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國家，是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對悖論式的主題，其在20世紀演成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兩股思潮的頡頏激蕩。在走向現代的百年中國，自由與國家的變奏，亦成為中國政治思想演進的一大特征。

自由是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的核心價值。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個體主義，構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即嚴復所謂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在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亦為政治哲學的中心主題和意識形態沖突的焦點。自由主義以個人自由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原則，柏克式的保守主義旨在守望英倫古老的自由傳統，黑格爾國家主義以國家為自由精神的代表，無政府主義崇尚個人絕對自由的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則以“自由人聯合體”為人類解放的終極理想。自由的多歧性，表征著現代意識形態深刻的價值沖突。

國家作為一種擁有主權的國民的政治共同體，在理論上屬于現代的政治概念，它是博丹、霍布斯和黑格爾等人著作中的主題。在現代政治思想中，國家作為一個與自由相對的理念，在德國的后發展政治理論（如黑格爾政治學說）中占據了核心的位置，正如自由在西歐政治理論中所處的地位。由此，自由與國家的對立消長，構成了價值各異的現代意識形態。各種意識形態有著不同的國家觀，如自由主義的工具主義國家觀、國家主義的國家有機體論和國家至上論、無政府主義取消國家的絕對自由理想以及馬克思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終極理想的國家消亡論。

在現代意識形態中，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皆為現代歷史進程的產物。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將民族主義歸結為走向現代的道路，并概括了英美個體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與德俄集體主義的族裔民族主義兩種對立的民族主義類型。英格蘭式個體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和普魯士式集體主義的族裔民族主義，表征著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深刻沖突，以及現代化之強社會模式與強國家模式的不同進路。

自由主義作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哲學，代表了英美自下而上的演化型現代化模式。洛克與斯密之古典自由主義是對英國憲政轉型、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理論總結，其自由主義邏輯是英國社會歷史演化的產物。英國的自由傳統源遠流長，早在13世紀已形成了個人主義之社會秩序。由英裔移民組成的美國，更是一個“天然自由”的國度，沃勒斯坦以昨天的“自由”、今天的“繁榮”和明天的“平等”概括美國社會發展之邏輯。“自由”可謂盎格魯–撒克遜現代文明的基礎。

然而在德國的后發展歷史語境中，自由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在19世紀，外寇憑陵、分崩離析和積貧積弱的德國，外交危機遠甚于內政危機。由于資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的孱弱，德國內部政治革命的壓力遠不及西歐工業化的經濟壓力。國家建構由此成為德國政治理論壓倒一切的中心議題，而國家學則成為一種與西歐啟蒙運動分庭抗禮的后發展政治理論。從費希特到黑格爾的德意志國家主義，代表了一種與啟蒙運動對立的迥異于自由主義的后發展政治理論。德國自上而下的國家主導型現代化道路，表征著一種發展型國家的濫觴。其強國家模式后來居上而由弱變強，迅速趕超英法諸強而崛起，但其終因犧牲自由的專制主義而走向毀滅。20世紀，蘇俄修改了馬克思之去國家化的共產主義，以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迅速推進工業化，成為另一種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西方政治哲學從自由主義到國家主義、共產主義之演變，伴隨著現代化模式從17和18世紀英美強社會型至19和20世紀德俄強國家型的遞嬗。

自由主義之源于基督教的消極國家觀，視政府為保障個人自由之“必要的惡”和“守夜人”。馬克思主義視國家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并以國家消亡而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為人類解放理想，亦屬另一種消極國家觀。而與啟蒙運動大異其趣的黑格爾國家主義則持一種積極國家觀，將國家歸為神圣的倫理精神的化身。以現代化之視域，自由主義之消極國家觀與強社會模式相配合，國家主義之積極國家觀則是強國家模式的理論。

關于政治發展問題，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指出：“政府的權力和效能，和公眾對政府影響的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政治發展指國家的發展和國家的民主化。” 國家發展與民主化，被歸為政治發展的兩大指標。

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遠古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指出，良好政治秩序必須具備三大關鍵要素：國家（the 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負責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在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政體中，這三種制度元素結合成穩定的平衡狀態。在福山看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11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宗教革命和17世紀英國的憲制改革，分別表征著強有力的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的興起。人類歷史上首度集三種政治秩序要素之大成的國家，是17世紀經歷內戰后的英國，其后是荷蘭、丹麥、瑞典等西北歐國家。中國雖然早在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已確立現代國家的形態，中國的政治秩序擁有源遠流長的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傳統，但其仍缺乏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中國政治由于國家這一支點發展得過于早熟，以至于法治和民主兩個支點無法正常成長。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既在于東亞農業帝國匱缺自由成長的社會歷史條件，又在于自由主義之西方式的消極國家觀難以因應后發展語境的中國問題。而國家主義對中國歷久不衰的誘惑力，則來自中國問題與后發展之德國問題的歷史親和性。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使其消極國家觀（階級統治工具、工人無祖國、國家消亡論）在中國轉變為一種積極國家觀（反帝國主義、國家工業化、國有制計劃經濟），從而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政治理論。

如果說英國現代化是一個“自由社會”的演化過程，那么后發展的德國現代化則毋寧是一個“發展型國家”的建構過程。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效仿英倫的現代化運動陷入三重困境：一、中華帝國與英美海洋文明之間的巨大歷史鴻溝，使中國從強國家模式到強社會模式的現代轉型殊為艱難；二、晚清內憂外患的危機導致了古老的中央集權帝國的衰落，辛亥革命后分崩離析的北洋亂局，更凸顯了國家秩序重建的歷史課題；三、匱缺自由和市民社會傳統的后帝制中國，不能不賦予危機中的國家以抵御外侮與推動工業化的雙重使命，此即中國社會轉型之路徑依賴。

中國問題的兩難在于：“自由”為現代文明之基礎，但盎格魯模式卻可欲而難求，中華帝國的歷史傳統最匱缺實現自由之條件；另一方面，普魯士模式的威權“國家”雖因其后發優勢而與中國復興之路徑需要相契，但卻蘊含著反自由的專制主義的巨大危險。此即中國問題最深刻之吊詭。這一“自由”與“國家”的悖論，自始貫穿于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之中，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知識分子之兩大吊詭的思想主題。這不僅表現為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國家主義等思潮的頡頏消長，而且表現為各派知識分子徘徊于“自由”與“國家”之間的左支右絀。對“自由”與“國家”的不同選擇，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思想之復雜光譜。

自由與國家的兩難，源于非歐民族后發展政治之政治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悖論。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指出：“坦率地說，在工業化的競賽中，公民社會的價值何在？由于德國人創立國家學（與‘政治學’相對）領域并不是為了解決工業化時代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問題，而是要解決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問題，或者更重要的是解決趕超英國的問題，簡言之，這就是后發展的政治理論，將困擾早期工業化國家的人民意志、民主代議制、公與私或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問題拖延到了遙遠的未來。”

如果說自由是啟蒙時代西方政治學的核心主題，那么，德國人創立的國家學則以國家建構為要旨。政治學與國家學的分歧，不僅表征著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與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沖突，而且凸顯了現代化之盎格魯模式與普魯士模式的對立，以及后發展政治的深刻困境。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將歐洲現代革命歸結為法國政治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聯袂的“雙元革命”。在現代早期，英法面對來自市民社會的主要政治壓力和經濟挑戰，是自由問題。自由在洛克、斯密和盧梭等人的思想中無不居于中心位置。而在19世紀，分崩離析和積貧積弱的德國面對的則首要是工業英法的經濟軍事壓力，富強問題壓倒一切，且幼稚的資產階級無力擔當政治革命。此即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與后發展政治的國家主義的不同歷史語境。富強、工業化和趕超西方，不獨為德國問題，亦為一切后發展國家的中心問題。如果說經歷“雙元革命”的英國列車一并配備了引擎和制動（國家發展和民主化），那么，后來的德國列車則只以引擎問題（國家發展）為當務之急。而當獲得國家之強大引擎的德國列車汲汲于趕超英國時，其拖延自由的制動失靈則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此即普魯士模式的后發展陷阱。德國和俄、意、日等國的現代化歷程，無不經歷了這一后發展困境。

在中西文明激蕩的百年中國，自由與國家的變奏，成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結構的一個主要特征。中國現代化進程，亦深受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兩股思潮的影響。“自由”與“國家”是百年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張力的一對主題，它們每每困擾著晚清以來各派思想家和知識分子，使其面對中國現代化問題之理論思考與路徑選擇，不免陷于左支右絀的困境。迄于當今轉型社會，此思想難題仍深刻地困擾著國人。近30多年來，中國隨著經濟騰飛而大國崛起，但高速發展亦凸顯了國家富強與公民幸福、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失衡。20世紀90年代以來，思想界之市民社會與國家能力問題的討論、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新國家主義的興起以及新世紀經濟領域“國進民退”的爭論，其要害無不在自由與國家問題。因而，總結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自由”與“國家”學說及其價值沖突，對于推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總結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具有頗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90年代以來，學術界關于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于德國一脈的中國國家主義思潮則關注不夠，迄今缺乏系統的研究成果。關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研究亦頗為冷寂，而缺乏理論新意。關于自由與國家之理論，學術界多限于思想家和單一思潮的個案研究，而缺乏關于現代中國諸思潮之自由理論與國家學說及其價值沖突之綜合的整體研究。本書旨在圍繞“自由”與“國家”兩大母題之悖論，探究維新派、革命派、自由主義、國家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價值沖突與兩難困境。此一政治思想史與現代化進程視界融合之問題取向的思想史研究，是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項新的理論探索。

本書屬于問題取向的思想史研究，旨在圍繞“自由”與“國家”這對悖論式的政治主題，分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各派政治思潮因應中國問題之價值取向的兩難困境，揭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獨特邏輯結構，進而總結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的理論遺產。

【《自由與國家：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高力克著，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6年7月出版。本文系該書導言，澎湃新聞獲出版社授權刊發。】