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猝然辭世，生前文稿由諸多好友分頭整理。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部分經吳曉鈴編輯，在八年之后由作家出版社以《小說戲曲論集》的名義出版。吳氏在《編后小記》中說：“在這里所結集的三十一篇長短不一的文章里，讀者已經不難看出他在這方面的成績和貢獻。其中特別是《讀〈李娃傳〉》《跋〈雨窗欹枕集〉》《袁刊〈水滸傳〉之真?zhèn)巍泛汀稄埳饺诵】肌返绕荚浀玫讲辉谏贁?shù)的專業(yè)者的稱贊。”作為小說戲曲方面的專家，他的這番評論洵非虛語。

除了上述幾篇論文外，書中還有不少內容同樣值得關注。例如在《西班牙愛斯高麗亞爾靜院所藏中國小說、戲曲》一文中，戴望舒就談到其中“尚有明嘉靖刊本《新刊耀目冠場擢奇風月錦囊正雜兩科全集》，亦系天壤間孤本，所選傳奇雜劇時曲甚富。時曲無論，傳奇雜劇，亦頗多今已失傳者，雖系選本，且僅錄曲文而無賓白，然亦彌覺可珍”。《風月錦囊》在后世流傳極稀，近現(xiàn)代學界罕有寓目者。王國維的《曲錄》（《王國維遺書》本）僅據(jù)前代書目將其列入“元明無名氏撰”的“雜劇傳奇總集”之中，對具體內容則闕而不論。而孫楷第居然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著錄此書，甚至推測“當為嘉、隆以前元明舊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重訂本），實則相當草率。戴望舒是最早介紹《風月錦囊》概況的中國學者，足見視野之開闊，也為后人研討提供了重要線索。

戴望舒對作家的遣詞造語尤感興趣，有一篇《釋“紇邏”、“掉罨子”、“脫稍兒”》頗能顯示他在語詞考釋方面的功力。文章前半部分議及白居易《陰山道》詩中“紇邏敦肥水泉好”一句，“世多不解‘紇邏敦肥’之意，有注白詩者，以為系回鶻地名，然未言究在何處，蓋出之想象，未有根據(jù)也”。戴氏不以為然地指出：“此四字中，除‘肥’字為中國文字外，余皆為突厥文普通名詞之音譯，‘紇邏’系Khara之對譯，意為‘青色’，亦通作‘黑色’解，‘敦’系Tuna之對譯，意為‘草’或‘草原’，均見W.Adlofe所著《突厥方言辭典》。故‘紇邏敦肥水泉好’者，即‘青草肥，水泉好’之意，下文‘草盡泉枯馬病羸’句，可以為證。”文章大概是根據(jù)手稿整理的，故將俄籍德裔突厥語專家Radloff誤為“Adlofe”，這點姑置不論。且說“紇邏敦”一語，歷來均無確解，只有陳寅恪在《白香山新樂府箋證》中提到：“紇邏敦一詞不易解，疑‘紇邏’為Kara之譯音，即玄黑或青色之義。（見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貳冊壹叁貳頁。）‘敦’為Tunā之對音簡譯，即草地之意。（見同書叁冊壹肆肆拾頁。）豈‘紇邏敦’者，青草之義邪？若取‘草盡泉枯馬病羸’句之以草水并舉者，與此句相較，似可證成此說也。”（載1948年《清華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修訂后收入《元白詩箋證稿》）兩人幾乎在同時有著同樣的判斷，參考的工具書竟然也是同一本，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可惜今人所撰白詩注本均徑引陳氏之說，并未留意到戴氏的意見。

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又提到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譯注的元雜劇《金錢記》，“于第三折《滿庭芳》曲中‘掉罨子’、‘脫稍兒’二辭未得確解”。戲曲中的方言俚語確實頗難索解，近代以來雖有學者注意考察，仍難免疏漏訛誤。徐嘉瑞《金元戲曲方言考》（商務印書館1948年）把“掉罨子”釋為“沉迷”，將“脫稍兒”解作“分飛”，就不免望文生義。戴望舒則推測說：“憶吾杭俗語，指吃虧受愚之人為‘眼子’（‘眼’字僅記其音，蓋俗語字無定形也），或與‘罨子’不無關系，果如是者，則‘掉罨子’一辭，亦猶弄喬妝么之謂。至‘脫稍兒’一辭，則較易解。‘脫’意為‘失落’，‘稍兒’意為‘收稍結果’；蓋即‘沒收稍’、‘無下場’、‘無好結果’之意。”此后還有學者就此繼續(xù)研討，對“掉罨子”尤感興趣。如楊聯(lián)陞的書評《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選釋〉》認為“現(xiàn)代語謂‘暗中換他人財物’（有時竟是換人），還說‘掉包兒’，掉一作調”（載1956年臺灣《清華學報》新一卷第一期）；朱居易《元劇俗語方言例釋》（商務印書館1956年）釋其意為“掉包，弄手段，玩花樣。調一作掉，音近義同”；陸澹安《戲曲詞語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則解為“偷偷摸摸的行徑”，“即‘掉包’，是小竊偷盜方法的一種”；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也釋作“弄手段，耍花招”。各家所釋看似不盡相同，其實彼此貫通。蓋“弄喬妝么”即喬裝改扮，亦即“弄手段，玩花樣”、“耍花招”，而目的正為了“偷偷摸摸”地“掉包”，由此可見戴氏對詞義的體會頗為確切。

類似的例子在這本薄薄的論文集中還有不少，但在研讀之際也難免令人心生疑惑。誠如《編后小記》中所言，戴氏生平“主要的工作應該說是詩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法蘭西和西班牙的文學作品，并不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為什么突然轉入新的領域？其中緣故想必相當復雜，除了個人興趣使然，時代風氣的驟變恐怕也不容忽視。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就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悼望舒》，強調：“像許多純良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望舒在近年有了很大的進步。他暫時停止了他的文學活動，不過是這個進步的一方面表現(xiàn)。他決心改變他過去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方向，并且熱情地學習新的事物，參加新的工作。”對其早年創(chuàng)作生涯顯然持否定的態(tài)度。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戴望舒詩選》，卷首有艾青所撰《望舒的詩》，一開口就批評亡友：“他像一個沒落的世家子弟，對人生采取消極的、悲觀的態(tài)度。……處處都是頹廢的、傷感的聲音，對時代的洪流是回避的。這樣的作品，對當時的青年，只會產生不好的作用。”盡管也承認“他的詩，具有很高的語言的魅力”，但最終一錘定音：“所可惜的是他始終沒有越出個人的小天地一步，因之，他的詩的社會意義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戴望舒雖無法預知這些“蓋棺之論”，但“山雨欲來風滿樓”，天性敏感的他應該不難察覺潛在的壓力，暫時埋首故紙堆中，不失為一種解脫。

當周遭的世界充滿著昂揚澎湃的激情時，總會有些格格不入的人為之黯然神傷，甚至不得不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汪曾祺曾經感慨沈從文晚年放棄創(chuàng)作而轉投學術：“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杰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劃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文化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么，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沈從文轉業(yè)之謎》）有著類似轉業(yè)經歷的現(xiàn)代作家其實不在少數(shù)，戴望舒雖然并未徹底舍棄文學創(chuàng)作，但也可列入候補名單之中。只可嘆他還沒來得及像沈從文那樣在新領域里充分施展才華便英年早逝，不過轉念一想，倒也就此逃脫了緊隨其后的重重劫難。這究竟是不幸還是幸運，實在殊難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