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鐵上，一男子聽聞母親去世的噩耗，放聲大哭，乘客及安保人員遞上紙巾對其安撫。這一鏡頭引人唏噓。

人在外地，無法得見親人最后一面，這種正面插入中年打工人心臟的悲傷，是任何面紙都無法擦拭干凈的，它會成為一個人心頭永遠的痛點。好在，這個突發事件的結尾令人心生暖意。

1984年的春天，我爺爺去世，他只活了70歲。從蘇州大藥店退休回到南京的鄉村后，他竭盡所能幫襯著自己唯一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但這一局面戛然而止于一個中年男人最艱難的時刻。

那時，學有一門中藥制作技藝的父親，在醫院苦盼著“轉正”進編，他一邊在藥香彌漫的中藥房里碾藥、抓藥，一邊以瘦小的身軀在農田里學著鞭牛耕田。

爺爺走得很意外，他死于一個非常悶熱的春日。那時我才12歲，還不太懂死亡的含義。爺爺去世后，父親很忙很沉默，在所有需要在人前顯現的儀式里，他的哭泣是得體的、節制的。他獲得了“為人子至孝”的聲名。

但多年后，在盡心盡力照顧了我奶奶的晚年，并把她送走之后，他表達過這樣的意思：要是娘老子安然在世，要那虛名何用？“哪怕他們癱在床上，只要活著讓我照顧，我也開心啊?！?/p>

爺爺是村里第一個火化的。安葬了爺爺，我們家似乎恢復了往日的寧靜。這種農家表面秩序的獲得，代價是父母的更加辛勞。我的母親是務農高手，但心懷夢想的父親不能成為“專職農民”，我們家人口多勞力少，常年是超支戶。沒有了爺爺的退休金，全家唯一的收入就是父親微薄的工資。

出了“七”，在一個清晨，父親擔著兩只木桶，從廚房穿過堂屋，打算去池塘擔水回來把水缸蓄滿。那時村外的池塘，水很清。這是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我和弟弟妹妹在堂屋坐著吃飯，以為父親會和往常一樣，帶著一股風走過堂屋，走出門口，走出槐花小巷。

可父親看了我們一下，突然撂下木桶和扁擔，趴在桌上嗚嗚哭了起來。聲音很大，但他極力壓制著，他的肩膀激烈地抖動，仿佛要撐破那件已經打上補丁的藍布衣服。我們面面相覷，以為自己做錯了什么事。

我們一直覺得父親是最堅固的城墻，父親的瞬間崩潰，讓我們不知所措。

父親很快自主結束了這場意外事件。他無聲地挑起水桶，走出屋外。

現在想想，他那時也就三十幾歲，比我現在的歲數還小上很多。父親是有資格崩潰一次的。遺憾的是，我們那時還不懂得該怎樣面對這樣的場景，既沒有詢問，也沒有上前去拍拍父親的肩膀。如今一想到父親當年獨自一人走出內心困境，而我連“安撫”的言行都沒有，就覺得遺憾。

我家的鄰居大媽，也曾在1980年代的一個清晨，坐在屋門前的石頭上崩潰大哭。她哭的是，上學的兒女時常要本子要筆，這種情況再正常不過。但她缺錢，經常借錢，壓力太大了。

她哭了片刻，回家燒飯。那塊石頭安靜如初，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雖然此后的日子慢慢好起來，但我始終忘不了她那一刻的極度無助。

在村莊，“崩潰”經常成為生活的節拍器。只是這種崩潰時刻，不會在村莊的公共空間留下任何印跡。崩潰，沒來由地發生，沒來由地消失，這種無人關切的場景，在時間的長河里發生過多少次？我們無從統計。

劉震云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我讀了不下十遍，越讀越蒼涼。那份擠壓在一代又一代人心深處的無邊孤獨，生發過多少“崩潰事件”？又被多少人間草木無視過？仿佛個體的孤獨和崩潰，只是眾人生涯里一枚無關緊要的黃葉，落了也就落了。

出于這樣的觀察，我越發珍視那種陌生人“加持”給陌生人的溫暖。這些年來，我們目睹了太多這樣的鏡頭，并為之共情。深圳地鐵上的那一幕，又一次戳中了我們最柔軟的心。這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結果，也是世道人心逐步打開柵欄的結果。

每個人的“生存不易”都可以被看見、被呵護，不是嗎？

人們總說，成年人的崩潰，只需要一秒鐘。在我看來，意識到我們可以呼應、慰藉成年人的崩潰，卻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漫長到從幼時到中年時分。但無論多久，都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