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福音派們對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一直讓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從1993年起，美國的福音派人士們懷揣基督教保守主義價值觀，身先士卒地對公眾眼中道德敗壞的比爾·克林頓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攻擊，而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們為何在共和黨初選中力挺結過三次婚還面臨無數道德指控的特朗普？

在眾多試圖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中，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約翰·丹福斯宗教及政治研究中心的瑪麗·格里菲斯教授的一個觀點似乎觸及了問題的核心——福音派人士支持特朗普的一個重大原因是共和黨提名人會提名保守派的最高院大法官。盡管事實上與共和黨核心保守主義價值有不少出入的特朗普如果當選是否會按照慣例指派一個保守主義大法官，還是個未知數。

在福音派最重視的墮胎權利和同性婚姻等問題上，最高法院都有著接近于最終話語權的權力（國會可以通過立法和彈劾挑戰最高法院的裁決）。在1996和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都是相當重要的政治焦點。隨著今年2月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的去世，最高法院出現空位，加上現在在位的法官當中共和黨提名法官和民主黨提名法官正好是各4名，最高院大法官提名問題顯得更加重要。在最后一次總統辯論上，主持人華萊士對兩位候選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相關問題。

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節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咨詢參議院并取得其同意方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簡單來說，就是要政府的行政分支提名，由立法分支批準之后才能上任。因此，選民當然會想要選出一個會提名與自己政治光譜重合，并且會被當時的參議院多數批準的大法官人選的總統。也就是說，選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在選大法官的政治傾向。

有趣的是，在對美國三權分立系統最純粹的解讀中，最高法院是應該盡量不干涉政治問題的。對于很多最高法院的判決，反對者會批評他們“坐在法官席上立法（Legislate from the Bench）”。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有明確黨派政治屬性的總統進行提名，然后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有明確黨派政治屬性的參議員們投票確認提名，決定了任命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整個過程都充斥著政治斗爭。

羅伯特·波爾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羅伯特·波爾克。

1987年，一位叫羅伯特·波爾克的華盛頓特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被推上了這場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

1987年6月，中間派最高院大法官劉易斯·鮑威爾宣布退休，時任總統里根決定提名羅伯特·波爾克來填補空缺。為了這次提名，波爾克已經等待了許久。1973年，身陷水門丑聞的尼克松總統命令司法部開除不聽他命令執意調查此案的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然而司法部長和副部長都拒絕執行命令并以辭職抗議。時任司法部官位第三的訴訟長官的波爾克決定執行尼克松的命令，開除了考克斯。在那之后尼克松向其保證最高法院一有空位就提名波爾克，結果，尼克松在完成約定之前就下臺了。

波爾克等了十四年，終于被提名。然而等待他的卻是有史以來最懷敵意，也是最政治化的一次參議院大法官提名聽證會。

宣布提名波爾克之后不到一小時，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就是肯尼迪總統的弟弟）就在全國電視廣播的參議院演講中宣稱：

“羅伯特·波爾克的美國是一片女人們被迫在小巷里進行流產，黑人們坐在種族隔離的午餐臺上，流氓警察能在午夜闖進公民的家中，學徒們不能接受進化論的教育，藝術家和作家們被政府隨意審查，數以百萬計的公民被聯邦法院拒之門外的土地（此處為大意，原文是‘手指被關上的門夾到’）。”

這段話顯然是沒有什么事實依據的抹黑，雖然波爾克是一個保守主義法官，但這不意味著他就會支持重蹈種族隔離的覆轍，或放縱警察隨意執法。事實其實是，保守主義的波爾克支持進步派改革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很可能會阻撓左翼的社會進步改革，所以民主黨不希望他當選。

泰德·肯尼迪的宣言播出后，NAACP（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女權主義者、民主黨領袖和各路左翼組織紛紛發聲反對波爾克的提名。接著，由現任副總統喬·拜登主持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占據參議院多數的民主黨參議員們開始對波爾克過去的著作和判決中展現的憲法原文主義以及在墮胎和隱私權等焦點問題上的觀點提出接二連三的質疑。

而性格耿直的波爾克對這些問題迎頭而上，毫不掩瞞地把自己對憲法和美國政治的理解說了出來，而且旁征博引，列舉了很多司法學者的意見。在他直白的回答中，像“憲法本身并沒有被證明提供了隱私權保護，除非有原告提出能夠證明憲法提供隱私保護，隱私權需要立法分支專門立法保護”這樣的觀點讓民主黨人無法接受，因為這種說法基本上等同于表示不接受羅訴韋德案這一確立女性墮胎權利的判決。結果，波爾克全程都在抗議自己的學術作品和過往判決被民主黨歪曲，一些觀點甚至被直接解讀成了他認為憲法不保護隱私。

在漫長的聽證會結束后，波爾克自己已經很清楚參議院不會通過自己的提名。在提名委員會9比5否決了提名之后，參議院全體投票通過的概率幾乎不存在了。這時很多人都認為波爾克會自己退出，然而他卻拒絕，并義正辭嚴地說道：

“參議院應該徹底地辯論并得出最后的結論。我選擇不退出，但我也不抱任何不切現實的希望。但現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受到了威脅。這個原則是我們選擇保護美國人民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方式。這一選擇不應該通過扭曲事實的公共運動來進行。如果我現在退出，這種運動將被視作是成功的，并且會被用到未來的被提名人身上。為了聯邦司法和美國人民，這不能被允許發生。我們必須回到原來（確認提名人）慎重考慮的程序上。”

當然最后波爾克還是沒被提名，被參議院58-42票否決了。在那之后，"波爾克（bork）"甚至成為了一個動詞，被牛津英語詞典收錄，其意為“Obstruct (someone, especially a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by systematically defaming or vilifying them.”（通過系統性的抹黑和貶低阻撓一個公職候選人）。

梅里克·加蘭：奧巴馬提名的新任大法官人選面臨殘酷境況

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

風水輪流轉，今年2月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提名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加蘭為新任大法官人選，結果遭遇占據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千方百計地阻撓，兩百二十多天過去，連個聽證會都沒有辦。而因為只有8人的最高法院在出現意見對半分歧的時候只能頒布無法確立確鑿判例的復數意見書，歷史上參議院都會盡快舉辦聽證會，大多數大法官提名都在一百天以內被批準或駁回。

這一變化是美國日益激化的政治沖突的一個癥狀。原本占據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人宣稱不應當讓一個即將離開白宮的總統做出大法官提名這樣的重大決策，并稱應當讓美國的選民通過選舉總統的方式間接決定他們想要怎樣的大法官。而現在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打敗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概率大大增加，以共和黨泰德·科魯茲和約翰·馬凱恩為首的共和黨人又表示有可能會無期限拒絕考慮民主黨人的大法官提名。這在美國不但史無前例，隨著時間的推移，還越來越可能等同于違反了憲法規定的參議院職能，從結果上來說屬于立法機關影響最高法院運行。

說到去世的大法官斯卡利亞，他的很多司法學術觀點其實跟波爾克很相似，兩人都反對原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時代的最高法院相對自由的審案態度，斯卡利亞甚至還比波爾克更保守一些。他們還曾經在司法部一起工作過，是很好的朋友。斯卡利亞在2013年曾經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過專門講述他們之間的友情的文章，稱波爾克為“誠信和卓越智力的結合”。

然而斯卡利亞在波爾克之前不久被提名為最高院大法官，并且被參議院全票通過！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斯卡利亞被提名時參議院是歡迎保守主義的共和黨控制的；其次，在斯卡利亞之前被提名的威廉·倫奎斯特的聽證會讓參議院大吵了一架，最后還是通過了，到了斯卡利亞被提名的時候，參議員們對圍繞著大法官任命展開的政治斗爭感到相當疲憊；最后，斯卡利亞有少數族裔加成，如果被任命將會成為史上第一個意大利裔美國人大法官。于是，斯卡利亞帶著老婆孩子參加聽證會，跟民主黨人談笑風生，然后被全票任命。

在波爾克之后，所有被提名的法官在聽證會上都會小心地察言觀色，并且盡量避免暴露自己的政治傾向，被問到有爭議的問題往往說“按過往判例來”或者“按法律條文來。”事情演變成這樣，恐怕已經沒人能說美國的司法與政治是像“三權分立”所暗示的那樣完全獨立的了。

當然，這屆參議院席位多數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如果是共和黨多數參議院，且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當選總統，他的提名就可以肆無忌憚一些。如果希拉里當選總統，那么多半就要小心地選擇一個不會被共和黨參議員否決的中間派。反之如果是民主黨多數，則是特朗普需要仔細斟酌自己的選項了。

被奧巴馬提名的梅里克·加蘭，高中時期就成績優異成為總統府學者，高中畢業后就讀于哈佛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在美國司法部和民間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十六年后，他在1995年被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名為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法官候選人。但因為參議院未能就是否立刻填補席位空缺達成共識，加蘭的聽證會后參議院沒有進行投票。直到1997年，加蘭才被再次提名，這次他通過了參議院的批準。加蘭在擔任聯邦法官的期間獲得了“中間派”的名聲，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治家當中都有著不錯的評價，并在2009年和2010年被奧巴馬列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名單上，但出于種種原因沒有被提名。

在今年終于接受奧巴馬總統的提名時，已經成為巡回法院首席法官的加蘭在講臺上激動得幾度哽咽，帶著哭腔感謝妻子多年來的支持，之后接受采訪時談起當時的感受也十分動容。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過程更加政治化，等待他的是比1995年投票被延期還要殘酷的現實——連聽證會都沒有。

不知道今年六十八歲的加蘭什么時候才能等到參議院的聽證會，得到爭取盼望已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