問題。 

（本文原載于10月30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