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市人大代表林慶財涉嫌誣告陷害被立案偵查，但當地警方無法對他采取強制措施，因為莆田市人大常委會不許可，理由是：傾向于立足調解，爭取息訪息訴。

10月21日，此事經澎湃新聞報道后，人大代表“刑事豁免權”的邊界問題又一次引發社會關注。多家媒體刊發評論，呼吁立法機關修訂相關法律或作出解釋，對此進行明確規范。截止目前，莆田市人大常委會仍未對此事作任何回應。

長期關注人大制度建設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焦洪昌教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法律法規對人大代表的保護，主要是為了保護其代表選民表達意志、正常履職，防止其因履職行為遭遇來自公權力的打擊報復；但同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保護不是庇護代表犯罪的工具。

焦洪昌說，根據法規，人大代表的“特殊保護權”也是有條件的，如果案件本身和履職沒有關系，人大常委會還是應該批準的。他認為，調解和息訪息訴都不能成為不批準逮捕的理由，“如果按照這個維穩邏輯的話，所有涉罪人大代表都可以以這個理由不批準。”

“特別保護權”是為了人大代表正常履職

《代表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

同時《代表法》還規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受理有關機關依照本條規定提請許可的申請，應當審查是否存在對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進行法律追究，或者對代表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其他執行職務行為打擊報復的情形，并據此作出決定。

為什么要給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別保護權”呢？焦洪昌表示，人大代表在履職過程中，主要監督對象還是政府，可能會涉及到對政府的批評，比如涉及到政府部門不作為、違法、濫用職權等。如果不給代表人身“特別保護權”的話，政府就有可能會利用手中的行政特權，比如拘留、逮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使得人大代表的監督權沒法實現。

“法律法規對人大代表的保護，主要是為了保護其代表選民表達意志、正常履職，防止其因履職行為遭遇來自公權力的打擊報復，但同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保護不是庇護代表犯罪的工具。”焦洪昌說。

知名憲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也持此觀點：“《代表法》之所以這樣特別規定，是為了杜絕對代表的打擊報復，突出強調是否存在追究發言和打擊報復的內容。”

“建議”調解不能成為不批捕理由

一些地方的人大常委會不批準公安機關刑拘人大代表的要求，此類新聞偶有報道。此前關注度較高的一例也發生在福建：周寧縣人大代表張某在上海醉駕，上海警方向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發函，提請批準對張某刑事拘留，周寧縣人大常委會表決后未獲通過。后來，周寧縣人大常委會再次開會，審議許可了上海警方的申請，才讓矛盾得到了解決。

焦洪昌認為，人大對提請許可的案件的審查為程序性審查，重點應在于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可排除故意阻撓代表履職或因履職受到打擊報復的情況；至于是否符合逮捕、刑事審判條件或采取其他強制措施是否恰當，乃至罪與非罪，人大不宜介入。

焦洪昌教授在司法實踐中數次碰到過這種情況。他告訴記者，地方人大對其代表的地方保護主義，往往涉及企業家代表，“因為和地方存在利益關系”，最后由媒體介入監督才解決問題，“媒體監督也是一種重要力量”。

焦洪昌認為，人大代表涉嫌犯罪后，公安機關報請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人大常委會在程序審查并知曉案件構成要件后，應當作出審批決定，如果人大不作為，應該由其上一級人大對其進行監督，上級人大雖然對下級人大沒有隸屬領導關系，但各級人大都應該在法律范圍內做事，上級人大對下級人大有監督的義務和權力。

在本案中，莆田市公安局擬對人大代表林慶財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莆田市人大常委會拒絕批捕的理由是：傾向于立足調解，爭取息訪息訴以及對林慶財代表暫不宜采取強制措施。

“如果以調解、息訪息訴為理由不批準逮捕的話，按照這個維穩邏輯，所有的人大代表涉嫌犯罪的案件，都可以以這個理由不批準。”焦洪昌直言，人大代表的特殊保護權也是有條件的。只能是履行自己的職務而受到保護，如果和履職沒有關系，人大常委會應該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