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研究20世紀中葉美國政治和政黨的經典之作《政治、政黨與壓力集團》，作者：[美]小瓦爾迪默?奧蘭多?基，譯者：周艷輝、陳家剛，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政治制度努力使自己永久化是政治行為的首要原則之一。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力圖維持其權力；人們普遍持有的忠誠會受到保護，以避開那些可能更具吸引力的信仰的競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會得到珍惜和保護。維護一種政治體制，既要反對外部侵略，也要防止內部顛覆。在國際環境中維護和捍衛某種特定政治秩序的過程很容易被察覺到；但是，政治體系的內部防御和自我保存并不總是那么明顯，因為作為體系參與者的觀察者通常不具有一種觀察該過程所需的超然的心理基礎。此外，雖然軍隊、海軍和外交，這些針對外部威脅的防御和應對設施是物理的、顯而易見的，但那些用于保持政治體系內部結構的諸多方法和手段則是以更加隱蔽的或者缺乏明確方向的方式在發揮作用。例如，家庭對于政治體系長期存在的重要性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制度化的世襲統治階級的消失并沒有消除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的世襲傳遞。但是，我們還不能作出如下推測，即未來的準父親們能夠普遍冷靜地認為，自己屬于我們姑且稱為資產階級的這樣的群體，他們會想要這個階級及其所從屬的這個體系一直存在下去，以及他們會因此決定成為其權力和利益能夠保持下來的這種階級中的父親。孩子們往往會長成他們長輩那樣的人，這不是設計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人可以模仿。

圖源：美聯社

教育體系是維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機制之一。有時候，學校體系會被有目的和有意識地用于這樣的目標，就像軍事力量被用于國防一樣。在其他情況下，特別是在完備的政治秩序中，學校體系在發揮這一功能時，無須像我們上文不假思索假設出來的準父親那樣設定一種合乎邏輯的目標。哈羅德·拉斯韋爾指出：

一種確立已久的意識形態是能夠自己長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從中受益最多的人去進行有計劃的宣傳。當有人為了尋求傳播某種信念的方法而煞費苦心的時候，就表明該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會的基本前景已經衰敗了，要不就是一種新的勝利的前景還沒有獲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自發的忠誠。沒有私心的國家是真正幸福的；或者，少數幾個在人們普遍默認下得到主要好處的人至少是幸福的。在群眾受著信心的驅使，而精英又滿懷自信的情況下，那些將特殊利益給予他人的生活體系沒有必要去搞什么陰謀詭計。

換句話說，當大學的院長們和學校的負責人召開會議，彼此就學校維護政治體系的責任發表講話，并發布聲明要求所有普通的教育者去灌輸社會體系重視的各種價值時，其內在的弱點和懷疑可能已經在該體系中生根發芽。毫無疑問，上述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發完成的。

也有人說，“學校是群體傳統和群體智慧的有組織的傳播者……”“從根本上以及從全方位考慮，教育是引導年輕人和未成年人融入群體生活與文化的過程……”通過教育，傳統、忠誠、價值觀、神話、習俗、態度、民間傳說以及群體的技能被傳遞給后代。整個生活方式都要反復灌輸和教誨。如果人們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教育過程，那么教育研究者圍繞灌輸的利弊展開的冗長討論就會變得非常荒謬。灌輸是不可避免的。教育正在將當下鼓舞人心的生活模式編織進未來。

在選擇要灌輸的價值觀和態度時，任何學校系統都會選擇那些被政治秩序中的主導群體所重視的價值觀和態度。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教育系統無法使自己擺脫處于一般社會秩序中的社會環境，部分原因是它的職能是充當該政治秩序中統治精英的代理人，或者服從于統治精英的控制。關于這一觀察結論的真實性，我們很容易通過對各個方面的簡單觀察來驗證，但如果需要文獻證明的話，我們可以引用喬治·S.康茲（George SCounts）關于教育委員會的社會構成的研究：

從這項關于教育委員會成員的職業的研究中得出的明顯結論是，教育的控制權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委托給了獲利更多的階級的代表。就此觀點而言，可以找到一些例外，就是各偏遠城市中的教育委員會，以及較小地區和農村社區的教育委員會。重要的委員會要么是由控制國家經濟資源的人所主導，要么是由那些與經濟力量強大的階級密切相關的人所主導。換句話說，一般的委員會大部分是由商人、律師、銀行家、制造商、醫生和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組成。

這些結論并不特別令人吃驚。知道我們對世界的運行方式所做的事情后，相反的結論才會是令人吃驚的。也許關鍵的問題是，由那些“獲利更多的階級”直接控制學校，而不是將控制權交給多少有些專業的人士，即專門的政客。

一個相關的問題可能是，由我們的學校進行灌輸的內容源自何方？實際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會表示，他們不認為重要課程是在系統性的強制之下進行的。比較教育學的研究者要想在美國發現意大利學校為了有效地教授法西斯愛國主義而對其課程和教學人員重新進行精心組織的類似做法，基本上是徒勞的。他在美國也找不到地位同等重要的法國教育部類似的機構，為促進美麗法國（Ia belle France）的存續，后者實施了廣泛的權力，盡管事實最終證明其是無效的。他在美國可能也看不到與俄羅斯的體制類似的東西，在俄羅斯，政治家“掌控了學校，將其作為最有效的機構之一，來培養用理論和理想武裝起來的新一代”，其中，“革命歷史、斗爭、勝利、英雄、成就貫穿于學校課程設計的始終，而且往往技巧高超，始終滿懷激情”。

我們的學校系統組織松散，存在48個州級學校組織，其各項行動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人們普遍接受的目標、習俗和社會價值來實現的。我們不需要由政府當局來推動或通過絕對手段來推行教育計劃，一般來說，每個人都知道應該教授什么樣的東西。關鍵是，當學校偏離這種界定模糊的慣例，并與政治體系中的主導群體發生沖突時，它就會開始感受到強制其屈從的壓力。對學校體系的控制基本上是邊緣化的，也就是說，這種控制是在主要問題的外圍地帶發揮作用，其中絕大部分領域都不會引發任何爭議。事實上，在任何地位穩固的體制中，情況可能往往就是如此。

灌輸民族主義（就當下的目的而言，可以將其定義為對這個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的忠誠）的經驗證明了上述一般性主張的真實性。學校體系灌輸這種態度是司空見慣的。事實上，全民免費教育的興起與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同時進行的，教育已經成為支撐強烈民族主義的有力支柱。S.P.海斯（S.P.Hayes）教授說，州立學校“已經成為在大眾中宣傳民族主義的基礎性的、最可靠的機構”。

美國學校的孩子們從教科書中學到，“美國是一個贊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族”，而且“我們擁有的不是濫用武力或讓人恐懼的政府，而是充滿理想的政府”；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美國這個大熔爐是“有史以來最完美的人口體系”；美國人的發明“可以媲美希臘人的雕刻、威尼斯人的繪畫、現代意大利人的吟唱”；美國“為世界進步做出的貢獻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我們的代議體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沒有國家能夠像美國這樣，為人民提供更高的安全、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機會”。

盡管我們通常認為歷史學家是我們民間傳統的主要守護者，但實際上聚焦于其他主題的學者們也有著民族主義的特點，正如海斯教授用有些新穎但普遍正確的話語所做的如下陳述：

識字課本中塞滿了民族主義的詩歌、極端愛國主義的傳說，以及關于祖先神秘的、通常是典范性的事跡的故事。地理課通常集中于講授自己國家在經濟和領土方面有如神助的重要地位。通過地理課的學習，學生們會認為，他們的國家是或者應該是上帝的所有創造物中最受偏愛的，并且擁有或者應該擁有“自然邊界”、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無盡的財富。通過公民課的學習，這些學生會被引導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不受限制、最熱愛自由、最進步、治理得最好以及最幸福的國家。

當我們從民族主義領域轉向國家政治權力的內部結構時，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學校在維持內部權力分配方面發揮了類似的作用。教科書（課堂教學進一步強化了其作用）賦予現有的正式政府秩序的合法性；反過來，這種秩序又為總體上的經濟秩序提供有力支撐。學校灌輸的一系列生硬的刻板印象影響著人們一生的思維，決定著他們的行為反應。有文章指出：

我們國家已經發展成為真正的代議制民主，也就是說，我們的人民選擇自己的官員，并在需要更換他們時具有同等的投票權。這些代表承諾將推動我們的政府促進我們所有人的平等利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樣的權限，受到同樣的限制。這是接近人類迄今為止所能夠實現的平等理想的最佳路徑。

美國憲法被說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成文政治文件”。教育過程的一般結果是，三權分立制度、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分權原則以及最高法院的地位被認定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們給未來的公民裝備了一套完整的話語表達體系，他們將利用這一體系來行使其作為選民的主權。

除了與政府正式結構有關的觀念外，被灌輸的還有世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念。就這些問題而言，似乎還沒有任何深入的研究可供我們借用來指明教育所傳遞的態度類型。盡管如此，如下說法卻是沒有問題的，即私有財產權的觀念、個人進取精神具有的美德、進步的確定性以及商業和金融領袖的社交智慧通過教育過程得到了全面灌輸。在維護現有的、廣義上的政治秩序中，這些態度與那些關于正式政府機制的觀念一樣重要。

對維持主流態度和政治模式而言，學校里沒有教授的內容也許與教授的內容同樣重要。也許正如其他政治秩序一樣，在我們的政治秩序中，既有體制的延續部分地取決于權力行使的方式，即群眾要么不了解該體制的性質，要么已經習慣了這些權力行使的模式，以至于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秩序的影響。學校的學生很少了解掌權者逐漸增加的利益，很少了解收入和其他特權分配的性質，很少了解權勢集團對政府的操控。他們也不了解我們的政治體系對沉默群體的影響。權力施壓的結果也不屬于學校課程的主要內容。

有人指出，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擁有一個人員組織得當的核心機構的教育機制，來決定我們的學校要灌輸的價值觀。但是，當學校偏離普遍接受的社會習俗時，校正性壓力就會在外圍發揮作用。貝西·路易斯·皮爾斯（Bessie Louise Pierce）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與歷史教學》（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公民組織與年輕人的公民培養》（Citiz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Civic Training of Youth）兩本書中收集并記錄了這些壓力的性質以及施加這些壓力的情況。“美國革命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90年成立，白人女性運動家們最重要的組織資源之一，如今依然是個重要的社會組織。——譯者注）堅持認為：“大學和中學應該忠實地展現有關美國歷史和政府的各種事實，同時教導人們既對真理保持敬畏，又理解和認識到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是命定之事。”美國“外國戰爭退伍軍人協會”（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的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出版物以及公立學校和相關機構的工作，按照真正的美國主義原則來教育后代”；為此目標，該組織給學校和教科書的撰寫者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各種和平組織也是這樣發揮其影響力，并且像“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一樣，這些組織也準備了一本供學校使用的書，但和平聯盟的目的是“幫助孩子學習如何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幸福地生活”。不久前，聯邦貿易委員會曝光了公用事業部門為了在教科書和學校中正面展示公用事業部門的作用所展開的各種活動。另一方面，美國勞工聯合會一直警惕地對教科書進行調查，以確保教科書“充分考慮和公正對待勞工運動與勞資關系問題”。本書最初幾章分析過的幾乎所有群體和利益集團都努力以某種方式影響公共教學的課程和要領，就像他們施壓影響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決策一樣。

霍華德·K.比爾（Howard K.Beale）在《美國老師是自由的嗎？》（Are American Teachers Free?）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學校系統面臨的各種壓力。在這本長達800多頁的研究成果中，他記錄了自己的發現，并得出美國教師在所有方面都受到約束的結論，這個結論可能也是在預料之中。他在討論戰爭問題、和平與國際主義、愛國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歷史、宗教和科學的過程中，審慎地分析了自由的問題。他描述了教科書作者面臨的壓力，探討了私立學校和黑人學校的特殊狀況。他將教師面臨的壓力分為校內壓力和校外壓力兩種類型。在不歪曲他的這部巨著的情況下，可以將其內容濃縮為如下觀點，即教師通常必須教導那些在共同體中受到支持的觀點。或者至少，他們不得教導與共同體中主流階級所珍視的價值存在激烈沖突的觀點。因此，地方不同，學校中教授的內容也總會有所不同，而且控制模式也是因地而異。在一個單一產業的城鎮，學校控制者的身份可能非常明確；在一個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的城市，老師可能因為要在相互沖突的利益群體的相互作用中來確定自己要聽命于誰，而感到困惑。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討論從總體上涉及的是社會中的主導性群體對教育體系所實施的相當模糊但依然有效的控制。在許多方面，這種控制已經在立法中固定下來了，而且有大量的法律對學校課程或教育的各個階段作出規定。如下法律上的強制要求屬于這種控制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即學校要舉行規定的典禮和儀式，就像早期灌輸的要養成向各種組織共同的制度性符號敬禮的習慣那樣。

我們不需要去證明，社會中掌握控制權的各群體共謀去操縱教育體系，以便發揮學校在延續（或者試圖延續）現行秩序主要結構中的作用。學校體系所發揮的功能并不必然是不懷好意的邪惡之徒玩弄詭計的結果。教師和學校是現有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他們深受社會主流信念的影響。而且，他們也無法超越（或者遠遠超越）其所處的環境網絡。教育系統受到主流習俗的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行為的性質所固有的。

因此，教育系統是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一種可能比警察和監獄更有效的政治裝置，總的來說，它的作用是協助政治秩序中占支配地位的群體維持其權力。上述這種假設總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會得到各方的承認。此論點并無令人驚訝之處。如下這一點確證了這一假設，也顯示了學校作為政治裝置的有效性，即革命集團獲得權力后會迅速地蕩滌被舊秩序敗壞的學校，并貼上自己特殊的真理標簽。

當然，學校體系絕不是唯一的教育機構。在年輕人形成其態度和信仰方面，家庭本身無疑是重要的。同學校相比，報紙在教育過程中開始發揮作用的時間稍微晚一點，但報紙的影響力要更持久些。雜志和書籍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一定范圍內，電影在養成和培育社會態度上極具影響力。廣播、教會和其他無數的機構也參與了廣義的教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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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政黨與壓力集團（上、下）》
作者：[美]小瓦爾迪默?奧蘭多?基
譯者：周艷輝、陳家剛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