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學生聽不懂老師的話

在回憶早年生活時，史學家周策縱曾談到1931—1933年在老家湖南衡陽讀中學時的一件事，那時的學校老師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紀最輕，是北大，或北師大畢業(yè)的。一口卷舌音，兒呀兒的。我們聽不懂他的北京話，上了幾堂課，大家聽不懂，要趕走他。校長說他講的是最標準的國語，我們都應該學。可是他的舌頭卷得那么厲害，我們實在無法聽懂，結果還是把他趕走了。想起來真冤枉，又很好笑。” （周策縱《憶己懷人》）

周先生之所以覺得此事“冤枉”而又“好笑”，是因為到他回憶此事的1997年，學習普通話對每個中國學生來說早已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在普通話未普及之前，師生之間“聽不懂”確實是常有的事。一個著名的事例是梁啟超在講南京官話時帶有濃重的粵語口音，學生感到極難理解（魏根深《中國歷史研究手冊》上冊），而他的文字倒是以淺白易懂著稱的。1943年查良鏞（后來的金庸）在重慶讀書時，因為教師中錢穆用無錫話授課，同學們聽不懂，身為海寧人的查良鏞還能聽明白，遂在臺下?lián)斖椒g（嚴曉星《金庸識小錄》末尾“金庸年譜簡編”）。在抗戰(zhàn)時期的北京各大學，“據(jù)說，當來自中國內(nèi)地或南方的教授講課時，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都深感困惑”（ 李斐亞（Sophia Lee）《淪陷時期的北京高校：可能與局限（1937—1945）》，見《中日戰(zhàn)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二卷）。不僅民國時期如此，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國學生、曾培養(yǎng)出多位兩院院士的物理學家施士元在南京大學做報告，一開口全場都傻眼了——他滿口崇明話，最后只能安排兩位江蘇啟東女生幫忙翻譯。

詞學家龍榆生歷經(jīng)波折：這位原籍江西萬載的大學者1922年到上海神州女學，屈才教高小班，勉強維持了一個多月便遭學生們抗議，“說是龍先生的學問，雖然不錯，可是我們大家聽不懂他的話”，他自認“我倒是托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雖然不能操著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門來，我的普通話就說得相當好，人家猜不著我是‘江西老表’呢”，但上過他課的女學生琦君回憶，1938年她在上海讀大學時，“龍老師人極謙沖和藹，可是一口江西官話實在不容易聽懂。他上課時喜歡說笑話，聽得懂的同學都哈哈大笑，我們江浙籍同學常常不知他在說什么”。龍氏友人郭一岑認為他不是教小學的料，因為“上海灘上的小學生，大多數(shù)是操吳語或粵語的”。之后他去武漢教中學語文，然而學生們“照例的說聽不懂”，直至后來去廈門教華僑子弟和閩南各縣學生，他才遇到知音，他們“個個都會講國語，沒有人再說聽不懂我的話了”。（《忍寒廬學記：龍榆生的生平與學術》）

“普通話”的誕生

這種交流不便，當然并非始于此時，然而直至20世紀，中國人才開始迫切地將它提升為一項現(xiàn)代化任務，達到國家統(tǒng)一的政治使命的高度。不獨中國如此，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英國、德國，標準化全國共通語的推行，都與國內(nèi)政治、文化、市場的一體化、現(xiàn)代化進程齊頭并進。意大利政治家阿澤利奧（Massimo d’Azeglio）在1861年意大利初步統(tǒng)一之際說過一句名言：“我們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意大利，現(xiàn)在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意大利人了。”在這一意義上，中國近現(xiàn)代的重要使命也是在創(chuàng)造一個統(tǒng)一中國的同時，“創(chuàng)造中國人”，而“普通話”這種共通交流工具的創(chuàng)制，則是其中尤為關鍵的一環(huán)。

在此之前，中國雖然是一個在政治上統(tǒng)一的帝國，但其絕大多數(shù)人民都生活在狹小的地域范圍內(nèi)（通常很少超出縣域），只有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或遠途商人等少數(shù)群體才有跨省區(qū)日常交際的需求。由于漢字表意不表音的特性，操不同口音的人即便無法聽懂方言，卻不妨礙他們共享一種書面文字。人們長期以來在意的是文字，而非語音。一些推廣官話的措施其實也僅針對精英階層，如明清兩代朝廷規(guī)定知縣以上官吏必須學會官話。雍正六年（1728年），因煩惱于閩廣兩省官員的口音實在太難懂，皇帝諭令“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jiān)、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不僅如此，清代甚至還有“好笑：平民說官話”這樣的嘲諷（《義山雜纂》）。

值得一提的是，“官話”雖然常被視為現(xiàn)代普通話的前身，但它并無清晰的標準，往往依據(jù)講話者的方言有所調(diào)整和混雜，如晚明小說《金瓶梅》的語言便是一種以北方話為基礎、吸收夾雜吳方言特別是浙江吳語的“南北混合的官話”。純從語言本身來衡量，這些“官話”恐怕倒是更接近于洋涇浜英語。不僅如此，由于清代官話的主要基礎北京話，本身受北方民族影響（如夾雜源于蒙古語的“歹”、“胡同”等詞匯和滿語的“呵斥”、“咋呼”、“嬤嬤”等），因而在太平天國時期還曾被視為“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身居太平天國領導層的客家人多自認是正統(tǒng)的大漢苗裔，其所說的客家話保留了大量古漢語特質(zhì)（菊池秀明《講談社·中國的歷史10：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然而，或許由于現(xiàn)代普通話的根底帶有這種特質(zhì)，因而更適合成為多元融合的國家共通語。

與此前出于精英階層交流的需求推行官話不同，晚清時推行民族共通語，在本質(zhì)上是一項追求國家富強的現(xiàn)代化政治舉措，而且也不只是要求精英掌握，還要求全體國民都會說。語言學家趙元任曾回憶自己在1890年代上學時，“根本沒有國家標準語這種東西”（ 魏根深《中國歷史研究手冊》上冊）。甲午戰(zhàn)敗后，全國上下痛定思痛，力圖振作，全國語言的統(tǒng)一也被視為改革的重要一環(huán)。頗耐尋味的是，這一主張最早竟然來自日本人建議——1901年羅振玉訪日，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他最著名的事跡是創(chuàng)立了現(xiàn)代柔道）向他建言在中國推行“言文一致”：“如小學課本，先用北京話令各省之言語畫一，以后改修，則去俗語十一，而潛易以文言，悉合文字而后已。”1902年秋，《教育世界》刊出沈紘譯《歐美教育觀》一文，內(nèi)有專節(jié)強調(diào)“國語教學之必要”，正式提到“國語”的稱謂，指出：“環(huán)球各國，無不教授國語，以國民之團結賴以鞏固也。欲滅其國家，必先禁其國語為第一政略，蓋可破壞其國民之團結，而使其同化于我，帖然而為我之新領土也。”在此之前，“國語”一詞都被少數(shù)民族政權用以指稱本族語言，如北朝的鮮卑語、金代的女真語，元代指蒙古語，而清朝則指滿語。

在張之洞主政的湖北武昌引入的新學制中，當時明確強調(diào)“中國文學”科具有“期于全國語言統(tǒng)一，民志因之團結”的政治功能。在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學務綱要》中專列“各學堂皆學官音”一條，規(guī)定：“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主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捍格。茲擬以官音統(tǒng)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范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中國文一科內(nèi)附入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應用《圣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將來各省學堂教員，凡授科學，均以官音講解，雖不能遽如生長京師者之圓熟，但必須讀字清真，音韻朗暢。”這些都預示著十年后更激進的白話文新文化運動和國語運動的展開——用以指口語書面形式這一意義的“白話”，直至1890年代才被創(chuàng)制出來（魏根深《中國歷史研究手冊》上冊）。

這樣，在20世紀初終于出現(xiàn)了“普通話”這一術語，用以指各省通行的共同標準語，這與古希臘術語koinē（通用語）的意義十分近似。最迫切推行這種共通語的，大多是一些激進的改革者，且常常與鼓吹白話文學、試圖將漢語拼音化的文字改革方案聯(lián)系在一起，其目的都是為了讓所有中國人都能接受一整套普及教育，克服方言所帶來的文化割裂和認同歧異，以創(chuàng)造新的中國公民。普通話、白話文、文字改革（拼音化或簡體字）是神圣的三位一體，意味著摧毀文言文和經(jīng)典的保守文化堡壘，使口語擺脫書面文字的禁錮，遠離其復雜難學的形式，最終成為新國民易于掌握的新工具——這本身就蘊藏著烏托邦式的理念（參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第9章）。不僅如此，術語“普通話”和“國語”之間就含有微妙的差異，正如劉進才《語言運動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所說的，“瞿秋白用‘普通話’替代‘國語’試圖要顛覆蘊涵于語言背后的權力話語和價值等級秩序”，也就是說，一種標準現(xiàn)代漢語，將是無差別地適用于全體國民、并進而重塑新國民的。

也正因此，當時身為北大校長的教育家蔡元培卻在北京創(chuàng)辦看似是基礎教育的國語講習所了。1920年代，女詩人施淑儀正是在這里學習拼音字母，并身體力行回老家崇明教授國語，又在《新崇明》報發(fā)表白話自由體詩，將國語推向社會（《城·載古今，橋·通未來——城橋鎮(zhèn)歷史人物選》）。正是在這些人的持續(xù)努力下，一些文化普及程度較高的區(qū)域，越來越多的新學生開始接受普通話。學者洪業(yè)1924年回福州時受邀到處演講，他“發(fā)現(xiàn)各校學生都會講國語，使他非常詫異，僅僅十年之前，他還是全校師生中唯一會講官話的人”（陳毓賢《洪業(yè)傳》）。1928年北伐的成功也使國語成為教學用語和社會交際語的運動，得到了一股強大推動力，其影響甚至波及泰國華人社會（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

如何在東南沿海推廣普通話

1949年之后，普通話獲得了更強大的推動，幾乎可說是一項基本國策，憲法中規(guī)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學校教育規(guī)定必須使用普通話，或規(guī)定教師普通話不達標就無法評職稱，而學者們研究方言的目的，常常也是為了更好地推廣普通話。然而即便如此持續(xù)努力，2013年全國仍僅有70%的人能說普通話，且大部分人說得不好，還有30%（4億人）不會說普通話。除了教育普及等原因外，正如一位人類學家所說，“普通話并沒有取代方言，部分原因在于方言與地方習俗或認同緊密相關”（景軍《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xiāng)村的歷史、權力與道德》）。

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東南沿海的吳語、閩語、粵語這三個區(qū)域也由于方言的特性尤難推進。直至1946年，高本漢還在《漢語的本質(zhì)和歷史》中說，“中國南方沿海的好幾千萬人都不得不把漢語普通話當做半門外語來學習”，反過來，其它區(qū)域（尤其是北方方言地區(qū)）的人們也常把這三大方言視為“半門外語”。語言學家李如龍曾在《福建方言》一書中比較它們與共同語的關系，結論是：“吳語受共同語影響最深，方言詞匯語法特點較少，普通話也較為普及，而閩語采取雙軌制，方言受共同語影響小，粵語則有明顯離心傾向，既不受影響，普通話的普及也差”。

這個看法大抵不差。民國時期，上海話還是本地強勢的社會交際用語，1919年英國人廷克勒到上海任職時，每天上午都要學1小時中國話，值得注意的是，他學的不是普通話，而是上海話，“人們可以選擇學習普通話，即中國的新官方語言。但是很明顯，他們的重點在于學習上海話，而不是中文的書面語”（畢可思《帝國造就了我：一個英國人在舊上海的往事》）。這也是英帝國一貫的舉措之一，例如從1880年代起，在新加坡?lián)稳A人相關事務公職的人選就會被送到廈門、汕頭和廣州學習中國方言（Constance Mary Turnbull《新加坡史》），但至少也可見在當時的上海，普通話的地位并不高。這種狀況在1949年后被迅速扭轉。

當年上海人說普通話有所謂“塑料普通話”的嘲謔，但吳語區(qū)的核心城市上海、蘇州近些年來青少年會聽會說本地方言的比例都在快速下降。不僅如此，普通話已越來越深地影響到這些方言本身，侵入其內(nèi)部，甚至改變聲韻調(diào)系統(tǒng)，如吳語中的崇明方言原本沒有韻母?r（“二而兒耳”等字），但在1960年代之后因受普通話和上海話的影響而在人們口中出現(xiàn)了（張惠英《崇明方言研究》）。語言學家錢乃榮在2003年出版的《上海語言發(fā)展史》中指出，直至1950—1970年代，“普通話的‘才’一直還排斥在上海話之外的”；在上海方言發(fā)展的四期中，受普通話強烈影響的第四期變化最快，“上海話的整套關聯(lián)詞語在此時都大致按普通話模式建立起來，舊的助詞也加速落去”，與此同時，“現(xiàn)今外來人口的涌入，不像50年代之前那樣大家都必須學上海話為中介語進行交際，這就加速了社會用語用普通話的進程。上海的語言環(huán)境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至于閩方言，原本是各種漢語方言中最為保守的一種，但內(nèi)部歧異也最大，普通話因而可以作為有效的社會溝通手段。臺灣導演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有這樣一幕：光復初期的臺灣，說閩南語的臺灣人、說粵語的廣東人和說吳語的上海人都不會講普通話，以至于需要層層翻譯才能溝通。為改變這一狀況，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齊鐵恨先生每日清晨在電臺擔任“國語讀音示范”，播講民眾國語讀本、國語會話，國民學校國語、常識、歷史、各種課本，“供學國語的人收聽，匡正語音”，其結果之一是，老北京話里的一些特殊讀音（如“和”讀如“汗”），在臺灣國語里保存流行至今。臺灣的國語運動長期深入，如《云州大儒俠》當年一度禁播，原因就是認為其閩南語對白有違國語運動。為推廣國語，臺灣甚至出現(xiàn)了大陸少見的手法：在學校里仍說本地方言的學生，將受到各種方式的羞辱。其結果是，臺灣人的國語水平如今大大好于粵港等地。

作為明清時就以方言口音難懂的地區(qū)，廣東的狀況是最為特殊的。晚清時的廣東社會幾乎不通官話，日本人青木宣純1884年被派往廣州時，發(fā)現(xiàn)自己已掌握純熟的北京官話“在廣東完全不通用，所以一度陷入神經(jīng)衰弱的狀況”（戶部良一《日本陸軍與中國》），不得已想方設法花了三年才學會廣東話。1948年，在遼沈戰(zhàn)役的塔山阻擊戰(zhàn)中，東北野戰(zhàn)軍俘獲國軍21師63團副團長高祿臻，高是廣東四會人，只會講粵語，以至于不得不由四縱政委莫文驊（廣西南寧人）親自用粵語審問。粵語的特殊性還在于，它發(fā)展出了強大的流行文化，以至于出現(xiàn)了一種特殊的現(xiàn)象，即1980年代后，廣東省內(nèi)原本不通粵語的地區(qū)開始兼用、改用粵語，所謂“全國推廣普通話，廣東推廣粵方言”（李孝聰《中國區(qū)域歷史地理》）。在像香港這樣的特殊區(qū)域，除了歷史上政治體制的因素外，也與自身認同綁定。如果說在其他不少地方，普通話被視為“不帶土氣”的范兒，具有某種凌駕于方言土語之上的優(yōu)越感，那么在香港卻有微妙的相反意味。如莫文蔚雖然是香港女，但走紅卻始于臺灣，因而被不少香港人視為“國語人”，而“只要一跟國語掛鉤，大家便會想到土氣”（林奕華《等待香港：永遠的香港人》）。

相比起來，普通話倒是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受到了普遍歡迎，它具有多重功能：彌合原本被方言所割裂的華人社群并打破方言壁壘、被視為一個未來的經(jīng)濟機會，有時還被視為對中國文化認同之舉。事實上，正是最后一個因素在此前阻礙著華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對待普通話（Constance Mary Turnbull《新加坡史》）。如果說一門語言同時兼有政治、社會、文化和經(jīng)濟上的多重功能，那么正是在海外的這些地方，最終人們發(fā)現(xiàn)倒是經(jīng)濟利益才最能持久地驅動人們學習普通話。在新加坡，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寶庫、華人身份的印記等說法，都不足以推動人們長期學習華文，因為英語對參與現(xiàn)代化和商貿(mào)活動更“有用”，事實上，1979年新加坡政府發(fā)起的推廣普通話運動，主要是得到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支持。最終，普通話越來越被視為能帶來商業(yè)機會的語言。

如今，你幾乎時不時看到有關外國人學習漢語普通話的相關報道，一些人甚至熱情地預測這門古老的語言可能撼動英語的國際共通語地位。也有人，如劉慈欣在科幻小說《三體》里預想的那樣，認為普通話將和英語融合為一門強大的世界語言。且不論這一前景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么多人來學習普通話，并不是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多了，而僅僅是由于一個簡單的原因，那就是掌握這門語言意味著通向某個未來的機會。一如戰(zhàn)略學者喬根·蘭德斯在《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所主張的，要贏得未來的關鍵之一是，鼓勵你的孩子學普通話，不要怕它難學，“正是因為普通話非常難學，因此少數(shù)會說普通話的人，就占據(jù)了極大的優(yōu)勢”。

這應該被看作是一百多年前那些憂國憂民的烏托邦改革者們的勝利還是挫敗？確如他們所料，普通話凝聚了中國人的力量，創(chuàng)造出了新國民，也掙脫了傳統(tǒng)的束縛，使這一語言不再指向過往的經(jīng)典，而開始象征著未來與機會；另一方面，他們想著要簡化它的文字系統(tǒng)與表達習慣，然而計算機文字處理系統(tǒng)的發(fā)明和對外漢語傳播表明，教育的普及會解決大部分問題，而且，當它意味著更多機遇時，無論多困難都不會阻擋人們學習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